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2日讯】布达佩斯街头卖字的大学教师

一九九零年的圣诞前夜，我在布达佩斯乘出租车回到位于步行街的旅馆。下车，天空阴霾，可心情不错。因为出租车司机原想宰我，我只对司机说了“北京——坦克，布达佩斯——坦克”四个单词，然后指指那滴溜溜转飞快的计程表，司机就笑了，同我握手，调整了计程表。我下车时反倒给了他足够的小费。

旅馆对面街道上围着一群匈牙利人，离开的都手拿一张墨汁淋漓的白纸。原来是一位中国人在卖字，把匈牙利人的洋名译成中文，再写上汉字“圣诞快乐”之类的吉祥语。我过去，默默地注视着这位流落异国他乡的同胞。他戴眼镜，斯文模样，蹲在地上写字，写一张，收五十福林（约合三十五美分），旁边一位与他年纪相仿也戴眼镜的清秀女子蹲在地上管收钱。在顾客稀落时，我作手势要来了眼镜手中的毛笔，在白纸上写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男眼镜看看身旁的女眼镜，女子微微摇头，眼镜拿回笔写道：素不相识，不敢打扰。我再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把字纸推向了女眼镜。女子看着我，感觉到我诚实而诚恳的目光，首先站了起来。眼镜即作豪爽状，收了摊。

我们在一餐馆落座，聊了起来，才知道他们是南开大学英文系的教师。我说到刚才坐出租车的事，他们笑了，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交换着对布达佩斯的感受，发现十分一致地对一张宣传画的惊喜和欣赏。那是地铁车厢里到处可见的类乎中国文革时期的张贴漫画：一把大扫帚，夸张的动态下三个小丑似的人物抱头鼠窜，这三个人是威震一时闻名天下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我们都说骤看到这张漫画时，真恍若有隔世之感。有了这相同的审美感，话就投机起来了。那时，匈牙利的葡萄酒对我们这些尚未脱土包子气的华人还是不习惯、不畅喉、不对胃，都说有点酸。话既投机，酒岂能少！征得男女眼镜的同意，上了一瓶威士忌。我频频劝酒，绝无灌醉他们之意，只是因为客流异国，难得遇上可以说说话的同胞，不愿放过一畅怀抱的机会罢了。没料想，中华文化力量的保守方面非常强大，那“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偏心”的闭关自守以压倒优势战胜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门户开放。尽管我几乎全盘托出，还是换不回男女眼镜的倾囊相授。我想，也许有我居强势，他们处弱势的缘故。

男女眼镜终于对为什么会来到匈牙利语焉不详，说起南开画画的范曾，则知道的，说恐怕也出来了，现在或在法国。我也终于不强人所难，酒在五六分的时候嘎然而止，请这两位流落异国他乡大街卖字的大学教师同胞到我的旅馆房间，把自己从大陆带来的很精致的一大摞乐清剪纸、京剧脸谱送给了他们，并告诉他们如何到匈牙利的几个旅游点以及捷克布拉格查理大桥上世界各地流浪艺人云集的地方做生意，收入可能比今天的练摊要高几十倍。

我料定这对眼镜男女是“六四”逃犯。我有点同病相怜。

布拉格纪事

虽然我有过国际偷渡的经历，但我一生最危险的旅程是从布达佩斯乘火车合法进入布拉格。 那时，中国大陆“六四”产生的最大国际效应“苏东坡”正在前苏联和东欧这块大地上演。专制转换民主的剧变使社会动荡不安。我却懵懵懂懂，不知前路潜伏的危险。

我乘的是夜车。还不懂休闲服而惯于西装革履上路的东方乡下人为火车各车厢里几乎空荡荡惊讶不已。一个房间四个铺位就我一个旅客，邻房也是一个人，一个肩背行囊独闯世界的日本小青年。一节车厢就我们两个东方人。在单调的火车匡荡声中我进入了梦乡。我感到有人推我，一惊，醒了过来，眼前站着日本人。从他恐慌的脸色、急促的语声、比划的动作，我明白遭窃了。我一把抓过睡前怕弄皱了脱下来挂在厢壁上的西服，一摸口袋，空空如也。我顺着日本人指的方向冲了出去。前面是四个不紧不慢走着的东欧人。我喊叫着“POLXIA（警察）”，想抓住他们。殿后的抢匪一身工装短打，冲我笑笑，掏出一把小手枪向我瞄了瞄。我一怔一停。幸亏这时抢匪已到了两车衔接处，救了我一命。抢匪从从容容地用铁丝把两车间的门把手缠上，用手枪再瞄瞄我，收起了枪，做了个“拜拜”的手势，潇洒地转身走了。我的西服口袋里有三千美元，我心疼。我终于找到了车上的警察，警察也终于明白了我找他是为什么。他耸耸肩，嘴里一声口哨，两手一摊，再手掌一扬——跑远了。我与警察鸡同鸭讲了半天。我和警察都火了，我火在骂警察和抢匪蛇鼠一窝，警察火在依稀明白了我的意思后，作势掏手铐要抓我。我被专制制度正在溃败国家的人民抢掠了，警察视而不见。我感叹于历史的吊诡，也许这就是现实必须付出的代价。我进入了美丽的山城布拉格，据说这是欧洲最美的首都城市。布拉格最美处在老城。老城的石板小路、鹅卵石小路，干净的可坐可躺，两旁的古旧建筑物让人想起小说里描写的中世纪情景。布拉格最令人难忘处在X 广场上一块墓碑前的鲜花。我几乎每天都路过这个广场，总是看到这块墓碑前有鲜花或有人献鲜花、点蜡烛、默哀致敬。我不解，又不懂捷克语，问了许多练摊的中国人，都说不知道。倒反是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的一位X秘在我不屈不挠的询问下不情不愿地告诉了我：六九年苏军坦克进入布拉格时一位自焚的大学生。这位X秘同胞在我去办其它事时接受过我的一点小小的进贡，因此他觉得不好太不理我。一年后，我到了西方国度，知道了我们自己挡坦克的英雄王维林。每当“六四”，在我们自己几乎把王维林遗忘的时刻，我总会想起捷克人民对自己的英雄——十九岁以自焚抗议侵略的大学生的纪念和爱戴。布拉格最激动人心的事是X大街上一辆作为艺术品装饰的坦克被油漆涂成粉红色，继而被起重机吊离基座。那天，我正好路过，人山人海。坦克的基座设计的很高，炮塔像利剑刺向布拉格远方明朗宁静的天空。不知是哪位遵命艺术家的作品，弄了辆真坦克上来。看来是官方的指令、支持、配合的结果。这种出卖灵魂的的知识分子到处都有。早些天我路过X大街时就看到黑乎乎的坦克被髹成粉红色，今天是要彻底清除它了。当起重机拉离这压在捷克人民心口上二十余年的铁血象征时，人们欢呼起来，排山倒海般的呼啸！时隔十年，我还记得那情景。千喜年的午夜，我携儿游马德里，人群的欢呼声使我想起了布拉格的那一幕，“人潮涌动黄肤后，雀跃欢呼碧眼先”脱口而出。无独有偶，去年，巴格达街头萨达姆铜像也被拉倒了。这种场景的重复会延续到专制制度在全世界消亡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们就毋须再流亡了。布拉格最让我惊奇的事是查理大学（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大学，历史则比北大早了六百年）的党委书记是…… 我到查理大学找留学生做翻译，遇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进修的人。聊天中她们告诉我：刚来时，我们要找这儿党组织建立关系，这是离国时国内党组织交代的任务。问校长，校长转问秘书党的书记是谁，秘书查了半天，告诉我们是谁，在什么什么楼的实验室。我们以为党委书记深入基层做调研。我们找了两天，才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化学实验室试管架间找到他。他的本职工作就是实验室管理员，党委书记是兼职。我像听天方夜谈似的，赶紧问是什么时候的事。他们说是共产党掌权时候的事，还添了一句：怪不得这么容易垮台！我不由得想起年轻时侯读鲁迅的书，鲁迅嘲笑康有为欧游归来总结欧洲小国频繁政变的原因：盖因宫墙太矮之故也！布拉格最窝囊的事是我被光头党袭击，化了卖路卖命钱。光头党是纳粹余孽，在布拉格开过世界大会，恰在我流落捷克时。光头党打伤打死过许多越南、中国、斯里兰卡诸亚裔人。某夜，在有轨电车上，我遇上了他们，十七八岁的三男一女，把我堵在了车头铁栏杆内 。领头的拿着一根铁管敲打着铁栏杆，间或光顾我的大腿、屁股、肩膀。车上有七个人，全都不吭声。司机室就在我左侧，一迈就可以进去，但司机装作没看见，门紧闭着。我知道今天麻烦大了，全靠自己救自己了。没法交流，语言是毫无用处了；比划所能表达的意思太有限，也无济于事；除了逃跑，别无他法。我想，车子到站一停，车门一开，我就冲下去。没料想，他们似乎猜到了我的逃跑，一人从后门下来绕到前门守着我，又上来。我绝望了，铁管落到肩膀、后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互相间的唧里瓜啦越来越高声了。一有什么不对，刺激了他们，我的脑袋就会开花。我闪出拼了的念头：抓住那女的，两指扣住双眼，要胁他们下车，让司机不停地开到闹市找警察。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车子又到站了，站边是露天酒吧，许多人在喝啤酒。我的脑袋里不知那根筋弹出了和悦的乐章，突然对这些要我命的男女喊出了“比尔（啤酒）”，做出了请他们喝啤酒的手势，还辅以实际行动——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五百克朗（约25美元）的捷币。领头光头眼一亮，正在用眼神征询同伙的意见，我等不及了，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剩下的一张百元美钞。这相当于当时捷克工薪阶层大半个月的工资。成功了。他们都下车了。车又开动了。我知道已安全了，就打量车上的七个同类和司机，他们没有一个人与我眼神相接，全装作看不见或明显地躲开了。我想，他们怯懦，但他们不卑鄙，他们知道羞耻。这一点，给了我些许安慰。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怯懦。知耻近乎勇。也许我被打的头破血流时，他们会出言出手相救。

被传疑为特务的炼狱

千喜年，我流亡到美国，在朋友的一家公司打工：打包装卸。我却不无得意地给家人、友人写信说自己到了美国旅游。这种阿Q，在我的心底早已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不以为耻了。可我做梦也想不到在美国的一些熟人和不熟人间出现了“黄河清是特务”的传言。读中学时看电影，印度片（或是巴基斯坦片）《叛逆》中一老人告诫年轻人曰：世上最坏的人不是小偷、强盗、土匪，不是骗子、妓女，不是纵火犯、强奸狂，不是杀人害命者，不是……，而是告密者。这位印度老人的形象早忘了，但他的话，至今记忆犹新。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认同竟至于没齿不忘，铭心刻骨。 99年，我在大陆被警察监居、讯问期间，就谈到《叛逆》电影里老人的话，意在希望他们即或不接受也能理解我的坚持不讲是不愿做告密者，做世上最坏的人。我感觉到，即使是大陆警方，对于告密者、卖友者，虽然从职责上，他们欢迎、鼓励，但从心底里是看不起的，而对于坚持不卖友、不告密者，从职责上要训斥，会敲打，但从心底里则是敬服的。这是人性使然。我是个普通不过的凡人，年青时有过的自己可以当英雄志士的万丈豪情，在经历了四十余年的磨难生活后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我已确信了、确定了自己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不足道的凡夫俗子。凡夫俗子虽然凡俗，但同告密者、卖友者是迥然不同的，是天差地别的。我曾怯懦过，向警察承认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罪，保证以后不再搞民运，以冀还我自由。但我绝没有做过半件告密卖友的事。我对负责我案子的警察处长汪仲逸先生说：“不是我错了，而是你们太胡乱来了。我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比猪还笨，搞不过你们。所以我以后不搞了。”这一切，自有我留在中共警方手中的文字资料、录音、录像为凭。那是一个十足凡夫俗子的卑微形象，但绝无告密卖友的丑恶和卑下。如今自己竟被传疑为告密者——世界上最坏的人！这又是一种炼狱，只是我万未料到，自由的时刻，会增添这样一种来自自己营垒的煎熬。流亡期间这种似乎是自己人制造的炼狱，我终于也艰难地走了过来了。我想起了我同警察的交手，虽然写满了失败的记录，有沉重、有耻辱，但相比而言，还是轻松的。兹将未发表的旧文《监居散记》引录一段，以为流亡者走过了自造炼狱后的坦然一笑。

我一直是汪仲逸的手下败将，但也偶有阿Q式自我得意的时刻。一次汪仲逸在闲聊时说自己也在了解戊戌变法的历史，正在看一本写戊戌变法的现代小说。我遂劝他了解真实历史，读小说不是办法，要读史料，要读当代人、当事人的文章、记叙、回忆。我介绍他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可在饮冰室文集中找到。汪仲逸或捧或嘲地说我黄某人是个读书人，说自己也算半个读书人吧。我毫不客气地说：我不敢当是读书人，但你怎么能算是读书人呢！你是警察，还是秘密警察，也许你是个称职的优秀的警察，这恰恰更决定了你不可能是读书人。康生是秘密警察头子，是你们的祖宗。他有文化，舞文弄墨有一套，他的毛笔字，一手章草，漂亮极了。但康生留给世人的是读书人的印象呢，还是害人精的形象？康生死时备极哀荣，死后却被鞭尸，连累到老婆子女。康生老婆曹轶欧后来住在北京木樨地24楼，房门上被同楼的王光美等人贴上小字报，骂他是大特务头子的臭婆娘，滚出24楼。后来果然全家搬走了。你年青，有才华，有能力，什么事不好做，怎么选择做这整人的职业？历史上有哪个秘密警察有好下场的？康生、罗瑞卿、谢富治、李震、潘汉年、扬帆……前苏联的就更多了。我举了许多例子，汪仲逸也不反驳。最后他带点自嘲自谑地说：给你一说，连半个读书人也做不成了。某日晚，汪仲逸来到卧笼，兴冲冲，脸泛桃红，说自己今天三十六岁生日，喝了点酒。我说我送你一首诗贺寿，即打油曰：“汪生英俊少年郎，耿耿忠心只为党。愿君更读书万卷，择业勿作整人忙。”汪要我写下来，我写了。他拿着，戏说要嵌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作为向领导要求调动工作的依据。我赶紧取回来撕了。那天他乘着酒兴，同我闲聊。我也很真诚地谈自己的看法：世上两大职业，教师、医生是最高尚的。教师育人，医生救命。我自己当过教师二十余年，桃李遍天下。女儿是医生，从医刚一周，就救了母女二命。我很自豪。当兵比当警察好，当警察比当秘密警察好，尤其在专制国家，不可能有不害人的秘密警察。你要趁着未当上局长，赶快设法急流勇退，不要为现在一时的风光得意迷惑，一旦到了局长的级别，恐怕要退都身不由己了。你可以努力使外语过关设法当外交官或到外贸部门工作，即使仍要当特务，那也稍有不同了，起码整的不是同胞，不是好人，干得可能真是护卫国家尊严、利益的事。某日，汪仲逸又脸泛桃红，说今天是他父亲六十大寿，刚从寿筵上来。我说我作寿诗贺令尊寿诞。不过，我们坐的离远点，你不要听了第一句就揍我。遂口占打油曰：“汪家老头不是人，南极仙翁下凡尘。儿孙个个都是贼，偷得蟠桃献至亲。”汪仲逸忍俊不禁，哈哈大笑。我给汪仲逸父子作打油诗贺寿，是既拍马，又劝善，诚心诚意，肺腑之言。但愿中共的忠诚卫士汪仲逸面对“择业勿作整人忙”这句虽是歪诗，但确是箴言良规时有缘能悟，则世世代代受益无穷也！

三年后，我回国奔父丧，得悉汪仲逸已调离安全警察系统，到某市政府部门工作了。不管是否我的话起了作用，王在当红的时刻不再“整人忙”，应算是急流勇退，择善而从了。我默默地祝福他。

师友情

在美国纽约，朋友带我去拜访了严家祺先生。事前，我曾看到香港的媒体说流亡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要去干粗活谋生。香港人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很深，把神圣的劳工所从事的体力活计称作粗活，也就是类乎我在朋友公司打工干的活儿。我问朋友，香港媒体的这则讯息是真的吗？朋友说是真的，他就曾想安排严家祺来公司装配灯具，只是公司合伙人担心同大陆往来的贸易可能会受影响而作罢。这么说来，严家祺倒是连粗活要干也不得干了。朋友说，严家祺任何礼物也不收。一次，几个朋友去看他，带了几提啤酒和零食去，打算边吃边聊。因为严家祺不喝酒，家里只有饮料，没有酒。结果，啤酒零食被挡在了门外；人可以进来，照样喝酒聊天。严家祺很随和，使人不知不觉地愿意同他说心里话。虽是初次见面，他却对我说，下次你来美国，记得事先打电话给我，我开车去机场接你。说的很认真，绝不是那种应酬式的。我不由自主地同他聊起自己曾从师学过民族音律，吹了一通牛。他听得很认真，拿出笔和纸来，把我说的自以为当今之世只有我一人知道的先师律论用数学的曲线和函数巧妙而准确地作了概括的说明和表达。我一时惊为天人。顿悟先师所说的，研究乐律还须懂高等数学的真谛。严家祺见我佩服的不得了，又很认真地说：学术上许多东西是相通的。你不要学这个，弄懂最少得五年。我原来是学数学的。你要把你讲的乐律、钢琴的书写出来。这才是最要紧的。化个一二年的时间，专心致志，不要旁骛，把书写出来！严家祺说自己现在的衣食之源是稿费。严夫人则学会了护理，取得了资格，在医院正式上班。比起刚从法国到美国时的尴尬紧迫的状况，现在是从容轻松的多了。有意思的是，严家祺写作拒用电脑，说自己绝不学它，总是用笔爬格子，用传真传送。我们看他的手稿，端正、清楚，没有一张有涂抹的痕迹。落笔即是定稿，不是重抄过的。严家祺感叹自己的文章现在很少人读了。我们在严家吃了饺子、喝了啤酒，他自己则喝茶。喝啤酒时扯出了几提啤酒被搁在门外角落的往事。他笑着说，我自己不喝酒，客人来了，招待喝茶，但也准备了酒，你们不就喝上了吗？果真是客来茶当酒，清醇严家祺！我有如沐春风之感。流亡的生涯还使我得以结识海内外许多杰出的流亡者朋友。廖亦武，“六四”翌日，奋笔疾就、朗诵、制作的诗歌录音带传遍天下，为“大屠杀”的历史留下了硬件的见证。我视他为第二个王维林。他于大庭中为叛徒抚哭放喉高歌的勇敢使我欲睹其吊客的真容。当我认识了即儒即侠能在夹缝里代庶民呼号，写出了《底层访谈录》、《冤案访谈录》、《证词》的老威后，我对他相敬有加。我们相交相知、相砥相励，以至莫逆。世人不解廖亦武最近为什么突然要在汤锅里放一把老鼠药，我则深知他的失衡其来有自。十余年处底层、问冤案的生活使他自己整个人也成了一根比黄连还苦的黄连精。他是独一无二的，是历史派遣给这个苦难时代的受难者兼记录者。他的心被贫苦大众的泪血、贱命装得满满当当，他眼里容不得丝毫做作、虚夸。他不解也不愿接受骤然间转为叛逆的白领绅士近乎一本正经的反动言词。类乎话语霸权里的豪言壮语，于他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骨子里的揶揄、调侃、讥讽、嘲弄、挖苦自然浮现。却忘了同根相煎亲疼人笑的最浅近的道理。当我将骂他“昏了头”的“急就三字经，诲亦武老弟”在电话里读给他听时，这位大陆流亡者的首席笑了。他不辩解。我知道，我骂的重话不会没有用，他悟到了自己的不当和错失。郑义，这位比我小两岁的前辈小说家，“六四”的真正黑手，“六四”后在神州大地上逃亡也要逃出个水平来的胆识、气魄与事实前无古人，令人肃然钦敬。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窥视式的生命危险比已然的迫害更折磨人的神经和肉体。当局不断的呼唤招安、以心爱的女人为人质的威胁对郑义没有任何效用。郑义接受了炼狱的煎熬！ 但让我决心要结识他的却是他流亡异国他乡时在难熬的病痛中，用生命写就的《中国生态环境紧急报告》。这是一部有别于任何文学形式的作品，是巨大的悲剧，是中国人的悲剧，是全人类的悲剧！其悲剧意义还在于绝不该是由小说家揭示这一悲剧却实在只有小说家郑义一个人向世人和历史揭示了这一悲剧！仅此，郑义不朽！我辗转发给郑义三个邮件，但直到大约半年后，我们才直接联系上。不管是什么原因耽误了，我们都为之高兴，我更高兴。我们交往的结果之一是一起帮羊子大姐编成了《王若望纪念文集》，结果之二是他引领我迈进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大门。这对我很重要，是我流亡生涯中的最大收获。从此，跌跌撞撞了大半辈子的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位置：用笔，在文学的路上为自己、为历史留下一页见证来。我对郑义心存感激。拄着枴杖在加勒比海和美国起舞的之江女侠陈立群，穿着轮胎跋涉了南北美的思想者刘国凯，是和我同在底层流亡摸爬滚打的旧雨新知。陈立群，因小儿麻痹症而终生拄拐的弱女子，80年，公安警察嘲她为“失足青年”，陈父凛然斥道：“此失足非彼失足也！”99年国安警察在驱赶我离国时特地暗示：陈立群返国即抓；刘国凯，专攻文革，时发新论，草根蝉鸣，丛莽狮吼。我以有这样的朋友一起在底层相偕流亡相助扶将感到温暖自豪。

有心结交天下素心人、绝不张扬地为廖亦武在西方世界“扬名立万”而“行侠仗义”的康正果，有幸一起编书与康正果同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苏炜，在瑞典的纽约科学院院士、化学博士导师张裕，第一个用挪威文读完易卜生全集的华人陈迈平，是我结识的学院派流亡者或流亡者中的学院派朋友。 谦冲有礼、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绅士风度、见多识广、爱国爱人、不耻下交是他们的共性；至于专长、道行则各擅千秋，春兰秋菊，皆一时之选也。令我钦羡不已、学无止境。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庆幸自己能取法乎上。我的这些朋友，亦师亦友，也都能以一颗真心待我。 流亡生涯孤寂、凄苦是免不了的，高谈阔论是没有用的。思国思乡思亲之情时时咬啮着寄予明月的愁心。是这些看得见、受得着的师友情给我以温暖、安慰、胆识，让我在流亡途中走上了逐渐成熟的不输之路。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 于西班牙· 马德里· 小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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