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日讯】据新华网北京2月26日报导，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刑法修正案（五）草案分组会上，包括北大校长许智宏、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方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祝平在内的数十位委员建议对刑法作出修改和补充，要求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条款，按蒋祝平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明确提出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是违法犯罪行为；明确具有执业医生资格的人员可以成为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体。”这些教科文卫的“知识”委员们露出了狼一样凶残的嘴脸。

　　报导说：“根据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已达116.9：100,科技部‘人口与健康科技问题研究专题报告’表明这一比例已达119（正常应当为102－107），有的地区高达130。”如果这一情况属实，我以为已经形成了中国式的人口危机。那么，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导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的调查发现，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是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法律对上述两种行为进行打击和惩处。”这是近乎胡说的。其实造成危机的原因根本用不着调查，直接的原因就是违背人性的强制计划生育运动，间接的原因是推行这种非人运动的全部制度。

　　但是，造成人口危机的真实原因这些“知识”委员们是不能看到的，即使他们可以看到，也是不敢看到的，因为，他们是奴才。奴才的习惯——当然是朝拜时的习惯——，是眼睛不敢望上看，甚至不敢平视，而只敢往下看。他们断断不敢看到所谓计划生育的非人性，而只敢看到底下大众们的“罪行”，就像报导所特别指出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千百年来一直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许多老百姓更是通过各种手段放弃生育女婴选择男婴，从而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光棍村’，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把人口危机的责任全盘推给了“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

　　人口的繁殖本是自然的。在自然繁殖的过程中，人口总量的性别比会有波动，但绝不会出现性别比的危机。生育是夫妻自身的自然权利，是成年人最自然的人权之一，但是，这一自然权利在中国也被剥夺了，竟然化为了“计划”的公权，人们是否可以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生不生孩子竟然自己不能做主，而要获得国家授权，获得官僚机构批准。政府当然可以采取鼓励或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这在总体上只能够是温性的劝喻、软性杠杆的调节，必须以自然人性的自由为绝对前提。一当违背了人性，生育变作了硬性的“计划”，那么，人们在无力抗拒这种“计划”的前提下，就不得不使用好“计划指标”，根据个人和家庭的价值观进行自己的“计划”，对生男生女进行痛苦的抉择。这种抉择反映到人口总量上，则一定会积累出性别比的危机，允许生一个是这样，允许生三个也会是这样；只要是“计划”的，一定是比例失调的。因此，不管“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是怎么对待生育的，都是合理的，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然人性或被强行扭曲的人性的合理选择，发生人口危机的罪魁是“计划者”自己。

　　如果要追究“罪行”，所能够追究的只能是政府本身。但是，奴才的本性不会产生这种“大逆不道”的念头。相反，一当奴才选择了“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为视点，就一定立刻收敛起献媚的笑面，一定会露出狼一样凶残的嘴脸。一切的奴才，必压抑了许多内心的欲望，一当有弱者可以施欲，就会爆发出他们的残暴。残暴是奴才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性格。“知识”委员们一当把眼光注视到“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身上，狰狞的牙齿就会露出来，血红的舌头就会舔起来，一切的温顺就不再看到，有的只是“刑罚”，是严厉“打击和惩处”的嚎叫。

　　中国“知识”委员的奴才双重性格在年初北京市的“两会”会议间，也出过一个鲜明暴露的例子：一边厢是市长王歧山刚在人代会西城区分组审议时表态：北京的人口一定要控制住，北京的定位与人口密切相关。另一边厢即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政协委员张惟英跟着急忙呼应，提出在北京“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提案。急忙的呼应是奴才的温顺，而排斥“外来人口”、取消本就几乎不存在的人口自由流动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则是奴才的残暴。不说人权、公民权，仅仅说北京首先是中国的北京而不仅仅是北京的北京这一浅显道理，教授张惟英女士不会不懂，但她又确实是不懂，因为奴才的性格必然使其愚昧到普通人以下的智力水平。

　　凡奴才，也一定是狼；所谓“知识”，只是张人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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