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3日讯】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引起境内外震动。这位世纪老人度过长期幽禁生活、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岁月后,用他女儿的话说,“终于获得自由”。短短几个字,饱含无限辛酸、无尽屈辱。将近16年的日日夜夜,在围墙的圈堵中,在官方的监视下,任日月流逝,看雨雪变幻,无亲子之承欢,失友朋之笑谈,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是一种怎样的摧残!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竟然无端遭受无限期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这种专政形式于理无凭,于法无据。在这种无情的事实面前,当局所有 “依法治国”的说教、“宪法至上”的鼓吹都黯然失色。当政者依靠的是首长意志,是决策者一言为定。当年幽禁赵紫阳是如此,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逮捕鲍彤、密捕曹思源等等也是如此。直到现在,诱捕因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依然如此,蒋医生现在还被幽禁家中失去自由而无任何法律依据。这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如果上溯,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无法无天”。(《毛选》4卷1074页)再上溯则是列宁所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中文1版31卷318页)这种概念一代代灌输下来,成为高层的思维定式和施政的体制规则,乃致张志新被逼疯后只因辽宁省革委副主任毛远新一句“杀了算了”而遭处决,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只因毛泽东一句“张霖之就是走资派”而在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所以,回顾赵紫阳16年的屈辱生活,不能不触及这些大权在握者的专制意识和专制体制。不铲除这些,蒙冤受屈者还会不断制造出来。
赵紫阳先生被罗织的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所谓“动乱”,即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在悼念胡耀邦逝世后即趋和缓。这时,高层对学生争民主、争自由活动持有不同看法。在讨论1986年学潮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说:有点动乱不要紧,这是考验、锻炼我们领导才能的时候。赵紫阳说:不要怕动乱,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与这种开明思想相反,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对李鹏、杨尚昆说:“现在他们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因此要镇压,“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由此才有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抛出,这篇社论激起 10万学生再次上街、百万市民夹道欢呼的又一高潮出现。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理事会讲话,实际上曲折地否定了“动乱”定性而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理性对应方针,使民运再趋缓和。这一简短的历史叙述告诉我们:究竟是谁在激化矛盾,是谁将本可以通过和平方式、以民主理念为指导、循由法制途径、谋求政府与民间共识、启动社会良性转型的机遇堵塞,而以一场血腥屠杀、以一场暴力恐怖、以一场空前悲剧、以一场社会大分裂,将社会良性转型机遇推向遥远,它的罪魁祸首是谁?历史的是非本是清清楚楚的,但在掌权者手中却完全倒置:功臣成为罪人,罪人扮作君子。于是,“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至于“分裂党”的罪名,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辩中有一申诉:“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象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其实,辩也罢,不辩也罢,在一个极权主义团体内,哪怕是位高为总书记,也只能听凭最高决策者摆布,在关键环节并没有自主的余地。赵紫阳在1989年只是主张与民间互动而不取敌视、镇压态度,一项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立刻掼下□□“分裂党”,而且不容分辩。在这项罪名下,还包括一项指责,即赵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公开了十三届一中全会一项秘密决定: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但主要决策者地位未变。这种垂帘听政制度是暗箱操作,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可以想见,把这种见不得人的权力结构公之于世,邓该是如何恼怒。正如胡耀邦发牢骚说“儿皇帝不好当啊”,被小人汇报到邓处,引起邓极大警觉一样,赵紫阳把这项秘密决定公布,邓的反击力度是不会小的。无限期软禁就显示其力度,让你不生不死。这就是赵紫阳将专制制度的一角突然曝光所得到的惩罚!
人们深知赵紫阳的冤屈,呼吁为其摘除莫须有的罪名,首先是恢复其人身自由。 2002年10月31日一封写给中共十六大全体代表的公开信称:“如今,当年那些被通缉的要人,他们或出国或留在国内,都已经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同他们相比,赵紫阳更应当是我们的同志,更应当享有人身自由,为什么他却不能象正常的老人一样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呢?”2004年鲍彤、丁子霖等66人呼吁立即恢复赵紫阳公民权。他们质问胡温:继续囚赵,“请问二位于情何堪,于心何忍?”然而,这些动之以情的呼声得不到任何回应。连最低的要求都唤不醒决策者们恻隐之心,何况那桩“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重罪更是洗雪无日了。如果说邓氏一代积习已深,不容易从那场孽债中解脱,那么,有江一代总该清醒一点,稍为宽松吧?然而,不!赵出于至诚,向中共十五大上书,呼吁平反“六四”,说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情深意切,动人心弦。然而,江核心的回答是:此后禁止赵任何会客。一棒子打回去!最高决策者为什么如此无情无义呢?无它,专制制度使然也。专制就是在重大政治决策时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这里的“一个人”,必须具有统慑他人、首先是统慑左右的绝对权威,必须具有令下级绝对服从的威慑力。周佛海和柯庆施都鼓吹“相信领袖要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到盲从程度”。这是专制制度得以确立的社会思想基础。只有具备这样的思想根基,能够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一言堂”才能建成,专制者才能随意挥洒,任由所之。《河殇》播映时,王震在书记处会上抵毁此片是“扬赵抑邓”,说是“与邓小平争天下”,扬言:谁反对邓小平,我就要他的狗头!试想,没有王震这样的人,怎能保证一呼百应呢?当然,迷信与盲从是有报酬的,这就是权力的分配。王震凭借迷信与盲从升任国家副主席的荣誉地位就是报酬。如果你不听话,或者他觉得你不听话,验之再三,那么,只要他点头、示意,什么罪名都可按在你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叛徒、内奸、工贼”可以加诸刘少奇头上,“支持动乱分裂党”何尝不可加诸赵紫阳头上?而且,保证批判会开得人人慷慨激昂,有理有据,做出的政治结论则是人证、物证俱全,无懈可击。至于将来平反,那是未来的事,只要眼下能够众口一词、舆论一律,保证将政敌打倒即可。党内重大权力搏斗大体都是这么轰起来的。这就是储安平君在《中国的政局》中所说:“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由统制思想衍生出“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思之信然。由迷信、盲从构成的思想统制,积年累月形成集体的思维定式,是极不易化解的。因这种思维定式形成的决策很难获得重新审视的意愿,面对新情况、新形势也很难突破这种思维定佗择符合实际的新策略,一切均在已经僵化的模式中运行,因此,迟钝、固执、自大、停顿构成施政的显着特点。这就是老朽的象征,老朽到连前两代最高决策者做出的悖理、违法、大失民心的剥夺赵紫阳人身自由的决策也装作没看见、不知道,或者明知其存在却不予理会,任其无限期实行,即使民众呼吁连天也充耳不闻。反应的冷漠,说明哪怕只把赵紫阳看作一位可怜的老人,表现出一点儿最普通的人道情怀、怜悯之心,也做不到。冷漠到对人事毫无兴致,这样的老朽距离其生命终结已为期不远,难道不是吗?
中共组织以其严密性而著称。不用说秘密状态下的不传父母、妻儿的神秘色彩,就是在公开状态下党的生活也与群众隔绝,这增加了普通党员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就是权力的最初级形态。整个组织结构就是权力结构,最高领袖就是掌握最大权力的最高决策者,以下各级依次握有逐渐缩小的权力,直到普通党员的自我神圣感。各级权力层次依严格的组织原则而上下左右链接起来,构成统一的力量。基本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3条保证集权制得以全面、彻底贯彻,使极权主义在全党畅通无阻。当然,形式民主也是有的,全国的、各级的党代会的召开,各级党委会的议事规范等等,似乎都在保证党内民主的实施。但是,这只是做出“民主”的样子,连高层人士也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民主。赵紫阳的体会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在最高层领导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只是(向我们)征求一下意见,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一致意见,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来。还有他的话你必须听。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不多几句话就把专制机制说得绘形绘色。所以,毫不奇怪,正是这种专制制度,使邓小平放胆主持炮制《四二六社论》,放胆调动军队进京,放胆下令开枪屠杀□□在这个问题上,专制的特点体现得十分鲜明。在邓身边,有八位老人扶佐,下面有李鹏、陈希同等人应和,军队中有杨尚昆、聂荣臻等人帮腔,组成一个暴力镇压集团,血洗京城。尽管后来悄悄将“反革命暴乱”、“动乱”改为“风波”,但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代表的讲话还在,他在讲话中指责这一事件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并未撤销。中共几代领导从未声言改变原有定性。邓小平当然不会改变原有定性,江、胡权力来源于邓,自然不会触犯邓的利益而改变原有定性。即使高层出现为改善党的形像而企图改变原有定性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不能超过江、胡,就不会达其所愿,而且风险性相当大。中共作为专制集团,拥有相当数量崇尚专制主义的成员,他们的代言人即极左派正伺机而动,寻找任何民主取向而决斗,成为企图改变原有定性的掣肘者。总的看,这些势力对于改变原有定性,反对者居多数,不相关者亦有相当力量,相关者居少数。这些动机不一的有势之士,在一个强调以上制下的组织框架内活动,要取得一致是很困难的,只能按照力量对比相机而动。决策机制不易启动,久拖不决必然丧失摆脱困境的机遇,而且显示组织内一片拖沓、因循的颓靡之气。每年“六四”一来,慌手慌脚忙乱一阵,过后依然故我。这一程式已经僵化,目前尚无新路可循。相应地,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定性也就无从解决,依然是拖下去。但是,历史欠债总是要还的,拖欠越久所付代价越大。不过,现在高层要员耍权的耍权,贪财的贪财,有谁还能听懂“欠债要还”的衷言呢?
赵紫阳先生病危,海内外一致呼吁中共领导前往看望。就是民坊有人病了,众邻居还要问候一声,何况一起工作的同志,年逾八旬,生命垂危,怎么就连“看望一下”的人情世故也不讲了?“看望一下”只会让庶民觉得共产党还有点儿人性,否则,老百姓会怎么看?这么点儿事竟然让高层迟疑不决,久久不见下文,应变能力如此之低,那“伟大”的自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伟大”自动显示为“渺小”。据说,曾庆红曾在赵弥留之际探望。不过,这是相隔两个世界的会面。赵先生终于保持了自身的洁净,未被污染,曾先生则保持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未曾投降。阿门!
(2004年1月19日)
──转自《争鸣》杂志2005年2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