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2日讯】作者：吴科达，1970年3月生，历史学博士，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讲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逐渐兴起并席卷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的杰出贡献，就在于其构建了一个“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型，在理论上较为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经历工业革命前后的深刻演化与变革，在实践上为欠发达国家实行现代化提供了某种理论指导。[注1] 作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即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标准问题。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许多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特别是早期的学者）来说，现代化常常等同于工业化。
马里昂•列维就说，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是指这个社会的成员使用非生命能源和（或者）使用工具使他们的努力能产生更大的效果”。[注2] 并用这两项衡量工业化的技术指标来区分“相对现代的社会”和“相对传统的社会”。威尔伯特•莫尔则坦率地认为，现代化在绝大多数方面可以等同于工业化，然后再以工业化的前提、伴随状态、组成部分和后果来讨论现代化。[注3] 显然，这种以少数几个关键因素或指标作为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标准，具有十分明晰的确定性，但是把现代化仅仅等同于这样一两个指标，反而又使得现代化同义于“工业化”等概念而成为累赘。
随着“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型应用于各个研究领域，学者们从各自的领域内提出了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标准。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人均产值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很高；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快，即产出高于对每个单位的所有投入的比例；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快，其包括从农业到非农业、工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个体企业到非个体经营组织的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以及消费结构、国内供应和国外供应所占比例等等方面的变化；包括诸如城市化、世俗化在内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的变化迅速；利用技术力量的增强；经济增长的传播。[注4]
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认为，“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注5] 社会学家斯梅尔塞以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和功能的成熟性来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指出现代化表现为五个方面的根本变化：政治领域中，简单的村社权威系统让位于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和科层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教育领域中，则是文盲的减少和经济生产技能的增强；宗教领域中，世俗化的信仰体系代替了传统的宗教；家庭领域里，扩展型的亲缘单位转向了核心型的亲缘单位；社会阶层的分化上，地理和社会的流动失去固定的、裙带关系的等级约束。[注6]
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则认为，一个社会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首先要实现从传统人到为现代人的转变。并且详细地描述了现代人的九个特征：（1）有接受经验的能力，对革新与变化没有先入之见；（2）在意向上不仅对其直接环境中产生的大量问题而且对外部产生的大量问题形成并持有自己的观点；（3）面向目前和未来，而不是迷恋过去；（4）把计划和组织信念视为处理生活的方式；（5）为促进个人目的和目标的实现而掌握环境，而不是完全为环境的需要所操纵；（6）相信世界是可以依赖的，相信可以依靠别人和别的机构来履行或完成义务和职责；（7）懂得别人的尊严，愿意尊重他们；（8）相信科学与技术；（9）相信分配公正，相信根据社会贡献而不是根据某人与这种贡献无关的奇思妙想或特殊性质以获得报酬。[注7]
毫无疑问，上述罗列的各种标准清楚地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理论家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即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其“包含着人类组织社会所使用的一切系统——包括政治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知识系统、宗教系统和心理系统——的转变”。[注8] 他们所提出的各种标准也无非是想更为细致与深刻地描绘出现代化这一历史巨变的全貌，构建一个更为完善和准确的分析框架。然而与他们的愿望相反，这种复杂的系统化标准却让人们在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问题上更为困难。
对此，迪恩•C•蒂普斯教授曾作了深刻的剖析：“在任何概念或一系列概念的定义中，一直存在着比较性的逻辑要求和诠释性的逻辑要求之间的矛盾。前者力图引向越来越多的普遍性，以便将概念的应用性范围扩大到尽可能多的情况下，后者的方向则相反，力图越来越增加定义的独特性，以加强其辨别力量。……现代化理论家选择了前一种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然而他们竭力想在描述中达到包罗一切时，却依赖两种极为含糊的现代化概念。现代化理论家不是去说明这个词在适当应用时必须具备的最低条件，而是试图把它包含在实际上从十七世纪以来的每一个‘进步的’社会变化的概念中。
此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现代化所下定义是那么无边无际，以致这个定义几乎不可能准确地鉴定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一系列现象。”[注9] 这也就是说，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标准似乎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对二者作了详细的比较，但是由于这些标准涉及各种复杂概念反而使得二者的区别更加模糊和难以把握。其次，在这一系列的标准中，有许多是没有提供质变临界点的量的指标，这样的标准根本就无法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充其量只能衡量传统社会或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们在归纳和设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标准上，一方面要既全面而又数量适中，另一方面则要使设定的每一条标准有个区分度的指标，使之能真正地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待续)
[注1] 此外，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理论在我国的引介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对于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的教条式理解，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注2]马里昂•列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纽约，1976年，第13页。
[注3]威尔伯特•莫尔：《社会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3年，第89—112页。
[注4]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的经济增长：发现和思考》，《美国经济评论》第63卷（1973年6月）。
[注5]撒母耳•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2页
[注6]斯梅尔塞：《社会变化过程》。
[注7]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增长的动力》，韦纳编，纽约，1966年，第138—152页。
[注8]阿尔朋：《民族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现代化革命》，《诺莫斯》，纽约，1966年第8期，第179页。
[注9]迪恩•C•蒂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比较现代化》，布来克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