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民国在哪里？
在我几代中华儿女护国护法的万难历程之中；
在百年以来所有为推倒专制复辟、捍卫真正共和、追求中国民主统一的海内外华人心头……
第一、大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与世界共和进程的高度一致性
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自秦以来的二千余年君主帝制，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从此，中国如同所有曾从专制走向了共和的欧洲先进国家一样，却又捎带着自身历史所赋予的悠久文化特征和漫长专制特色，终于从“家天下”，开始走向了“公天下”；从维护君权的民本主义，开始走向了维护民权的民主主义；从晚清的专制改良型经济，迅速转型为民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从思想和文化的相对自由或不够自由，立即迎来了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自由和全面自由──从而胜利地开启了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进程……
这一切，皆鲜明地体现了：经历了八百年封建专制和二千二百年君主专制的中国，其专制国统终于变成了现代化的共和国统，其专制政体也终于变成了现代化的共和政体──因此，如何保护这个崭新的国统不被推翻，如何保护这个进步的国体不被毁弃，就成了迄今为止，所有“厌恶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的海内外中国人，所必然要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
诚然，这个使命无疑是十分地艰难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前专制国家，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进程之中，共和国统均遭遇过颠覆，共和法统均遭遇过毁弃，有的更在国际政治势力、国内分裂势力、特别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交相进攻之下，不仅被迅速地颠覆过、毁弃过，甚至是不止一次地或长期地被颠覆了、毁弃了！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意志和俄罗斯更是如此……。但是，不论其社会制度的转型是如何的艰难，甚至是如何的痛苦，其结果，却都是最后地迎来了对共和国统的确认，和对共和法统的确立。也就是说，在历经了共和革命与专制复辟的艰难较量、反复较量甚至是长期较量之后，共和革命终于获得了她奋斗的最后成功，共和国终于获得了历史对她的最后承认。1
如果说只存在过数百年、甚至是百数年君主专制的英法等西欧国家，其共和的最终胜利，尚需要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较量”；如果说数百年君主制与封建农奴制并存的俄国，其在共产革命名义下复辟专制的迅疾和漫长，尚史无前例；那么，背负着八百年封建专制和二千二百年君主专制历史的中国，要想安然地实现向共和制度的转型，甚至期望一声枪向就能够转眼赢得共和，怕只能是“一相情愿”或“一番空想”。而她所必然要遭遇的公然颠覆和变相反扑，也就是必然要遭遇的残酷较量和长期较量，实已为“命中所注定”。而也正是这命定的较量本身，才决定了她与英、法、俄、德等共和国“一般无二”的护国护法历程。2虽然，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尽相同，又构成了大中华民国自身百年护国护法的主要历史内容，或曰“根本历史内容”。
第二、大中华民国百年护护国护法的根本历史内容
一是坚决反对“公然颠覆共和，复辟君主帝国”。直言之，就是坚决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大中华民国的护国运动，不仅因之而起，而且迅疾成功。从而在辛亥之后三十八年间，除掉张勋紧随已死的袁氏，曾演出过一场复辟满清的短命闹剧之外，其后所有企图复辟专制者，除掉“中国的马列子孙”和“台湾的反华分裂势力”以外，无人再敢“公然推翻或暗中屏弃”大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
二是坚决反对“毁弃共和法统，归复专制独裁”。由于反袁护国胜利之后，凡我大中华民国国民，不仅深知“共和国统不继，则共和法统不存”；而且深知，一旦“共和法统不继”，则同样“共和国统不存”。所以，只因反对张勋复辟而被誉为“共和之大英雄”的段祺瑞，转眼之间就要顶着大中华民国的国统，以废弃共和之法，孙中山与大中华民国的国民们，为坚决反对“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孙中山语），乃数度发起“护法运动”，其前后十一年间，虽然波涛起伏，甘苦尝尽，却终因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从而不仅捍卫了大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而且重建了大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结束了辛亥之后的必然历史阵痛，实现了大中华民国的初步和平与统一。
三是坚持反对外族敌国妄图颠覆我共和的新中国。此谓大中华民国护国的继续。历史的事实是，自欧洲爆发共和革命以来，没有一家共和国不曾遭遇过外族敌国的干涉或颠覆，甚至是公然的武装侵略。拥有共和政体的英国就曾联合奥地利、俄国等君主专制国家，组成七次 “反法联盟”，以图颠覆法兰西共和国。中国辛亥共和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列强的军舰就将炮口对准了刚刚被革命军占领的武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建立伊始，列强又在渤海湾和胶济铁路蛮横阻止我革命军北上；辛亥之后，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茨的名言则是：“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
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如果说上述事实立即证明了列强对中国共和革命与崭新共和中国的“姿态”，那么，在其后大中华民国长期而又痛苦的对外护国中，其主要的“外族敌国”，就是指我们的两个“恶邻”──共产俄国和日本帝国。
前者作为共和主义之死敌，盖因它在“革命的名义”之下，背叛俄国二月共和革命、篡立了“苏维埃党主帝国”，所以，它作为国际“新兴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主体，除掉打着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名号，妄图在全世界“公开反扑共和革命、阴谋推行颠覆分裂”之外，犹秉承中华民族的“世仇大敌”──老沙皇俄国对中国的罪行和野心，既在理论上指骂中国的辛亥共和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诬蔑大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而“必须发动中国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以推翻之”。更在实际上屡屡派人来到中国，名为“第三共产国际”建立“中国支部”，“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实为自身扩张之目的，培养了一批“中国的马列子孙”，制造了一支“红色汉奸势力”。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阴谋扶植和直接指挥了这支红色汉奸势力──对大中华民国实行公开的和持续的叛乱及颠覆，甚至不惜公然地侵略中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所以，由大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先生所坚决提出和坚持到底的“反共抗俄”运动，其实质，就是对外护国，也就是大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继续，虽然它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捍卫“共和”、反对“共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
而后者──日本，这个东方的“少年帝国”，如果说在晚清时代，它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就已经暴露无遗，那么，在共和革命初获胜利、特别是北伐已经成功之后，中国的日趋统一和日渐发展，就更加使它坐卧难安。它终因张狂和莽撞而吹向了侵华战争的号角，也就逼迫着大中华民国不得不在急需要和平建设的历史时期，发动和坚持一场卫国战争以对外护国。这场伟大的对外护国战争，虽因举国团结奋斗（除中共以外）而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只因它为奄奄一息的中国红色汉奸势力制造了图存与扩张的巨大历史机遇，才又使赢得了胜利的大中华民国，在长期和艰苦的卫国战争中，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被动摇了根基，从而才为战后大中华民国对内护国战争的失败，埋下了至为重要的先机。这，也才是“大清非得自于大明，而是得自于闯贼”的现代翻版，即“中共的天下非得自于大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侵略”的历史由来。3
四是持续反对残余专制势力和新兴复辟势力对大中华民国法统和国统的颠覆。与英、法、德、俄诸国一样，此亦为大中华民国护法和护国的继续。而所谓残余专制势力，在法国则如布朗日等4，在德国犹如卡普5；在中国，就是指晚清倒台之后的某些旧军人、旧政客、旧文化人，辛亥之前的“保清改良派”和辛亥之后的“复辟派残余”。特别是他们当中由旧军人而转变成为新军人者──与著名的拿破仑的一样，只因他们曾拥护过共和、参加过北伐，一方面因在心理上留有辛亥之后军阀混战谋权的历史影响；一方面则因北伐有功而野心勃发，企图割地称雄，甚至妄图谋取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如李宗仁。6特别是当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为避免重现辛亥之后的复辟混战，而要迅速实现“军队国家化”，因此对他们个人的权势和欲望有所抑制之时，他们便暗中联合形形色色的晚清残余势力，公开勾结共和阵营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如汪精卫等，纷纷以各种名义或由头，甚至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号，来反对甚至企图颠覆“已经结束军政、正在实行训政、并要向宪政过渡”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但由于他们不再反对大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却要推倒北伐打倒军阀的共和成果，所以，从一九二九年春天始，中华民国中央政权逐次平息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不仅是护法战争的继续，而且是护法运动的继续成功。
虽然，大中华民国志在走向共和的艰难步伐，不曾因军阀残余的大规模叛乱而停滞不前，但是，如前所述，在国际“新兴复辟势力”指挥下的中国红色汉奸势力，不仅早已发动了中国的“望岱叛乱”，7更借着军阀残余的大规模叛变，和苏俄、日本先后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良机”，8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之下，将中国“望岱叛乱”的火焰愈烧愈烈，直至认贼作父，甘承俄命，在中国篡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图直接分裂、进而颠覆大中华民国。因此，大中华民国也就不得为了维护“民族的存亡、共和的成果与人民的安宁”，决心征剿这股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旨在叛国叛族的红色汉奸势力，及其主要是在南中国农村所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武装叛乱。其本质，便是大中华民国护国的继续。
由是，已经获得了初步统一与和平的大中华民国，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获以迅速的进步，因而被称为“十年黄金时代”，但是，由“敌国外患”和“由敌国所制造的内患”而带来的艰难时世，却使得她不得不以持续地护国和护法，来捍卫大中华民国共和的国统与法统。这既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大中华民国外患内忧的处境所决定，甚至为大中华民国日后护国护法的重大失败，埋下了痛苦的前因。
第一、大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凄惨失败
回首大中华民国百年护国护法的“兴亡史”，如果说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确已标志着大中华民国对外护国的伟大成功，那么，彼时，恰恰是坚决反抗日本侵华的“共同国内诉求”，和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复杂国际关系”，却迫使着大中华民国对内的持续护国护法──即对残余红色汉奸势力的征剿，不得不让位与旷日持久的对外护国战争──即伟大的抗日战争。这就不仅为那一股“作乱之心未死”的国内红色汉奸势力，带来了“千年不遇的历史机遇”（刘少奇语），而且使得历尽艰难才赢得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大中华民国，在举国欢庆胜利之前，已然是一个有着“国统区” 和“解放区”之分的“分裂国家”了！它们一个挂着孙中山的画像，飘扬着青天白日的国旗，播放着大中华民国的国歌；另一个则挂着马列的画像，飘扬着前苏俄“镰刀斧头”的党旗，高唱着那一支“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甚至敢于出卖祖国”的“国际歌”……。更加令人愤怒的是，就在日本终于宣布投降的当夜，八年来一直坚持假抗战、不抗战、甚至敢于“通敌卖国”的毛泽东，却向他“养在深山人未识”的数十万“农民革命军队”，而非“农民抗日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志在夺取中原的命令”──内战，就是这样地被这股红色汉奸势力发动起来了！
此后，大中华民国虽然为实践战时的诺言，在战后迅疾地推行了艰难的民主宪政建设，但她既未能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击退形形色色复辟势力对“第三共和”的五次进攻，从而最终地确认、确立了共和的国统与法统；却如同俄罗斯共和国及其二月共和政府的凄惨失败一样，虽然为走向共和宪政作出了惨淡的努力，却在大中华民国之继续护法、护国奋斗中，特别是第三次对内的护国战争中，最终地败给了那个“只要苏俄党主专政、不要中华民主宪政”的红色汉奸势力。
第二、护国护法失败之后中国大陆的黑暗历史和痛苦现状
历史的记录是，正是那个“只要党主专政、不要民主宪政”的红色汉奸势力，承俄命对大中华民国持续毁国毁法二十八年，终于在中国大陆所获得的成功，才给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造就了漫长的黑暗历史与深重的痛苦现状。这个黑暗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制度的残酷复辟和人民苦难的长期延续，其血浸中华，无前史可比。这个痛苦现状，亦一言以蔽之，则是晚清专制改良的重演和腐烂社会局面的重现，其腐烂之深广，犹为晚清所望洋兴叹。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中共为推行“保共改良”而倡导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9虽然对解开漫长的思想禁锢不无益处，但它在中共的迅速强行扭转之下，不仅立即背叛了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为在海内外，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海外，发动和维系一场长期猖獗的保共改良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这场“保共改良”运动，相对于百年前的“保清改良”运动而言，其“反对革命之犹烈”和“维护‘党主改良’之尤其顽固”，早已成为造成痛苦现状的重要原由之一。
第三、黑暗历史中的“一隙之明”和痛苦现状里的政治觉醒
1949年之后，由那个红色汉奸势力所篡立的伪“人民共和国”──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卫星国”，正因为它靠卖国起家，靠阴谋发展，靠血腥的暴力而夺取了权力，所以，它才会建国伊始，就“大杀天下”，而非“大赦天下”，意在“封天下之喉舌”，以维护到手的权力。由于它所继承和依靠的，既是那一套被马列“近代化”了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理论链条”；它所照搬和借鉴的，又是这个“反动理论链条”在前苏联的血腥实践；所以，它才会在夺权之后，立即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对一切敢于反抗者和被怀疑是反抗者，进行残酷的和持续的镇压。特别是它从苏俄照搬过来的，具有强烈“苏化”特征的“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就更是在从未实行过“教政合一”之极端反动统治的中国（大陆），“独尊马列，杀尽百家”，公然建立起一家邪恶的“洋教政权”，施行残暴的思想统治──思想罪不仅成了重要的反革命罪，思想犯更成为重要的反革命犯，其被迫害和处决之多，竟成为所有死刑犯之首。正是在这样一个史所未有、世所罕见的极端专制复辟统治之下，一个早已在走向共和的中国（大陆），竟然变成了一个全方位的“黑暗王国”，人民在痛苦中辗转反恻，思想在颤栗中濒于灭绝，自由共和的理念在专制复辟的毒焰下化为乌有……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连续的疯狂思想镇压中，在黑如锅底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还是存在着“一隙之明”。以一位女知识份子──林昭为代表的第一批年轻反叛者，特别是林昭本人，她的反叛之彻底，固然是因为大中华民国的自由思想与共和理念，尚深埋在她年轻的灵魂深处；她的进攻之明确，则是因为她真正地看透了那个已经卷土重来、正在散发着浑身血腥气味的专制复辟统治；而她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勇气，则不能不说是世界民主大潮、中华优秀文化和正派宗教精神对她的深刻感召……
如果说，残存在林昭那一代人身上的思想光华和精神力量，早已随着那一颗颗罪恶的子弹，在中华的大地上消失殆尽；甚至在六十年代下半期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成为“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特别是其中那些“助纣革命、为虐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所横加唾弃的“历史垃圾”；那么，正是在八九年春天的那一场“民主改良运动”中，在国际歌的歌声依然刺耳地尖叫在年轻学生游行的队伍之中时，来自湖南的三位青年壮士，却大无畏地将“制造了当代中国所有痛苦与罪行的丑恶根源”，威武地泼回给了那个旷古未有的独夫民贼，及其所代表的“苏化共产专制复辟制度”！正是这三位年轻人，在背叛了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中，在仍然跟着别人向共产党哀唤着改良的善良人群里面，坚守并发展了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预示着并代表着革命思想的轰然迸发，从而成为新一代誓与共产专制复辟决裂的思想尖兵和勇敢壮士。
一九八九年春夏飞迸在中国古都北京的人民鲜血，犹如1898年北京菜市口的大刀一样，不仅彻底划开了“保共改良”和“反共革命”的思想界限，在政治上亦从此开启了他们的彼消此长。在海外，由王炳璋博士为代表的孱弱民主力量，犹如百年之前一样，终于冲破了从中共“专制体制”内所刮出来的“漫天风云”，从“批评邓小平和超越邓小平”的政治改良轨道，终于转进为“反共革命、再造共和”的政治革命方向。虽然“四面楚歌”，却坚定不移。在大陆，于优秀的下层知识份子和广阔的底层民众中间，革命取代改良的脚步，非但悄然而至，而且轰然作响。属于人民自己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就伴随着对“保共改良”的明确认识，和对中共政权及其专制改良的“早已不齿”，一再地和迅速地推动起人民自己的“抗共运动与反共运动”，其自发和自觉相容相间，其决绝与无畏相砺相磨。以至那一个“良知曾醒”的中共领袖，在悠悠十五年之后溘然长逝时，已经对共产党及其任何领袖都产生了最后绝望的中国大陆人民，也就再也不会轻洒珠泪于他──依然覆盖着那一面血腥党旗的棺盖之上。不，这绝不是人民的“冷漠和愚昧”，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终于从自己的被害和被骗的漫长历史中，对这家专制党主，对那个邪恶洋教集团的任何人物人士，都早已看清了和看穿了！就象2004年中国大陆人民高达五万八千次的反共抗暴斗争，竟然与海内外的保共改良势力毫无关系一样；当海内外保共改良势力正怀拥着改良亦将被埋葬的悲哀，对一位中共改良领袖之死“挽歌高唱、热泪横流”之际，我们的人民自然“难动其心”……
中国人民终于从漫长的专制迫害和政治欺骗之中，彻底地觉醒过来了！
第四、相辅相成的政治觉醒和历史觉醒造就了伟大护国护法运动的当前使命
应该说，中国大陆人民的政治觉醒，是与中国大陆民间已经长达二十年的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相辅相成、休戚相关的。这个民间历史反思运动，起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中共“反右”和“文革”的反思和否定；迸发于自1985年夏，中国大陆民间对于那一场“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所发出的怀疑和追问；10发展于伺后中国大陆民间，因“北伐和抗日真相”被大量发掘而产生的，对于大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真实历史的痛苦追寻……。中国大陆民间，恰恰是在对中国现代史的日益反思和深入研究中，因深感被欺骗太久而痛彻心脾；中国大陆民间，更因为对大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再反思和再认知，才在“愧恨交加”之中，迅速地清理着历史的大是与大非，从而一再地揭穿了那个胜利者至今还在用刺刀回护着的一桩桩“历史性谎言”……
人民自己的反思，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上世纪末，随着《谁是新中国》一书在海外的艰难问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真相”、“卖国历史”和“在革命名义下实行残酷专制复辟的政治本质”终于被彻底揭穿；中国的百年共和之路，亦终于在理论上和事实上被清理出了她的源头、历程和方向。本世纪初，由于史诗《走向共和》在国内的拍摄成功，遂使得孙中山先生的真正共和领袖形象、大中华民国的辉煌创建历史、与中国共和之路之必然要遭遇艰难和反复的痛苦历程，终于变成了人民心中再也涂抹不去的壮丽史画……。如果说两者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大陆民间近二十年历史反思的瞩目成就，则，政治的觉醒不仅推动了历史的觉醒，反过来，历史的觉醒就更加地推动了政治的觉悟。于是，在将大中华民国与欧洲各共和国家“走向共和与完成共和”的艰难历程，进行过逐一的对比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大中华民国所遭遇的所有颠覆，他们都遭遇过；大中华民国所经历过的一切苦难，她们早就经历过；而她们虽历尽劫波却终于“走向了共和”的伟大历史，也就是我们与他们所共有的“护国护法”之伟大进程……。由是，就象伟大的法兰西人民曾在百年之间一再地和勇敢地挺身护国护法，以重建自己的共和国家一样；承续和发动那一场已近百年的“大中华民国护国护法运动”，以“重建大中华民国”，已经成为我们光荣和艰难的“当前使命”。
第一个战略意义，就是我们终于走上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革命建国道路
五十余年来，中国大陆人民在反对专制复辟和追求民主共和的万难奋斗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一直在“旗帜、方向和道路”上处于浑然不清的状况之中。其根本原由，自然是因为复辟者不仅用刺刀和迷天大谎，遮蔽了我们前人的共和奋斗历史，包括我们亟待借鉴的“西方进步文明”；而且用刺刀和马列邪教破坏了我们一脉相承的优秀民族文化。其结果，一方面使我们对前人的共和奋斗和西方的进步文明完全蒙昧不知，甚至还要跟着那一伙马列子孙，去横加否定前人为共和而艰难奋斗的光荣历史，去乱加诬蔑近代西方的真正文明进步。另一方面，盖因举国民众均在刺刀之下被马列邪教所“洗脑”，因而数千年民族文化“被破坏被焚烧和被批判斗争否定”的结果，遂使我们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甚至是“起码的历史文化知识”。11所以，当我们一旦想要挺起身来，以再作共和民主的奋斗之时，岂但是“先天不足”，而且是“后天失调”。这不仅是数十年来，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则次次“必被红旗所打倒”的根由；也是“当朝之保共改良”较之“往昔之保清改良”，非但在时间上苟延得更加长久、甚至在立场和层次上也显得更加顽固和低俗的原因；更是当今国内外真正民主力量，其一再陷于百般痛苦、却又一再“难脱思想混乱状态”之由来。
但是，一旦我们担负起了为大中华民国而护国护法的使命，则我们的思想旗帜、共和道路、建国方向，就再也不会与共产思想、复辟道路和马列中国“纠缠不清”了，甚至顿时就“明确和纯洁”起来了！我们也再不需要去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自戕之路，不需要继续在“伪共和国”的专制框架内去作“越改越烂”的改良，更无需总是在梦幻中期待着一位“圣主明君”的出现……。甚至对“改良还是革命”的所谓理论问题，都不必要再去作不休的争论了！因为一百年前，正是这个“争论”的胜利解决，才迎来了辛亥共和革命的成功，才带来了为“捍卫崭新共和国而护国护法”的历史使命。何况，承续和发动大中华民国的护国护法运动，就是在“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就是在找回我们自身的共和革命理论，继承我们自身的共和革命历史，重新认定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共和国与真正的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从而满怀信心地去“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第二个战略意义，则是找回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以欧洲诸国为代表的世界前专制国家，其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无不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的共同特征：一是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顽强反扑、卷土重来、甚至是反复较量，乃是一个共同的历史现象。二是从专制走向共和的艰难、反复和长期历程，其共同的政治本质，就是“革命与复辟”，即“共和与专制”作生死较量的历程。三是盖因反扑共和者，不论国际国内，皆以“毁共和新国与毁共和新法”为目的，因而，所有的共和力量，其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进行反击的共同内容和形式，就都是“护共和新国与护共和新法”，不论其自发还是自觉。四是所有的共和国，都在历经了这一长期甚至是残酷的较量之后，均获得了“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即获得了对共和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共同确认和确立。
倘使我们愿意将大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与她们作一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其四大特征，除掉最后一条，即我们尚未获得护国护法的最后成功之外，或曰“他们已经完成、而我们尚在进行之中”以外，其它三个特征，我们一个不缺。特别是自大中华民国创建伊始，我们的先贤和先烈就立即发动过“护国护法”的历史，则只能说明，他们早就拥有了“护国与护法”的自觉性！就不说“护国”与“护法”这一政治名词，正是因为大中华民国的明确提出和公开使用，才为世界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总结出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和高度行动意义的正确政治概念。
所以，承续并担负起护国护法的当前使命，就能够体认到，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世界共同性和自身艰难性，在实际上竟是如此的一致。我们自然就再也不会自怨自艾、自暴其气了！就不会哀叹我们中华民族是“该死”的民族了！就不会辱骂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全是“腐朽”的文化了！就更不会在共产专制复辟所造成的持续痛苦之中，因羡慕别国共产专制的已经崩溃，而高声大叫我们民族的“孽根性”和我们人民的“愚昧性”了！因为即便是被某些“精英”所夸口不已的“优秀俄罗斯民族”，其非但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走向了共产专制复辟道路的民族，而且是迄今为止遭遇共产专制复辟历史最为长久的民族！就不说倘若没有这个“先进”的俄罗斯民族──我们的世仇大敌，不是它用欺骗的手段在中国制造了一家红色汉奸势力，不是它用犯罪的行为指挥这个红色汉奸势力颠覆了我们真正的共和国，我们大中华民族则何来这五十余年“血雨腥风”和“苦痛缠绵”的复辟岁月！
第三个战略意义，就是“凝聚了历史的共识，澄清了革命的分野，确认了共和的领袖、明确了奋斗的责任”
这个历史的共识就是：唯有大中华民国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天辟地的真共和国。她的历史合法性，既来自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成果，又来自她承认自己与周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脉相承”。她的政治科学性，则因她是世界民主大潮在东方的第一个共和成就，所以，她又完全不同与大周、大秦、大汉和大唐──绝非君主帝制的重续，却为共和制度而创新。这一共识，对于坚定我们今日的共和奋斗，防止来日的种种混乱与干扰，将至关重要。
这个革命的分野就是：由于大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成果；胜利之后，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捍卫共和、即护国护法；所以，这就使她既与中国历史上所有志在“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农民革命，决然地划开了历史本质的界限；更使她与意在“颠覆共和国、建立新王朝”的世界共产革命，划清了两个革命的根本不同性质。所以。如果我们的护国护法，不得已而必须采用革命的形式，则不论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我们都只能承续和发动国民革命，而不能在重蹈共产革命、包括种种“社会主义革命”的覆辄。
所谓确认了共和的领袖，是因为，只有孙中山先生，才是发动中国共和革命、创建共和中国的“第一人”。并且，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才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身体力行了“天下为公”的现代共和革命领袖。这两个“第一”，是“谁也推不倒、谁也抢不去”的。有识于此，对消除当前动辄便要“争领袖、做第一”的互斗情形，预防将来那种“打天下就要坐天下”、甚至是“干共和”就要“开共和”的独裁欲望，实在是“善莫大焉”。套用史诗《走向共和》里面的一句台词就是：革命名义下的漫长复辟统治，早已在我们一些所谓斗士的心里，埋下了要做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的种子……，然而，只要我们担负起护国护法的当前使命，我们就有可能将这一切的混乱和欲望消弥于无形。
所谓明确了奋斗的责任，则是指当前海内外的形形色色反共力量，有的是为我们的国家民族而反共，有的则为反对和分裂我们的国家民族而反共；有的反共是因为“逼上梁山”而不得不反，有的反共则是出于所谓的战略或谋略；就不说那些“认为时机已到，此时不反，将来就怕连一根稻草也捞不到”政治投机商们了……。因此，不论是在艰难奋斗的今天，还是在已经成功的明天，为了使我们的祖国能够在转型期“尽快地与和平地”走上共和轨道，而不是内斗纷起、外患再衅，国家分裂、再度倒退，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共和人士，就必须为我们“重建共和新国”寻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以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承认和赞同，以消弥可能出现的纷争和混乱，以避免“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当前海外已经开始出现的“三、四‘国’总统，五、六个国号和上百位领袖”的混乱状况，实已在预示着将来在全中国争权夺利的可怕混战。而这个“最大的公约数”，盖因我们担负起了护国与护法的使命，而转眼即明：它就是对孙中山创建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继承或重建。这在明眼人的心里，是不言自明的；在糊涂人的心里，是可以弄明白的；对野心家来说，是他无法对抗的；而对别有用心者，则是阴谋难成的。因为，欧洲诸共和国“护国护法”的最后奋斗历程，已经为“第一共和”的无可替代性作出了历史的明证。
第四个战略意义，是在全中国和海内外都能够做到“目标一致、各务所需”。
毫无疑义的是，唯有承续和发起大中华民国的护国护法运动，才能使当前的台湾和香港，甚至包括海外，在“各自的利益与大陆人民的痛苦追求相当不一致的情形之下，展现其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各自奋斗的高度灵活性”。
在台湾，如果说“两蒋时代”因坚持护国护法，已经使大中华民国的台湾获得了护国与护法的地区性成功，不仅使中共的武力威胁，国际的种种干绕，和岛内“假民主之名号以求分裂”的社会主义台独势力，统统归于失败，而且，在大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历史的奇迹”──即：一家已经统治了广大中原的专制政权，岂但无力“解放”一个边陲小岛，而且落后得不能与之相比……。那么，李灯辉之后的台湾，则在“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旗号”之下，已经为“走出中国”而蓄意“毁国毁法”近二十年，不但使岛内“反华分裂”势力已成气候，而且使岛内的“亲共反独”势力迅速形成。这两股势力，前者为中共一意要颠覆大中华民国的台湾政权和最后“消解”中国国民党，而正在“尽其功”；后者则为中共“假反独之名号”在台湾进行统战、分化和颠覆，而正在“卖其力”。从而使大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共和国统与法统，遭遇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危机。由是，绝大多数爱中华、更爱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民，包括经国先生辞世后的那个“中国”国民党，虽然他们对今日大陆人民的痛苦追求愈来愈“充耳不闻”，对大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前途早已是“意远心寒”，但是他们对大中华民国在台湾之国统与法统的维护愿望和捍卫勇气，却随着反华台独势力的日渐嚣张，而愈加不可动摇。这就为在当前发动大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护国护法运动，即他们正在发动的“护宪救国”运动，奠定了思想、感情和人脉的深厚基石；更与大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长远历史目标，获得了根本方向上的一致性。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苛求台湾人民非要支持大陆人民的民主奋斗不可，而只要台湾同胞能够在岛内坚持护国护法、即“护宪救国”，它就必然会成为当前大中华民国护国与护法运动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
在香港，由于“一国两制”的政治欺骗，已经迅速被事实所揭穿，从而导致了“抗共民主运动”的兴起。而在这个运动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一辈，居然能一改“因长期殖民历史而导致祖国观念淡泊”的倾向，开始高举起大中华民国的国旗，来彰显他们的祖国观念和政治追求了！这无疑使我们对香港未来大中华民国护国护法运动的发起和高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而香港曾作为中国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光荣历史，以及在她这个光荣历史上所记载着的──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更加昭示了她将为护国护法所能贡献的力量。
在海外，则中国的国民革命就发动在海外，中国革命同盟会就创建在海外，中华民国的国号就确定在海外……。辛亥之前，中国共和革命的首造成功和大中华民国的辉煌创建，非但也是海外华侨出钱出命的成果；而且，辛亥之后，大中华民国对外对内之长期护国护法，也同样得到了海外华侨的鼎力支持和大量援助。特别是华侨，“从来只援助孙蒋的共和革命，却从来也没有支持过毛共之共产革命” 的历史事实；和他们在大中华民国惨遭失败之后，仍然长期承认、支持与呵护大中华民国台湾的动人情景；无疑将绝大多数海外华侨的“爱与憎”，表达得异常鲜明。正因为如此，大中华民国的那一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鲜艳国旗，才至今都能够飘扬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政治现象”，足令“历史上所有曾被颠覆的共和国”羡慕不已！所以，不论中共的专制改良和腐败开放，如何催化了海外政治版块的“利益取向”；也不论台湾反华分裂势力的日渐得逞，如何使大中华民国于台湾的国统与法统险象环生；就算是“正在中国大陆一天天烂下去的中共，当真在海外已经被认为是在一天天地好起来”……；在今天的海外，也还是存在着为承续和发动大中华民国护国护法运动的广阔政治空间。当前，台湾华侨已经为支持台湾“护宪救国”而积极行动起来的事实，就已经在昭示着她必将对大中华民国的护国护法有所贡献的前景……
由是可知，在全中国和海内外，那一杆“护国护法”的大旗，非但能够使我们“合则共同奋斗，分则各自进取”；而且能够使我们“各自为政也能各有前途，团结奋斗必将众志成城”！诚如《谁是新中国》一书早已指出的那样：“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大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大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虽然，孟子曾曰：“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但是，孟子又曰：“孔子成春秋，则乱臣贼子惧”；更曰：“若决江河，沛然谁能御之！”盖因护国护法乃是“继民国之大业，垂共和之正统”，所以，足令复辟专制者惧。倘使国人亦能如“江河之决”，沛然而皆能为护国护法之一搏，则何愁彼专制复辟不倒，我共和民国之不能再生！法、俄诸共和国，不论他们遭遇的是正宗的王朝复辟，还是邪宗的共产复辟；也不论他们所遭遇的专制反扑有多么的成功，所遭受的专制复辟又是怎样的残酷和长久；甚至是一而再、再二三地断送过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国；只因为“第一共和”的光辉始终照亮在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捍卫共和与重建共和”的道路；所有的共和国才因此而最终地得到了永生。我们的大中华民国自然不应例外！
| 北伐军为护法打倒军阀解除人民痛苦而战 |
大中华民国在哪里？
答曰：就在我新一代中华儿女奋起护国护法的胜利明天！
注释：
1、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导论：“革命与复辟”。
2、参阅辛灏年：“从英、法、俄、德护国护法的历史看大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历程和前途”。黄花岗杂志2004年第3期，总第十期。
3、这是清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降臣洪承铸所言，转引自《谁是新中国》。
4、布朗日为法国复辟的第二帝国时代的陆军部长，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后，仍然试图复辟帝制，后惨败。详请参阅黄花岗杂志第十期辛灏年论护国护法文。
5、卡普为德意志帝国时代东普鲁士军事长官，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创建后，曾发动叛乱，谋图复辟，迅速失败。
6、参阅黄花岗杂志第十一期黎望树“李宗仁回忆录批判”一文。详请参阅黄花岗第十期辛文。
7、1791年法兰西共和国创建之后，王党复辟势力遂在落后的法国北部望岱地区发动农民叛乱，遂得“望岱叛乱”之名。其时，叛乱农民打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旗号进攻巴黎。受其煽动，法国八十个郡就有六十个郡的农民参加了这一场破坏力极大的叛乱，后被共和政府剿灭。详请参阅黄花岗第十期辛文。
8、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之后，中共在前苏联命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乱，其两个高峰期，一是在1929年夏，前苏联悍然发动对中华民国的大规模侵略之时；二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详请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
9、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共为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号召思想解放；但不久，由于人民的思想解放如火如荼，其矛头已经直指马列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邓小平遂立即要求将思想解放引导至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里面去”，一些进入了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所谓改革派知识份子，便立即为这一“倒退”紧跟照办，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将刚刚发韧的“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毫不手软地压迫了下去。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八十年代伊始的真正人民思想解放运动，只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向前发展了。详见《谁是新中国》一书下卷所述。
10、1985年夏，中共曾为对台湾发动新一轮统战，而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由民政部公布“八十五位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为抗日烈士”，破天荒地为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民间对国民党抗战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再也不能“合拢”的缺口，更从此揭开了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和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非但假抗战、不抗战、甚至为图存扩张和准备内战而敢于“通敌卖国”的肮脏历史。
11、参见辛灏年2003年发表的“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系列文章。该文指“马列是洋教、更是邪教”，犹指斥了它对中华民族民族文化和当代中国人民民族性的巨大破坏。黄花岗杂志2003年第2、第3和第4期。
──转自《黄花岗》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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