【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4日讯】第一部分：写于中国

第一章

沈天心不会忘记布鞋掉地时那笃的一声，这一声就象在他心上猛地叩击了一下，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惊恐，并为此感到羞耻。

事情并不完全出乎意外，应该说他对这一天的到来是具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吴戚反革命集团的两个为首者吴府城和戚兵都是他的莫逆之交，列为集团骨干成员的肖崇文是他多年的文友，再加上其他几个相知不深者，他的牵连不小。一个多月来，对吴戚反革命集团的揭批和揪斗一浪高过一浪，在小小的关城业已形成势不可挡的狂潮，据说被揪出的集团成员已超过一百人。天心所在卫东街道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康小民，半个月前就私下对天心说：“你要当心，有牵连的人越挖越多了。”天心被居民会推荐到街道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帮忙后，与康小民天天在一起，康小民知道他与吴府城、戚兵、肖崇文都有交往，尽管并不清楚底细。那天，天心坦诚对康小民说：“我是有可能被牵连进去。小民，我们是朋友，我现在就跟你说清楚，假如我一旦被揪出，你就不留情面地搞我好了，不要有任何顾虑。这样反而倒好。”“我有数，有数。”小民接连点头说。沈天心对自己有可能被揪确实没有抱侥幸的幻想，可是，当预料中的事真的发生时，他在刹那间还是不自禁地表现出了惊恐。

事情是这样的：68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天心看了一阵书后，正躺在自己小厢房床上闭闭眼睛，这时，郑家三表弟虎虎不声不响进来了。虎虎不常来，天心赶快翻身起来，和他打招呼，一边伸手去拿床边地下的布鞋。虎虎倚在床前窗下的旧书桌边，随手翻了翻桌上的一本书，默然了一会，正当天心将布鞋往脚上套时，他轻声地却又非常清晰地说：“你已经被点名了。”天心口里发出“呵，”的一声，同时，手里那只鞋“笃”地一下掉落到地板上。天心立即意识到表弟已经察觉到自己的惊慌了。虎虎又说：“你还不知道吧。在电影院宣传栏里。我特地来告诉你一声。”他不待天心答话，就直起身来离开了房间。

天心心里有点懊恼。他想，表弟是从布鞋突然落地的声音听出了他的畏怯才走的。

应该镇定！

天心先到电影院。当时，整个关城就只一座电影院，宣传栏设在正门外临大街通道两侧的墙上。在覆盖了大部分墙壁的黑板报上，写的全是对吴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声讨。天心很快看到了关于自己的那一段：骨干分子、反马克思主义者沈天心曾说：“资本论罗列的事实都正确，但所下结论是错误的。”

此话具有理论深度，它所带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罪名显得格外可怕。但对沈天心的揭发只有这么一句孤立的话，这个事实也包含着对他有利的重要信息。在已经历时一个多月，声势浩大的深挖吴戚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吴府城、戚兵和肖崇文三人都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揭发。沈天心平静地回忆了一下，他想起一、二年前自己确实在肖崇文家说过上述那句话。当时，在肖崇文那间摆满了书的小房间里，除肖之外还有另一个男青年，是沈天心从未谋过面的，揭发者肯定就是此人。只要这一揭发是孤立的，他就有辩解的余地，他有理由对这种可能抱有希望，因为事实表明，肖崇文并没有参与对他的揭发，尽管他早已被揪。

“单独接触”应该成为一条始终恪守不渝的原则，这些年来，天心是很注意这一点的，在三人以上场合，他基本上不会随便发表政治性言论。但只要有过，那就会出问题，所幸这样的错误他犯得不多。

他回到家里，晚饭后就躺在床上。他是镇定的，他在默默等待即将来临的考验。天刚完全黑下来，康小民匆匆进来了。“嗯，出事了。你知道了吗？”他轻声问，但语调并不显得很紧张。

“我已经去电影院看过了。”沈天心下床说。

“问题不小呢。”康小民仍然轻轻地说。

沈天心把情况大致给他说了说，尔后说：“看来还不要紧，我能对付过去。你不要顾虑我，马上对我采取行动好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先来告诉你一声。我特为等天黑了才来，不让别人看见。你放心，我会尽力保护你的，你自己有数，自己有数。”

第二天早上，天心照常去上班。一出家门，就看见四周的墙上用墨汁刷着许多幅这样的大字标语，给人以怪异凶险之感：

“揪出吴戚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沈天心！”

“沈天心反马克思主义罪该万死！”

“沈天心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沈天心！”

康小民比沈天心小两岁，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卫东街道民办小学做体育老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是最早投入运动的单位，卫东街道民办小学是卫东街道唯一一所归街道管的小学，小学生年龄太小，没有能力组织红卫兵，年轻教师就成了造反派的主体。康小民具有一定的组织和活动能力，而且有心跳出街道民办小学，另谋新的出路，不久就在街道造反派内脱颖而出，成了全卫东街道统一的造反派组织卫东街道联指的头头。沈天心那年已经27岁，他59年高中毕业，由于左腿残疾，考取大学后体格复查不合格被退学回家。他曾在关城师专刻过一年蜡纸，此后即遭精简（这是国家在大跃进后经济困难时期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在家没有工作的七、八年里，他一直在进行文学和外语方面的自学。沈天心所受的教育，在当时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身体残疾，学校里的许多集体活动无法参加，大跃进时，其他同学都在大炼钢铁，在校农场进行农业劳动，他却能够游离于外。他生性不喜欢受约束，对学校里所行的那一套毫无兴趣，从来不想靠拢什么进步的学生组织，也从来不想拿出什么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积极，而学校也无法对他有所要求，他成了共产党正统教育圈里的一个例外。从初中起，当同学们在从事一切课堂外活动的时候，他就钻到图书馆里去看自己喜爱的书，他甚至与图书馆管理人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关系，可以任意进入书库，在书海中载沉载浮。起先，他喜欢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诸大家，对鼓吹个性解放、崇尚民主、要求自由，表现真实人性，大胆抒写个人喜怒哀乐，以及具有高雅审美情趣的新文学作品情有独钟，继而，对外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有力的个人精神、对真理和正义的深沉挚爱、对邪恶和非人道的社会黑暗面的嫉恶如仇、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顶礼膜拜、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光辉理想的殉道式的献身精神心向神往。离开学校之后，他自身所处的无望之境促使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进行认真的思索，他觉得，毛泽东在中国所行的一切，不要说与世界文化精英们的社会理想背道而驰，而且与二十世纪以来不断投身中国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相去已越来越远。从苏联揭露出来的情况看，沈天心觉得，毛泽东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他的反面。对天心来说，从毛泽东接连犯错误，到60年代初大大强化对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再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大危机，这里面有着明显的轨迹可循，是丝毫不难理解的。

作为一个不可能受那些肤浅可笑的伪理论欺骗，具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又富于血气和个性的青年知识分子，沈天心所抱有的思想，对于现实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超越跨度，因而是他周围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不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社会动乱在沈天心眼里还并不是真正的乱，他所期盼的局面还远远没有到来，他自己还根本不想有所动作。天心外表斯文，对人谦和，没有工作在家，对为居民会尽义务的事一向有求必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种事情就更多了，居民会要他带领以家庭妇女为主的居民群众进行政治学习、给她们读文件、读两报一刊社论、读老三篇、用红漆在墙上写毛主席语录，在她们眼中，沈天心一贯是个可亲可近，思想好，文化程度又高的人。所以，当街道联指头头康小民要她们推荐能够到联指帮助他工作的人选时，居民会老主任胡大姨就毫不犹豫将天心推了上去。

其实，康小民在向街道总指（关城五个街道造反派组织的总指挥部）反映自己缺乏文化程度较高的助手时，总指一把手吴府城就向他提到过沈天心，说他如何有文才，人又如何好，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云云。康小民做事很稳妥，他并不直接去找沈天心，而是拐了个弯，要居民会向他推荐。康小民一点不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出格的一套，他只想树立一个有能力的正派造反派头头的形象，为自己今后站住脚打下基础。沈天心则从自己的所求出发，答应进入联指帮助康小民工作，他眼下唯一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可以糊口的起码工作，进入街道联指至少可以为此创造一点条件。他与康小民配合得很好，实际上是以造反派的名义做着恢复原有秩序的工作。他们早早解放了卫东街道原党支部书记张平，张为人公正，待人诚恳，行事有主见，有人情味，是一个受到群众尊重的共产党基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被进城寻求报复的下乡青年一脚踢中睾丸，从此需在腰间绑上一个非常宽阔的皮托才能直起腰来。关城的造反派在定鼎之前，曾与保守派在关城电厂进行过一次激烈的武斗（但与外地那些动枪动炮的武斗相比，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卫东街道有个居民会干部是铁杆老保，也去参加了保守派保卫电厂的战斗，结果被铁棍打得头破血流。她被押到街道联指时，康小民和沈天心看到她那张肿得眼睛都无法睁开的血迹斑斑的脸，就马上斥退跟在她后面，仍然对她骂骂咧咧的大群愤怒的造反派小青年，让她一个人在办公室歇口气，然后叫人护送她回家。当天康小民和沈天心即去张平家，康小民问张，街道里有人在电厂被打的事他知道不知道，张平当时还没有解放，对联指头头登门拜访的意图有点拿不准，所以一开始也装出对受害人不是同情而是愤怒的神情，“这家伙……”他正想这样说下去。

沈天心不待他把话说完就痛楚地说：“她伤得很厉害，我们都不忍心看了。唉，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何必去参加这种事，吃这种苦呢。”

这样一来，谈话就改变了方向。张平和康小民、沈天心两人也就很快形成了一种新的默契。

张平解放后，康小民和沈天心接着就安排召开了一次全街道居民会干部大会，沈天心写了一份致全体居民干部的公开信，对他们加以肯定和抚慰，并要求大家继续搞好居民会的各项工作，刚得到解放的张平也在会上讲了话。后来张平对康小民说，如果一个领导干部 有沈天心那样的人做秘书，那他的工作就会非常轻松，连脑子都用不到动了。康小民将此话告诉沈天心时，他一笑置之，这种夸奖是不会使他动心的。

68年6月，沈天心被安排到卫东街道车木组任会计，每月工资35元，那时候35元工资已不算低，初进国营单位的人大致也只有这点工资，显然那是康小民和张平对沈天心的一种优待，康小民自己的工资那时也只有35元，可他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车木组原是一个老车木匠所办的单干作坊，因为他想取得集体名义，谋求业务发展，就通过街道招收了一名熟练工和两名徒工，建立了卫东街道车木组，街道因此给他配备了会计。那是个生产方式十分原始的破作坊，一间临街的低矮小棚屋作门市部，再加上一个不大的工场间。车床是用木头打的架子，只有转轴和车头上的顶针是铁的，生产者一边用脚踩动车架下面的踏板提供动力，一边手上不时调换使用几种形状不同的车刀来对转动着的木料进行加工。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述过老包尔康斯基公爵在家里干车木活的情景，大陆老翻译家草婴先生将他所用的车刀误译为凿子，那显然是老先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看见过这种车木生产所致。可以肯定，卫东街道车木组里所使用的车木车床，绝不会比老包尔康斯基公爵在两百多年前所用的车床好。

天心进车木组不到一个月，关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最大战役–揭批吴戚反革命集团–就打响了。

天心在车木店小棚屋四周墙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标语。但是组里的工人见了他都好象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只是大家没跟他搭话，也不朝他看而已。当然他们心里都在等着瞧事态的进展，那是没有敌意却有着无形紧张的等待。不一会，街道联指的一个小青年就来通知他，中午12点准时到街道报到。

沈天心中午12点到街道，联指两个小青年已在等他。他们都是天心熟识的，见到他都没有摆出面对现行反革命所应有凶相，只是脸上显得有点不自然，而且没说什么多余的话。两人中的一个将一块纸板做的大牌子递给天心，上面写的当然是他的现行反革命头衔和大名，牌子上端穿着绳子，那是用来将牌子挂在脖子上的。沈天心接过牌子拿在手里，并不主动往脖子上套，那两个小青年也没有强迫他挂好牌子，而只是说：“走吧，去电影院。”

沈天心就这样手里提着牌子走上了街，两个小青年远远地跟在他后面。那实在不象是被押着去接受批斗，他甚至没有引起街上行人的过多注意。假如沈天心是学校或其它正规单位的人，那就绝对没这么好了。他只是一个刚进街道民办小单位工作的残疾青年，在那个街道里他没有敌人，而且还有人想要在暗中保护他。

一上大街，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杀气腾腾的大幅标语满街都是，呈现出即将召开全城大型批斗会的逼人气势。天心走到城中大桥，看到用石灰水刷在桥面正中水泥地上的字比桌子还要大，其词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府城，沈天心！”过桥后的城中大马路地面上，也刷着同样大的标语。他知道自己是最新被揪出的吴戚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今天是他第一次被揪斗，这或许就是特为给他准备下的杀威棒吧。不过，这景象在他心里激起的感觉却与恐慌大不一样。他心里非常清楚，吴府城这个名字，眼下在关城老百姓心目中的分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他本人所具有的真正分量了。专制政权对政治异已分子所进行的公开迫害通常会起这种作用。自己的名字以这种方式和吴府城连在一起，那绝不祗是一种耻辱。沈天心觉得自己的脚步仍然是坚定的，他甚至已经忘记自己是柱着一根拐的。

时间还早，电影院里人还不多。沈天心被领到电影院主体建筑边那一排原来作为观众候映室和小卖部的平房前。正中那间候映室里只有两、三个戴着工人纠察队红袖标的人在走动着，原来的一排排长椅大多已经搬空。沈天心万万没有想到，他一踏进门，就看到了已经坐在一侧墙边的吴府城。吴府城那张颧骨突出苍白消瘦的脸上，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与自己迎着他看的眼睛相接了！沈天心坦然地看着他，而且有意识地现出格外从容的神情，手里提着那块牌子，朝与他相对的那一侧墙边一张长条凳走去。他们就这样相距约摸五、六公尺面对面坐着，相互看着对方。不到一分钟，在场的工纠队员发现他们在对视，就过来叫他们俩都反转过身去，面壁而坐。

沈天心此时心里充满了庆幸和喜悦，他没有想到能够在这一场

合与吴府城相见，而且以这样的方式给了他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他唯有一点懮虑：刚才所给的信息是否已经足够？

吴府城比沈天心长9岁，由于家境贫寒，没有上高中就参加了工作。他天资聪颖，性喜文学，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坚持自学，对中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广有涉猎。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诸多名篇佳什能倒背如流，他文笔老练遒劲，50年代早期就发表过小说作品。他好与友人纵论天下事，57年反右运动时因此罹祸，也属情理中事。丢掉工作之后，回关城老家与寡母相依为命，苦度光阴。他形销骨立，体弱多病，文不为用，力复不胜，谋生之难可以想见。他摆过修自行车摊，开过租借图书的小店，后来进反帝街道（与卫东街道一样，这种街道名称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改名风的产物）纸袋厂，做终日用浆糊糊纸袋的民办手工业工人。不过，要叫他那种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但自视颇高的受压抑知识分子完全向现实屈服也非易事。在一个无知和迷信盛行，当权者又蓄意推行愚民政策的国度里，那种人倒反而具备了成为政治先觉的条件。在中国，那些曾在六十年代做过红卫兵，但到九十年代却成了力主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界凤毛麟角，大多都经历过一段对毛泽东的狂热妄信期。但象吴府城那样的人，他们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对毛泽东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对他，他们从来没有妄信。吴府城的婚姻也是颇为酸楚的经历，他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才结婚（大约是64年他33岁时），妻子比他年长11岁，因前夫去世而改嫁给他。好在那女人年轻时十分美貌，在关城有棕棚西施（娘家解放前开棕棚店）之称，与吴结婚时，尚风韵犹存，不久生了一子，此时才3岁。尽管生活如此不如意，但在精神世界里却始终屹立着另一个吴府城，一个具有自己的识见与判断力、自己的政治理想、自己的人格与道义追求，绝非似现实中那样卑微的吴府城。他在关城是拥有很多朋友的，与相知较深的二、三文友相聚一室之内，话题仍将是国事、天下事，猥琐微末的家事至少在朋友之间是不占位置的。沈天心与吴府城有交往，而且交情不浅，这本来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关城是个弹丸之地的小地方，既然同属埋没于民间的有胆识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有机会走到一起。沈天心和吴府城第一次见面还是在他开租书屋的时候，吴府城将自己的书屋取名为“三味书屋”，沈天心为此给他写了一首七绝，末两句云：“缘何书屋名三味，肯与前人步后尘？”吴府城见之甚喜，当场作诗相和，两人遂成莫逆。其实沈天心的诗不可深究，鲁迅先生的后尘不是那么好步的！后来，他就和吴设想过，如果鲁迅先生活到49年之后，他会屈服于现政权吗？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两人唯一服膺的便是鲁迅先生，尽管在毛泽东那里，鲁迅先生一直享有至尊的地位。就个性而言，天心比较内向，也太执著，太认真，真正愿意交的朋友不多，所以他和吴府城的交往始终是单独的，吴与其他朋友聚谈的场合他从未参与过。他与戚兵、肖崇文的过从也是分别单独进行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问题实际上只不过属于言论范畴，而且是私下之言。若说他们组成了一个以吴戚为首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反革命集团，那显然只能算作是无限上纲的构陷。不过天心心底里倒并不觉得自己被揪是一种使他感到委屈的冤枉，姑不论其他的“集团成员”如何（天心就知道其中不乏生性轻浮，平时喜欢夸夸其谈，到面临压力时，就立即吓得浑身瘫软，交待“问题”唯恐不及的毫无骨气之辈。潘某就是这样一个人，此人是天心的高中同学，58年学校搞安全运动，由于潘的出卖，致使另一个同学以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判刑十五年，其时只有18岁。这次潘某也被作为吴戚反革命集团成员揪出，此人如何表现不言而喻，但天心一向与他无交往，街上见面点点头而已），就他自己而言，头上被套上个“反”字，倒确是实至名归，无庸抱怨的。在吴府城参与造反成为街道总指第一把手之后，他们有次在公园树下石凳上单独交谈。他们谈到眼下正在共产党内进行的激烈权力斗争进一步酿成内战的可能性，谈到共产党地方政权的大大削弱，谈到局势如果一旦失控，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转而寻求苏联的支持，而在动乱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则势必会得到西方的支援，其中包括台湾和希望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的广大海外华人的力量。他们两人都认为应该为这种可能性作好准备，沈天心对吴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出击是一种非常好的准备，到时候他就会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吴说毛泽东利用造反派作为他进行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而象他那样的造反派就利用他所提供的机会，为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而努力。从现在往回看，他们那时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和乐观，但就当时看，他们的谈话岂不俨然带有潜在政治家的口气吗？他们确实时刻在窥测形势，处心积虑想着一个“反”字。问题只是，沈天心认为根据他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他还有可能将这一切彻底隐藏起来，他可以不把自己毫无代价地交出去。

候映室开始一批批地进人，挂牌的，押送的，不一会便将前后几间屋子给挤满了，人头攒动，人声嘈杂，简直成了马蜂窝。此次被斗的集团成员有几十个，有的不卑不亢，神情漠然；有的脸色发白，弯曲著身子，低垂着头。他们进屋后就被推到墙边朝墙站着。沈天心看见戚兵在两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解下进来了（他与吴府城两人已正式逮捕），工纠队员让他们穿过人群，打侧门向隔壁那间屋走去，他双手戴着手铐，反背在身后。戚兵个子很高，非常显眼，但他神态还可以，头并没有往下垂，神情也并不局促。半个月前有天开批斗会，也是中午时分，沈天心上班走过原县府门口，正好看见戚被两名战士押着走出门来，关城县看守所就在县府里面。天心边往前走边转头朝他看，戚也看到他了，他们俩互相注视着，直到朝不同的方向拉开距离。那次天心也曾为给了他一个明确信息而高兴。戚兵常来天心家，天心有时也去他家，戚每次与天心见面即显披肝沥胆之状，透发出一股豪情。戚兵曾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他的原名戚彬就是那时改为戚兵的，（后因考大学时伪造部队证明，不仅被录取的大学除名，而且也失去了军籍），加上他爱好文学，军人的豪爽热烈与文学青年的理想风采集于他一身，能迅即给初交者形成强有力的个性冲击。但他的文学功底难望吴府城之项背，性喜张扬，实际上却志大才疏，虚有其表。在底层知识分子圈子之外，天心还有一位比他年长的同姓知交，由于他做技术工作，天心一贯称他为沈师傅。有次沈师傅对他说：“听说你认识的那个戚兵口才很好，活动能量也很大。”天心说：“假如你想看看，我可以约个时间叫他来我家。我不会向他讲明，你只要稍后装作偶然来玩就行了。”那天戚兵和天心谈了一会，沈师傅就来了。天心给他们作了介绍后，就找个借口出去了，把他们俩留在房里。他在外面兜了一圈回来，只听见戚兵在激昂地侃侃而谈。沈师傅见天心回来，就笑着起身告辞。天心送沈后回来对戚说：“在生人面前，千万不要这么直率。”几天后天心去沈师傅家，沈师傅马上对他说：“戚兵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天心说：“太露。”沈师傅说：“对，这种人搞政治活动，非失败不可。”天心后来知道，吴戚反革命集团这件事完全是戚一手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苦闷彷徨的年轻知识女性同样很多，戚身边就有两个，一个是颇具音乐天赋，有关城金嗓子之称的中学音乐教师；另一个是师范毕业，爱好文学，且堪称佳丽的乡村小学教师。戚兵用自己火一般的热情和种种富于挑战性的思想，煽起了她们轻信的痴情。戚的妻子文化程度很低，是他失意进厂做工人后，在同厂女工中找的，他又以与妻子无共同语言的精神痛苦来猎取她们的芳心。戚兵这样的彪形汉子，性能力是肯定过剩的，那两位本已被毫无意义和希望的现实生活煎熬得痛苦不堪的女性小知识分子，又成了戚的强大性攻势的牺牲。她们俩彼此也是认识的，只是起先并不知道各自与戚的真实关系而已。有一天，上深夜班的妻子因肚子突然作痛提前回家，此时，戚正和那位中学音乐教师在床上相拥在一起。老式木结构小楼房的楼上房间只有一扇门，除了跳窗之外无它路可遁，戚的妻子算是捉奸捉到双了。于是，轰然大爆炸，妻子以中国普通女工大吵大闹的方式，将此事捅到了单位和居民会。最可怕的还是那位漂亮的小学教师得知此事后的强烈反应，对她而言，那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天真而又虚幻的爱情蜃楼顷刻间訇然倒塌，无情的丑恶事实使她无可挽回地直落进比原有的黑暗更加黑暗百倍的万丈深渊。她给那位中学音乐教师寄出一封痛彻心脾的告实信之后，就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决心一死了之。那位女中学教师看了此信后的悲愤，当然跟写信人同样强烈，不过她要比写信人坚强。当听说写信人被抢救脱险后，她就直接去写信人家。她们俩在一起呆了三、四天，直到把戚兵的反革命真面目彻底勾勒清楚，并隐隐圈点出戚的一批同伙，共同走上检举揭发之途为止。有了这么一个大窟窿，冲坍大堤就变成一件并不困难的事了。沈天心对此无话可说，但就他本人与戚的关系而言，护住一方堤岸是完全可能的。他相信戚没有必要把他给端出来，况且他已经给了戚信息：对他，戚可以放心。

已经稍为安静下来的候映室忽然又骚动起来，沈天心转头一看，只见进来两名荷枪的解放军战士，朝吴府城走去。他们招呼吴站起来，吴半朝天心那侧站着，一个战士给他打开手铐。这时房间里所有工纠队员的眼光都集中在吴身上。吴府城是个瘦高个子，沈天心坐在那里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高出于许多头颅的他的脸，吴微微朝天心转过头来，那双因消瘦而显得更大的眼睛直楞楞瞪着他。天心正想找机会给他一个更加明确的信息，一看到他朝自己看，就毫不犹豫地向吴摇了摇头，吴一看到，立即将头转了过去。天心此时的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他重新转过身来面壁而坐，闭上眼睛，完全沉浸在这一奇迹般的成功所激起的无比满足的感觉之中，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卸除手铐后，两名战士押着吴向候映室外走去，批斗大会即将开始，他们先送吴去上厕所，为赴会作准备。巨大的电影放映厅里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台上耀眼的灯光已经打亮，工纠队员们正在忙碌，当大会主持者和其他头面人物上台就座时，在台上一个站在扩音器前的人的领喊下，全场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打倒吴府城！”、“彻底粉碎吴戚反革命集团！”、“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反革命分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次次放下又高举起来的手臂，使整个场子成了一片巨浪掀腾的海洋。当主持人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并大吼“将罪犯押上台来！”之时，早就作好准备的解放军战士和工纠队员们就架着戴手铐的吴府城和戚兵，以及几十个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人从大厅侧门跑了进来。口号声震耳欲聋，气氛之紧张，声势之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沈天心是柱着拐的，想来也是被身后两个气势汹汹的工纠队员推着跑进来的吧，但是，他自己好象几乎没有感觉到被人推着跑的困难，直到在台上站好，他也没有感受到来自整个会场的压力，此起彼伏、雷霆万钧的口号声他好象全然没有听见。这可并不是灵魂被吓出了窍，他心里非常清醒，在这个大会上自己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仔细听清楚大会发言者对他会揭发出什么东西来。他必须掌握这方面的信息，只有以确实的信息为依据，他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决定自己的应付策略。大会结束时，他仍然感到很满意，对他的揭发除了那句反马克思主义的话之外，只有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时被抄去的一小本他写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日记，里面有几句抱怨肚子吃不饱，为居民会做义务工作只是出于无奈之类的话。至于受到吴府城的器重，是他眼里的红人这样的话，也并无多大事实根据，因为他毕竟从未一个人去街道总指找过吴府城，更不要说追随他了。沈天心认为，他原来的判断基本上没有错，他可以把问题限死在一个极低的层次上。

批斗会回来的当天，街道宣布已批准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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