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1日讯】与上一次被送入医院病房,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用‘加护病房’作为题目,来叙述我遭受牢狱之灾的所见所闻,和自己身历其境的一些感受。
监狱这种地方,并不普遍,更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进去就能够进去的。看旧的公案小说,被官府捕获投入监狱的,不是汪洋大盗,就是谋财害命的恶棍﹔再就是冤情难伸的民妇。我自忖从不伤天害理,也不无事生非,更不与人结仇积怨,监狱这种地方,绝对与我无缘。只是,在文革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光孝寺大院这样特定的环境,又偏偏碰上张代表这样的军人,‘不普遍’变成了‘普遍’,‘不随便’变成了‘随便’。我意想不到,但也无话可说——说了也白说。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上午十时左右,我正在大殿前榕树下与一些同事闲聊。忽然从大殿左侧,窜出十来个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为首的一个青年工人,手持半自动步枪,冷冷的枪口指着我的肚子,口气十分生硬的说:‘你对解放军有刻骨仇恨!’我立即回应:‘我没有仇恨。’青年人愣了一下,迟疑地说:‘没有仇恨?哪……’另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在旁边说:‘不要跟他啰哩罗嗦,带走!’
这种场面,我在现代剧或电影里见得多了。凡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务缉捕共产党的革命者,无不千篇一律地要大声吼出这句台词:‘不要跟他啰哩罗嗦,带走!’我有些奇怪,舞台上的情节,怎么搬到台下来了?其实,中国人是天才的摹仿者,舞台上斗争阶级敌人,戴高帽,挂黑牌,挺新奇的,各地就照搬。因此高帽满天飞,黑牌遍地挂。北京的红卫兵口唱‘语录歌’,脚跳‘忠字舞’,首先把自己学校的校长活活打死,各地也纷纷照搬,又有多少校长教师死于非命!
你们这十来个荷枪实弹的人,来势汹汹,吓不倒我。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既没有摆明身份,也没有军管会的任何证明文件,吼一声‘带走’,就能把我带走吗?我脑子急转了一下,不必跟他们硬顶。周围都有人,谅他们不敢动粗。如果我硬顶,必有一翻纠缠,反而为他们制造‘意外’或‘失手’的可能,对我更不利。于是,我决定跟他们走。
他们押着我,并不朝大院外走,反而穿过宿舍楼的走廊,转向西操场的第二排练场。我立即明白他们的意图。武斗期间,第二排练场是夜间警卫连络中心,设有一台报话机,南与本大院前楼,东与东大门外的电影机械厂,北与市第一人民医院,用报话机互通消息。预防被人窃听,我们还设定一些简单的暗语。大院防卫小组不知从哪里弄到一些手枪和手榴弹,有些就藏在排练场大镜子旁的壁橱里。我参加过多次夜间值班,最紧急的夜晚,也曾把手枪和报话机放在桌面上,以防万一。停止武斗,我们的夜间值班也自动取消了,我也再没有到过排练场,也不知道手枪和手榴弹作何处理。现在他们把我押到排练场,搜查了半天,找不到任何一件武器,下不了台,正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他们橇开一处地板盖,发现里面有许多纸灰,就喝问我:‘好大的胆子,你在这里秘密烧毁档案!’我立即反问:‘你们怎么知道是档案?’那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就是刚才说‘不要跟他啰哩罗嗦’的那个汉子,一言不发地走过来,稍稍猫腰,突然对我上腹右侧猛击一拳,又有人从后面踹我一脚,把我打倒在地板上。我立刻意识到,再不吭声,他们会继续毒打我。没等那汉子抬脚踢我,我忍痛喊叫一声:‘打人了!’这一喊果然有效,为首的那个青年人,一步跨过去,挡在那汉子前面,他不得不把抬起的脚放下,幸幸地喝道:‘看你再不老实!’
我可以作出判断,这十来个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绝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恨不得把我痛打一顿,也有人分明在保护我,这一点也不奇怪。军代表要一碗水端平,对广州对立的两大派,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偏轻偏重,奉命组成的‘工人纠察队’,两派的成员都有,不是同床异梦,也是貌合神离。受军代表指派出来‘执行任务’,遇到观点相同或相反的人,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固然是中央极感头痛的所谓‘派性’,我倒是觉得,有点派性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可以相互制约,减少一些胡作非为。
我有腰腿痛病,平常弯腰转身都有困难,现在挨了一拳,又被踹了一脚,倒在地板上一时起不了身。那为首的青年想扶我起来,我说我腰腿有病,不要动我,让我再躺一会儿。这里抓不到我的任何‘辫子’,张代表又急忙筹划着下一步的斗争。我当时并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和‘工人纠察队’,都被撂在排练场里,好像被人忘记了。
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工人纠察队’撤走,我被带到大殿里来。从早上到现在,我滴水未进,口干舌燥。我知道,张代表既然决定要整我,‘戏’才开幕,不会很快收场。我必须保持镇静,尽量减少消耗体能,以应付可能更加险恶的环境。
一进入大殿,我就扫了一眼。来的人好像不少,全都站着,有的靠前些,有的靠后些,并不整齐。我好像也感觉到,院里对立的两派都来人,多数派来的人多,大多站得靠前些﹔少数派来的人少,都站得靠边靠后些。我和大家面对面站着,十几秒钟毫无动静,有点冷场。后边有人喊了一句口号,好像是‘打倒什么什么手’,我一下没听清。随后,少数派的那个头头从后面走上来,在我的左侧站住,并对我喝道:‘把手伸出来!’
我想,大庭广众,谅你不敢对我动粗。我刚把双手伸出去,那头头就将一瓶墨汁,浇在我左手上,我急忙把手收回,墨汁全泼在地上。突然,我的后脖颈受到重重的一击,回头看了一眼,见是那个姓牛的舞蹈演员,原来在我背后偷袭,用‘掌刀’狠狠一劈。我觉得脑袋嗡地一响,两眼金星四溅,不自觉地两手抱头,连忙蹲下。我好像听到有女人叫道:‘不准打人!’
不等我站起来,又有两个小青年急急走上来,用准备好的一条绳索,打着活扣,一下就套在我脖子上,要将我捆绑起来。忽然又上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搀扶着我站了起来,好像在帮忙捆绑我,其实,又把我脖子上拉得太紧的活扣,尽量松开。
捆绑完毕,两个小青年又押着我走出大殿,在正中大门外石板台阶上站定,台阶下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拿着照像机准备给我拍照。他显然是个新手,拍了两张,忽然停下,好像觉得不对——我站在台阶上,对我仰拍,形象显然高大——于是,他又摆摆手,反掌往下压。两个小青年会意,硬按着我跪下,我又顺势低下头,不让他拍到我的脸。年轻的解放军连喊两声‘把头抬起来’,我故意不睬他。忽然又过来一个人,从后面揪住我的头发,使我仰面对着镜头,才最后完成这个‘受私刑’的镜头。我非常气愤,这样拍下来的一张现场照片,大可以拿去向上级邀功。但你们也许想不到,会是你们胡作非为的罪证。
我又被押到前楼大门旁的传达室,这时才发现,我两个膝盖都磨破了,血慢慢渗出来,把裤子的膝盖处染红了。小时候在乡下,蹦绷跳跳,容易摔跤,摔破膝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有时,摔得厉害,膝盖擦掉铜钱大的一块皮,流血了,也没有哭。奶奶在我流血的膝盖上滴了两滴煤油,又在我小屁股上轻轻拍一巴掌,说:到外面玩去,小心点,不要摔跤。后来长大了,没有摔过跤,也没摔破过膝盖。如果不是在大殿门口石台阶上被强按跪地,绝不会磨破膝盖。
传达室里只有一张凳子,梁姨(专职门房传达)见周围没人,让我在凳子上坐下,并让我喝下大半碗凉开水。她一句话也没说,站在门口守着。我也没说话,只在心里感激她。我仍然被捆绑着,也无法揣测将会怎样来折磨我。我没有害怕,刚才梁姨偷偷给我喝了一碗水,好像一股清泉,滋润了我烦躁的心田,使我可以沉静下来,回顾一下自己二十年来走过的这段路程。
我一直相信,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可以信赖的革命武装。电影故事片《董存瑞》、《上甘岭》,曾经激励过我。长篇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鼓动我写作的翅膀,甚至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也展示了‘文化军人’的美好前景。现在我要反问自己,对解放军到底了解多少?
我当然知道,几百万军队,不可能要求每个军人都是模范,更无法保证没有老鼠屎。不过,如果老鼠屎太多了,难免要坏了一锅汤。我不说在我们大院里执行军管任务的张代表,是一粒老鼠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的上级支持的。他的上级,还有上上级,从上到下,都支持现在这一整套方针、政策、做法。军管是当今的太上皇,可以发布公告,未经审判,取缔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民众﹔可以公然开枪,射杀他们认为‘不服从命令’的青少年学生﹔可以任意揪斗他们认为应该揪斗的人。
十八年前,我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投奔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军人。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我在家乡的县城读书,最感不便、甚至可说身受其害的是物价暴涨。百万、千万、乃至亿元面额的新版钞票,一夜之间顿成废纸。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掉信心的同时,‘解放区’就具有无比的诱惑力。我正是抱着一种朦胧的个人追求,冒险投奔解放区的。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成为一名解放军,身穿蓝色军装,头戴五角帽,一日两顿大灶,一夜六十里行军,适宜的地点和时间,就停下来唱唱歌,扭扭秧歌舞。一群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虽然饭总不能吃得饱,但相处融洽,日子过得相当快活。
一九五0年三月,我以一名革命军人的身份,被保送去广州,进入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部深造。我在这里认真学习,像一块海绵,吸取各种新鲜的知识﹔我刻苦工作,带头参加许多文艺宣传演出活动,很快就被吸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没有流露出革命军人的优越感,在同学中平等待人,相处甚欢,还意外地得到一位海外归来的女同学的爱情。要说得意,这个时期,恐怕是我一生中最感得意的了。
一九五一年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对照政策,我老老实实自报‘地主家庭出身’,觉得自己这个革命军人突然矮了半截。在‘消灭地主阶级’压倒一切的政治攻势面前,我感到极大的压力,抬不起头。父亲是一名乡绅,私立小学、中学董事长,没有想到竟然被斗争后处决。这当头一棒,几乎使我难以自持。陶铸提出‘依靠大军搞土改’,我虽然被指定为学习组副组长、土改队副队长,但那位半文盲的解放军连长的几句话,已经令我不寒自栗。他瞪着我说:‘我告诉你,我是共产党员,你是青年团员,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我是雇农,你是大学生,不管怎么说,你都得服从我。’我算什么革命军人?我第一次尝到‘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滋味。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震惊全国文艺界。胡风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被视为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对台戏。前者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后者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文献,我都读过,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对立的地方。更何况,我根本不知道胡风为何许人也。只觉得人民日报上的‘按语’非常严厉,把胡风定性为‘一个明火执杖,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集团’。毕竟这件事距离我太遥远,等到有一天,我所在单位的一位主要领导,忽然被隔离审查,才使我大吃一惊。经过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斗争,这位‘延安老干部’才被释放回来,说是‘搞错了’。把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干部,随便怀疑是‘胡风份子’,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是有人蓄意陷害,我无法分辨,也无从追究。
胡风被判入狱,中央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方针。我心里有些疑问,怕不是装饰着花环的陷阱罢?不久,我的疑问就有了残酷的答案:我前后工作过的两个文艺杂志编辑部,所有编辑人员,几乎全军覆没。我虽然没有掉下陷阱,还是吓出一身冷汗。从此,更加夹紧尾巴,不敢放言无忌。不是信得过的朋友,绝不随便说话,更不苟言笑。久而久之,连笑的本能也退化了。
大跃进时期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有幸深入农村,亲历各式各样的旷世奇观和灾难,亲耳听到一位老农民无限感慨地说:‘社会主义是这样,共产主义想就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启发教育,从这时开始,我学习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头脑想。这个过程当然十分痛苦,但也逐渐看到某些真相,明白某些事理。
我被扔在传达室,好像被人忘记了。不过,我自己很清醒,我仍然被一条绳索捆绑着,我被强按着跪地,膝盖磨破流血了,我被打过、斗过。除了好心的梁姨刚才偷偷给我喝了一碗水,整整八个小时,我没有吃过一口饭。
下午五时许,来了两个年轻的军人,把我押出大门口,走到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旁边,对我喝道:‘上车!’我说:‘我被你们捆绑着,怎样上车?’他们两人相互看了看,一人先跳上车,抓住绳索把我往车上拖,一人在下面帮着往上推。上了车以后,又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胸脯抵压在驾驶室后面的挡板上。我刚站定,车就开了。
卡车开出光孝路,左转弯朝中山路一直往东开去。一路上,看着街道两旁不多的行人,驻足抬头观看,车子又好像开得特别慢,我的感情很复杂,不仅有‘游街示众’的羞辱,也有被押赴刑场的慷慨。三十分钟后,车子开进沙河路警备司令部的大门,我被交给了一位军官。
军官为我解开绳索,让我在水龙头洗掉手上的墨水迹,还给我一枝药棉,沾上红汞涂抹膝盖的伤口,然后才对我说:‘如果真的犯了错,想明白了,说清楚,也就没事了。’我当然明白他说这些话的用意,安慰我,让我情绪平静下来,不要一时想不开,发生意外。无论如何,是一番好意。我还不至于那么傻,这点羞辱就受不了。
军官又让我上了一辆吉普车,他坐在驾驶员右侧的座位上,车子就开出大门,朝中山路往西而去。我不知道要把带到哪里去,又不好问,即使问了他也不会说。管它呢,总不会把我抛在荒郊野外罢!车子一直开到中山八路的西村,枴了个弯,在一个大铁皮门口停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广州最大也最老的西村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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