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日讯】四 清 的 缘 起
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主席自认为已做足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舆论准备，当即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一时间，山摇地动，昼夜难分。一忽儿“大办粮食”，一忽儿“大办钢铁”，一忽儿“大放卫星”，一忽儿“大兴食堂”。笔者当年“下放”在南岭郁郁葱葱的群山之中，亲历“大跃进”的各式各样旷世奇观，窃以为最具号召力的社会主义事业，莫过于大兴公共食堂。
“君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历朝历代，没有哪一朝皇帝能让全体百姓吃饱饭，而今，中国出了个比最好的皇帝还要风流百倍的毛大善人，兴办起千千万万公共食堂，三顿饭任吃，吃完抹抹嘴就走，不要付人民币。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发出号召：“三餐大米饭，尽肚子吃饱”。这样一来，男女老少，无不争先恐后，死撑活撑。吃饱饭就唱颂歌：“公共食堂万年春，米缸拿去做花盆”。
大吃了三个月，粮仓露底，公共食堂开不出饭来。陶铸书记一听大发雷霆，各地粮食生产大放卫星，亩产千斤、万斤、数万斤，怎么就没有粮食了？你们把粮食都弄哪里去了？于是，中南五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立即开展一场“反瞒产”斗争。一级打一级，一层压一层，最后把农民“当时叫人民公社社员，简称社员”剩下不多的口粮，也几乎挖光了。
这场“反瞒产”斗争，不是中共中央的决策，但斗争面遍及全国农村所有人民公社，受害最深的是公社以下，生产大、小队干部和社员。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委书记带着公安处“局”长，到试点县的试点公社，召开公社三级“即公社、大队、小队”干部现场会，限时自报“瞒产”数额，自报不足“要求”的，即进行批评斗争，仍然坚持没有瞒产的，即由公安局长宣布扣押审查，带上手铐，关进看守所。有的生产大队干部，实在报不出粮食，就一直被关押，短的数月，长的一年。最后，酿成全国性大饥荒，百姓饿死无数。据说安徽和山东是极重灾区，两省共饿死了一千万人以上。陶铸曾亲自批示：从汕头地区搜集了大量番薯渣，装满了十一个火车车皮，支援山东灾民。可见，四季常青的广东，也拿不出一粒粮食了。
日军侵略中国，屠杀蹂躏轰炸近二十省，历时八年，中国军民奋起抗战，牺牲了一千多万人的生命。十五年后，却因为吃了三个月饱饭，引起三年灾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如此千古奇祸，岂是“三年自然灾害”可以搪塞得过去的？当年中共全党极为震惊，副主席刘少奇以下的许多中央大员，纷纷下乡调查，对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语”，无不交口指责。彭德怀上“万言书”，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朱德做了书面检讨，由中共中央做成“红头文件”，发至县“团”级，刘少奇更义愤填膺，竟公然号召农民向党中央抗争。毛避开刘的锋芒，并“让位”于刘，自己“退居二线”，埋下后来灭刘杀机。
刘少奇绝非平庸之辈，在复兴农业大计上，不无雄心壮志。在“正位”主持党国大政之后，随于一九六二年一、二月间，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即所谓七千人大会”。这次“七千人大会”，党政军、农工商、财学外“交”，百业同炉一锅烩，名义上依然打出“毛泽东思想”红旗，实际上把一九五八年以来“三面红旗”造成的狂热、浮夸、浪费、共产风等等恶劣政策思想行为，及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祸患，揭批得体无完肤。刘少奇更以国家元首、党副主席的身份，号召全国党政军，必须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遵从集体领导，避免重蹈错误。同时将“反右倾运动”中被迫害的数十万干部和群众包括在“反瞒产”斗争中受害的基层干部，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工作，全国一片颂扬之声。
六个月后，即六二年九月底，在毛泽东主席指示下，党中央举行“八届十中全会”。这是党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主席声色俱厉地把“七千人大会”的纠左政策，全都翻了案，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还通过毛提出的在全国推行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议案，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接着，又于六三年五月，毛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主持并制定了指导“四清”运动的工作纲领，即所谓“前十条”。
刘少奇在推行毛制定的“前十条”，同时认为“前十条”是个极左文件，真要实施起来，必又祸国殃民，又有多少人头落地。于是，又于六四年九月，即刘指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运动，并取得“桃园经验”之后，在另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十条”进行了重大修改，变成了“后十条”。刘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曾经“反左纠左”的广大干部。
刘的所谓“桃园经验”和对“前十条”的修改，真正触怒了毛。就在“后十条”向全党颁行的同时，毛又召开另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废除刘的“后十条”，制定了更左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所谓“二十三条”。至此，在国家政策上，毛刘两派的对立、纠缠、斗争已延续了五年。一九六五年底，毛竟不择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后摊牌，一举置刘于死地。
所以说，四清运动的起因，是毛搞起了极左的“公社化”，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四清运动的延续。现在，回头来看四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四清怎么清
上面提过，所谓“四清”，就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那么，怎么清？我参加过历时八个月的四清运动，所见所闻所思，请让我一一道来。
在广东，可以看出，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领导，是绝对强有力的，四清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头等大事，抓起来更是绝对不含糊。陶铸对全省四清运动，作了迅速而稳妥的部署，并指定省委书记赵紫阳和省委秘书长张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团团长、副团长，限期开赴试点。
由省直机关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团，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底开赴揭阳县，并在县城住了一个月，闭门学习和整顿。这样的不寻常做法，我已有两次经验：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参加土改工作团，按陶铸书记指示，人人要过“土改关”；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底参加“钢铁师”，按陶铸指示，到粤北山区大炼钢铁。这次四清工作团的学习和整顿，一开始就强调“阶级斗争”，人人必须过“社会主义关”，气氛十分紧张。因个人历史或思想作风犯错，经批判仍然被认为过不了“关”的，不论党员、团员或非党团员干部，一律清除出工作团，回原单位等待处理。最后宣布纪律：一、必须与贫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团员一律不准吃肉、鱼、蛋；二、一律不准送礼受礼、行贿受贿；三、一律不准谈恋爱，严禁乱搞男女关系。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公职，情节特别严重者，移送劳改或判刑。
入村后约三月，居然就发生了一件严重违纪事件。一个已婚的工作团分队长(处级干部)，被人揭发与一女队员乱搞两性关系。在内部批斗会上，一位知道内情的人事科长出来揭发批判，他说：“你是个不可救药的败类。过去，你和你老婆两地分居，多次提出照顾夫妻生活。这没有错，党组织正是为了满足你的兽欲，终于将你老婆调在一起。没想到才三月未尝鱼腥竟然不顾党纪国法，你还有党性、人性吗！？”当然，这位违纪者被宣布开除，后事如何，不得而知。
根据多年参加运动的经验，我必须弄清楚这次四清运动的斗争对象是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是绝对不能含糊的。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即后来文革时所谓的“黑五类”，都是斗争对象。现在搞四清运动，斗争对象就是“四不清”了。什么人有权在“工分、账目、财物、仓库”管理上搞“四不清”，那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有个问题我还没有弄明白。有权搞四不清的，不外是公社以下生产大队和小队两级基层不脱产干部，为首的是党支部书记，主要成员有大队正副大队长、民兵营长、妇女主任、会计、出纳、保管、小队长和记工员。这两级基层干部，都是土改或合作化涌现出来的贫农积极分子，绝大多数“入党做官”，他们历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倚靠力量，现在怎么就变成斗争对象了？难道他们搞四不清，已经从量变到质变，像中央文件里所说，变成了“国民党”？
我想，“粮食统购统销”逼卖余粮，合作化逼着入社，“大跃进”逼着放高产卫星，公共食堂逼着砸烂家里的锅灶，“反瞒产”逼着把口粮挖光，基层干部都首当其冲，与农民同样受穷不说，上头打压，下头顶牛，吃了不少苦头。这次“四清”，来头不小，声势浩大，过得这一关，难免不掉一层皮。
入村后一个月，我负责的工作片，包括生产队长和记工员在内的十几名基层干部，他们的个人历史、家庭情况、群众关系，大致有了初步认识。然后，开始对其中一个有“四不清”嫌疑的生产队长进行摸底并查账。
我有农村工作的经历，知道查账是一限细致而繁琐的工作。首先，在生产队里物色两名青年，人品要老实可靠，起码有初小文化程度，在查账过程中，还要不断做思想工作，解除后顾之忧。最主要的“忧”，是如果扳不倒四不清干部，工作队走了，将会有没完没了的报复。因此，既要适当给予撑腰，又要掌握分寸，尽量避免出错。而生产队的账目，净是些流水账，鸡毛蒜皮一箩筐，青葱大蒜一锅烩，这里漏记一笔，那里又多挂一笔。特别是“工分”账，二十来户五六十个男女劳动力，不论农业副业，凡出勤的都要按不同工种不同等级记工分。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普查，只能重点查。历时三个月，大致把那位陈队长的四不清，搞出一个较为清楚的轮廓，为最后面对面斗争提供必要的条件。
陈队长五十来岁，小眼睛，八字眉，识字不多，古怪不少。他以“三老”(老贫农、老党员、老骨干)自居，在不到一百口人的这个生产队里，握有人“口”、劳“力”、财“物”的管理、领导权。据一位社员告诉我：办公共食堂那时候，队里一位生产组长(由陈队长口头任命)，因一点小事，顶撞了几句，不听陈队长的笛，饭牌被摘除，饿了三天肚皮，还丢掉三天的工分。那组长又气又恨，终于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饥寒交迫，病重而死。在斗争会前，我找陈队长谈话，晓以“四清”大义，陈以个人利害得失，争取“坦白从宽”的主动权。
陈队长也是个“身经百斗”的老油条，不轻易放弃“防线”，说保证服从党的领导，拥护党中央发动的“四清运动”，反修防修，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结合到自己的实际，工作多，能力有限，难免有些缺点，“自然灾害”期间，也难免有“多吃多占”的错误。我真有点佩服，一个半文盲的党员生产队长，居然养成了如此惊人的“党八股”，上连“反修防修”，下连“多吃多占”。意识形态的教条，积淀成为一种新八股，要想改变就极不容易了。
斗争会上，陈队长依然不紧不慢地说教，又是“反修防修”，又是“多吃多占”，末了，没忘记请社员多提批评意见。沉默了一两分钟，我特意培养的一位青年社员，便站起来带头批评陈队长，接着，许多社员相继发言，揭露陈队长一些缺点错误。批评最多的是，“灾害”期间，陈队长领大家下田耕作，他自己却叫记工员，在田头摆开茶具，煮滚水，泡工夫茶。一边喝茶，一边东拉西扯讲三国。二十几个劳动力，半亩水稻田，一上午插秧都没插完。这样干，怎么能有饭吃？大家插一天秧，陈队长喝一天茶，同样记十个工分，这不是贪污是什么？一位三十来岁的大龄青年，越说越气，竟泣不成声。最后，陈队长一一认错，表示愿意接受党的纪律处分，多吃多占的，全部退赔。至此，陈队长的“四不清”问题，就算解决了。
其实，像陈队长这样的所谓“四不清”，是当时农村极其普遍的现象。所谓“多吃多占”，不外就是偷偷摸摸多吃一点粮食，多占一些工分。农民半公开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不吃白不吃，不占白不占，好歹都是共产党。”在生活资料供应十分匮乏，大家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的困境下，作为基层政权的主要干部，背着大家多吃多占，农民当然极为不满。但如中共中央文件所指斥的“国民党”，显然是上纲上线，成为“敌我矛盾”，似乎又未免小题大作。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抓住农村基层干部这些鸡毛蒜皮，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政治运动，弄得鸡飞狗跳？如果说，农民本质上具有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毛一意推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障碍，那么，用如此激烈的革命手段来对付农民，先不论成效如何，实际效果是把向来认为“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群众，推向对立面，制造出更多的打击对象，树立更多的敌人，仅从革命策略上讲也是得不偿失的。如果说，主要是对付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何必将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扩大到党外，直弄得全国各界鸡犬不宁？当时，我隐隐约约发现一些问题，但还不能独立思考，更无法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的三同户
这家贫农三口人，两老一少。陈老爹六十开外，下巴一小撮稀疏山羊胡须，这在乡下农民来说，已不多见。他近年来“灾害”以来不再参加集体劳动，按政策享受老人福利──免费分得一份口粮。有时种点自留地，有时下小河沟摸些小鱼虾。陈大娘五十多岁，身体瘦弱，料理家务之外，参加做“花”(一种手工抽纱)，由队里统一记工。他们的独子陈金龟，刚满十七岁，长得端端正正的一个小伙子，是队里一个二等劳力。令我意外的是，金龟没有上过学校，只是土改后跟随娘上夜校，扫了一年盲，斗大的字认不到两箩筐。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有些不好意思，说：有钱人才读书，我们穷，能劳动赚工分，三顿粥能吃饱就算好了。
我不禁想起我的第一个三同户。那是一九五二年冬，我奉调参加土改(复查)工作队。我选中了一户全村最穷的贫农，五十岁的吴老大，妻子和三个小儿子。我表明在他家搭饭，你吃什么我吃什么，按规定交伙食费。吴老大推托不掉，勉强答应。第二天早餐，他妻子端上来一碗大米饭，让我先吃。我是在这个地区的农村长大的，即使是好年冬，绝大多数的农家，也只有在农历十月稻谷收成已后，吃一顿干饭，平时一日三顿稀粥，从不更改。早餐特别为我做一碗大米饭，必有原由。经我再三追问，吴老大才不好意思地说：家无粒米，不得已才去采“稻尾黄”。所谓“稻尾黄”，就是谷穗初熟，先把黄透的谷粒采下来，那是“救命”的无奈。我哪里还吃得下饭，连忙拿出十万元人民币(旧币制十万即是新币制十元)，交给吴老大，作为我一个月的伙食费。
十二年过去了，经过互助合作，高级社，公社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尚未出现，农民的日子，还是那么难过，倒是万万想不到的。这次“四清”，和陈老爹同吃，按规定交十八元伙食费，定量三十斤粮票，一日三顿稀粥，和十二年前完全一样，伙食一点也没有改善。
入村不久，我们工作队就了解到，三餐必备的腌咸菜，农民普遍储备不足，还不到秋收，家里的腌咸菜罐就掏空了，主要是没有土地提供给农民种大芥菜。我想，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要求都不去解决，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岂不变成空话？和一些耕作经验丰富的老农仔细商量，果然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秋收以后，各家各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水稻田里起垄种一造大芥菜，清明节前收菜完毕，不会影响早造水稻插秧，经过冬种施肥，土地的肥力不减反增。农民历来都有这样的种植习惯，大跃进时“破四旧”，把这项传统种植也“破”了。这次费了不少口舌，好歹说服了公社的领导，才答应让农民自己多种一造大芥菜。可见，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何其严重。
有一天，我从地里劳动回来，见水缸里快没水了，就到河里去挑了两担水。陈大娘喜孜孜地招呼我吃晚饭，我刚在小板凳上坐下来，大娘就端来一大碗稠米粥，又转身忙别的事去了。乡下没有电灯，一般人家都是天黑前吃晚饭。奇怪，今天的晚饭只有粥，没有腌咸菜。我以为她忘记了，就坐着等。陈老爹和儿子金龟不知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吃晚饭。大娘见我迟迟不动筷子，就不无几分神秘地说：“同志，他们都吃过了，不用等了，你赶紧吃，不要等天黑了，吃到鼻子去。”听得出，分明还带着轻轻的笑声。
我不无疑虑地捧起大碗，扒了一口粥──不好，碗里有诈！这时天色逐渐昏暗，拨开面上一层白粥，下面盖着黑糊糊的东西，一时看不清是什么。嘴里的味觉和鼻子的嗅觉立即作出判断，我放下饭碗，站了起来。陈大娘连忙过来拉着我的手，要我坐下来继续吃粥，悄悄地说：“今天卖大猪。”我心头窜起一股无名火，说：“进村时我就当众宣布了纪律，不吃肉、鱼、蛋，你这不是故意害我吗？”陈大娘有备而来，说：“碗里不是猪肉，是猪血。”我竟一时语塞。
大娘倒来开导我：你不是说过吗，派到我家来搭伙食，就是一家人，一个锅里的粥，还能分成两样？知道你有规矩，老头子下河去捞虾，现在农药用得多，连河里的鱼虾也少了，可是你连几只小虾也不肯吃。我也是要面子的，同志在我家搭伙食，饿成瘦猴，我怎么有脸见人？还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吃什么，你也吃什么。
听着大娘的话，我心头一阵发酸，差点没掉下泪来。我知道大娘一片好心，更知道她的苦心和艰辛。农民除了限量每人每天一斤大米，靠工分所得极其有限，连买油盐酱醋火柴草纸都困难，政府每年发给的一丈三尺布票，买三条毛巾两条水布，想要再添一件新衣，也拿不出钱来。像我的这家“三同户”，三口人，母子两人赚工分，还是入不敷出，年终结算，还欠队里近三百元，成为超支户。就是说，三个人没病没灾，累死累活干了一年，还倒欠队里一年伙食钱。所以，陈大娘还得向队长申请借钱，买回一只小猪仔，运气好，十个月喂养成百斤大猪，政府按牌价收购，自留肉只占四成，容许拿到农贸市场去卖，一盆猪血可以自己吃。如果把人工、饲料折算成本，养一头大猪并不赚钱，更无能力还债了。
那时的工分，贱如粪土。一个工分(即一个一等劳力干一天农业劳作记十分)值，折算成人民币约合一角五分。说白了，劳动一天，工钱是一角五分。一盒火柴三分钱，一盒“工农牌”香烟一角七分。绝大多数农户，成为“大贫”超支户，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不是亲身参加四清运动，要弄清“工分”的真相，几乎不可能。
人口暴增的秘密
土改时贫雇农都平均分得一份耕地，粤东地区每人可分得五分田，政府还发给每户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证。农民欢天喜地，过年时家家户户贴春联，上联是：翻身全靠毛主席，下联是：幸福不忘共产党。心甘情愿交公粮，参军卫国保家乡。五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政府垄断了全国粮食市场，农民被迫按牌价把粮食卖给政府。五六年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土地、耕牛、大农具折价入股，黄瓜打狗──丢了一截。五八年公社化，一大二公，取消土地分红，土地归集体所有，一夜之间，土地证变成一张废纸。从此，农民不再有私人土地所有权，同时，还丧失了耕作种植自主权。
农民每人每年限吃多少粮食；限量发给多少布票、轻工日用品票；什么时候播种、插秧、施肥甚至除虫、除草，都由县党委书记按“计划”发号司令，逐级下达，最后由生产队长当日排工，真正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
至此，以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就实际上成为拥有全国所有土地权的唯一“大地主”。为了继续吸引和说服农民，毛泽东从农民熟悉的“三国”故事中，找到有利的依据。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员外姓张名鲁，在当地搞起一个吃饭不要钱的运动，凡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可尽肚子吃。张鲁只是在饭铺里搞，不是在整个社会上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社会主义作风。可见，社会主义是由来已久了。毛还认为，‘三国志‧张鲁传’中所说的有关群众性医疗运动，真有点像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现在我们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
我不禁想起，省委书记陶铸实施“三餐大米饭，尽肚子吃饱”，是大有来头的。不久前社员们揭露陈队长的“四不清”，其中就有一条说，陈队长带社员下田劳动，自己却在田头喝工夫茶，一边喝茶还一边东拉西扯说“三国”，也不是没有由来的。不管大跃进、公社化造成多么惨重的灾难，这个“古已有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以最高政治领袖和精神导师的身份，坚持一定搞下去。这就难怪，毛坚持要把“马克思和秦始皇结合起来”。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制度。我在四清运动中，从“清工分”入手，逐步摸清楚分配制度的来龙去脉，可以简称为“七二一”分配制。就是说，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全年总产值，扣除公粮、余粮及政府各项派款；留足种籽、饲料、成本和下年度生产资金；再适当预留一定数额的储备金，剩余下来的，才作为劳动果实，可以分配给社员。所以，社员最关切的是这可分配部分。
那么，这可分配部分，又是怎样分配的呢？仍然照顾到农民的基本需要和接受程度，把这可分配部分，一分为三：十分之七，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鳏寡孤独，一律平均分配；十分之二，按工分多少分配；十分之一，按交农家肥多少分配。
十分明显，这个“七二一”分配制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着重点放在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容易接受的传统平均主义观念上。以我所在生产队为例，每人每天口粮大米一斤，不论大人小孩，一视同仁，大人分一斤，小孩也同样分一斤，一年就可分得大米三百六十五斤。一户农家一年生一个孩子，就多分三百六十五斤，两年生两个，就多分七百三十斤。以此类推，如果生四、五个，就算平年，也能多分近二千斤。生孩子对农村妇女来说绝非难事，又有‘婚姻法’作保障，规定女十八男二十即可结婚，寡妇可以再嫁，农民无不争先恐后，许多地方按原来习俗，女子十四、五岁就出嫁。农村实在没有什么娱乐，又没有电灯，天一黑就上床。凡是能生育的，毫无“后顾之忧”，一个不可抑制的“做人运动”，自发地、悄悄地、迅猛地兴起。十五年间，全国以农村占绝对多数的四亿人口，激增为八亿，一发而不可收。
前面说过，劳动工分值极低，一个工分(即劳动一天)约合人民币一角五分，就是说，全年无病无灾，不休息，做足三百六十五天，也只能赚到五十四元七角五分。和平均分配一人一斤大米(市价一角五分)相比较，旗鼓相当。除非白痴，没有人不知道，“做工不如做人”。所谓“出工一条虫，上床一条龙”，的确是人民公社化农民生活的写照。
说句实在话，在这样平均主义分配制面前，一向提倡的所谓“劳动光荣”、“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不过是一种时髦的革命点缀。而且，提倡的“劳动”，仅仅是原始的简单体力劳动。最具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知识份子，往往被贬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分子，长期被迫进行灭绝人性的思想改造运动。这种极其片面、落后的劳动观，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完全处于封闭状态，停滞在“秦始皇时代”。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这座宏伟金桥，并没有造成农村的富足和繁荣，更没有什么“莺歌燕舞”。相反，到处一派凋敝景象，可谓“千村辟苈人遗矢，万户萧蔬鬼唱歌”。只有人口，却呈现出增长势头，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年年“以粮为纲”，“全党大办农业”，年年口粮不够糊口，等到发现人口爆炸，灾难性的局面已经酿成。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把造成人口爆炸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毛主席提倡“人多好办事”，和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人口论”。其实，毛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这些形而上的马列主义教条，没有那么伟大的威力，广大农民也不知道毛说过什么人多人少的话，更没听说什么人口论。真正造成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恰恰是上述那个平均主义分配制。形而下的粮食平均分配，与形而上的马列教条相结合，使农村品质不高的人口逐年增长，最后形成爆炸状态，一发而不可收。
二十多年来，人民公社的名称是取消了，但实质上执行的一套劳动、种植、上缴、记工、分配等制度，几乎一成不变。特别是真正能解放生产力，摆脱僵死“计划经济”，还农民以人的尊严，成为土地的主人，即生产资料(土地)所有权问题，依然坚持毛的一套教条。因此，执行多年的所谓“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政策，除了给人民(尤其是农民)制造许多新灾难之外，于节制人口增长上，收效甚微。中央电视台多年前播放新年联欢晚会节目中，有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将人民这些新灾难，极尽嘲笑之能事，让观众一笑了之。这大概就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个典型。
自从土改消灭地主、富农阶级之后，中华农业大帝国即从内部受到致命的内伤，紧接着又照搬苏联老大哥的“一个主体两个翅膀”──即建设重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一步紧似一步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直到最后完全剥夺了农民的耕作自主权和土地所有权。美其名为人民公社社员，实际上失去土地的农业劳工，唯一的生计，就是被钉死在极为有限的、越来越少的耕地上，用体力劳动换取工分，而工分又不值钱。在这种别无选择的困境中，养成了畸形的生活形态：一方面失去“劳动致富”的信心；一方面为多分一份口粮，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生孩子。这就是公社化的全部真相。
现在中国人口已有十三亿，耕地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口仍以每年净增一千多万的势头发展，难以预料的“人口核弹”，一旦爆炸，可能是新世纪最可怕的人祸之一。
2000年8月18日
2000年12月25日修订(//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