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7日讯】原刊《今日日报》（Mlada fronta Dnes），1993年1月19日。

首任捷克总统的地位，与过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相比，乃有着大大的不同。新总统将要带领的，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新国家。捷克总统在宪法所界定的地位上，也和过去不一样。再者，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我国政治情势上的根本差异：自最近的一次普选开始，这两年半以来，捷克共和国进入了一个不同于过去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稳定的议会民主的阶段，清楚地建立在有着各具政治特色的政党的竞争、以及有目共睹的新兴的政治权力分立基础之上。在这个紧接在革命真正结束之后的新时代，总统发现他本身已不能再扮演如“国家元首”或“新时代象征”之类的冷漠角色。他将不再只是被强迫，或被允许去涉入每一件事，而是必须对每件事情负起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捷克总统候选人，以作为国家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首长，去提出他的“施政计划”，是件颇为愚蠢的事。

捷克总统将不会是行政部门的首长或是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而仅仅是依照宪法规定具有特定地位和任务的非直选官员而已。当然，总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事，而会尝试着去藉由个人的影响力来有所发挥；但他不可以就他不被允许去做决策的事项，通过“施政计划”去做承诺。他只有一件事情是他正当地被允许去做的，那就是：根据总统职位在宪法和政治地位上设立的目的，──假如被选上了，提出愿景；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提出而且愿意透过其权力和公共活动去保卫和追寻的价值观。

宪法昭示我们，政府──总理和各部会首长，其权力的取得或失去，是源自于国会的信任与否。另一方面，总统，则由国会两院联席选出，重要的是，他不必对国会负责，也因此，国会不能罢免他。

这不受弹劾的能耐意味着什么？政府有改组的可能，国会有被解散的可能，而选举也可能会受到社会上瞬息万变的政治气氛之影响，给予新产生的政治联盟以权力。但总统，仍然会在他五年的任期内在位。他的去留不用随着政治上突然的改变而受影响；在某些时候他是主要的玩家－－他拥有权威，去任命政府和在某些时候解散国会。如此，在发生政治变迁或危机的时候，他的重要性也随之水涨船高。因为这使他成为有能力处理该一情势、克服或解决政治危机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特别的理由，总统具有不可弹劾之地位；假使他的职位老随着政治态势或风向而改变，他将难以达成上述的目标。

综合上述的能力来看，总统这样不受弹劾的地位，也是了解总统在宪法及政治上特殊地位与角色的关键：其意义在于，他是国家权力延续性的保证人或中介人；同时也是国家认同和统合的代表，毕竟，他对外代表着国家。他应作为宪政体制上的某种常数，像“恒星”、像作为“最后申诉”的制度，是民主发展动态过程之中恒常的稳定力量。

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检视总统的职权时，很多事情便可以在逻辑上说得过去。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总统应致力于一些重要的、长期的事务上面，思考国家的存续和民主的原则、政治系统的稳定、宪政秩序与价值、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的影响力。他不应涉入每天的政治论争，像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战斗与竞争的政治主体。（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不应对既有特定的政党过分表现认同）日常政治的操作属于政府，更精确地说，是属于创造执政联盟的各个政党，而不需要总统来过问。很清楚地，总统亦不需要每天在电视上去解答所有可能“在一天之内会发生的种种议题”。他应该站稳立场，作为提供所有解决方法以正当性的保证人。

纵使总统仍很难避免“让污泥沾上他的手”；但若屈从这样的行为，将会显得颇不负责任。总统对于日常政治的接触，仍然具有特别的角色地位：他应该扮演一个不显眼的政治谈判调解人，一个非常任的共识追求者，或隐藏在幕后的鼓励者、一种整合的要素──相互了解的创造者，或者成为政治文化的守护者。在各式各样的政治论争当中，他与其要集中心力于“技术性的”实体问题，倒不如专注于问题解决的方式或风格。简单地说，他应该看守好“游戏规则”，而不是让自己成为“玩家”。

总统是一个超脱于政党世界之外，追求普遍与共同利益的人。我认为，总统最重要的事，应当是去确保政党不会贪求把国家资产中饱私囊，也不会明目张胆地以宰制的方式去干扰社会上自然和自由的结社。（这是在一些议会民主制中所可能见到的过程）。总统不应较之偏向其他重要的组织（从教会到商会），更偏爱于与政党接触。透过这些与公民社会全面的接触，他应该立场一贯地强调，唯有多重和独立地和公民社会互动，才能进而促成真正的民主，以及去创造一个真正有益于政党的环境。政党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工具，而不是民主的目的或目标。

因此，总统应该怀抱着像政治家般的权威，关心“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大过于狭隘的政治。只有在一些例外情况的时候，总统才运用他充份的力量去获得一些特别的效果：如同作为仲裁者、评价者或解决方案的寻求者。他所说的话的权威，应尽可能地来自于他因职位而赢得的声望，而非依靠政治权力或支持他的联盟。

在对于总统角色的普遍认知基础上，我看到总统在国家的政治氛围当中，有一项需要他关注的重要任务──那就是公共生活的风气。我深信，我们国家总体政治的稳定和循序渐进的发展，有赖于这一风气的存在，而更重要于我们大家只是在观念上接受而已。在行为上，要强调公民身份的道德面向、政治的道德起源、公共共存的精神面向、国家的服务角色（只有当国家具有某种整体的权威时，才可能实现）、责任感的呼吁、对宽容的召唤、广纳各方意见、彼此相互理解──依我的看法，这些条件的满足，是一个总统长期且重要的责任，与他的政治地位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这些政治意识提升任务的效果并非一蹴可及，而是迂回的、长期的、甚至往往很难去证明的。这样的任务，乃是要求政治人物不能仅仅受到社会短暂情绪的左右。

总的来说，总统应专注在系统性的议题、以及普世的价值和“风气”上，特别是攸关国家存续的事项，即其民主的认同和政治的稳定。

在这些具体明确的事项之中，最应当集中且长期地为总统列为首要关心的，就我看来，正是人权！这个是他可以直接地有所作为的领域，不会有妨碍其他宪政机构权能以及不适当地卷入每天的无数政治辩论之中的问题。这项任务是一国元首明确地掌握其责任的结果：亦即去保护和体现作为立国之本的基本人文价值。

如我上面所指出的，总统行动的公分母，不可以是一般所称为“施政计划”的东西，而是一套在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域中所要追求的具体目标。在该一领域中拥有和追求计划，乃专属于政党和政府，而以兹作为它们的党纲。但对于总统来说，这个公分母却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即共同精神──尊重人类、人性尊严，以及国家的民主价值与长远利益。此外也应包括对于一些涉及到整体人类社群事务的全球的责任。这一精神不容易以一整套的论点来涵盖。它只能藉由行为的方法和公共的表现来证实，并藉由在公共活动、工作风格和重点的分配上“作为建筑师”的这样一个角色，去接近各种问题。

每一位总统理所当然地有他自己的想法，譬如说如何去解决诸般问题，以及如何更了解从对外关系到经济、社会、教育或安全等等领域的政策。没有任何人在谈判的过程中和公开现身时，可以被要求不去阐明他自己的意见。但是每一位总统在这些事务领域中，却应该进行一些自我约束，且应小心地考虑要说些什么

，以及何时去说和如何去说。这是为了避免因为不当地涉入自己既有能力之外的范畴，或是质疑那些在普通、直接的选举当中获得选民信任的党纲，而造成动荡不安的情况出现。要在说出真相的责任，和尊重民主分权以及各个宪政机关的政治诫命的责任之间，发现一正确的平衡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这个平衡点的最终权威的寻求，恐怕不可避免地终将会见到是一个非科学的因素，这或许可称之为一种对于情境的“感觉”或“品味”吧！

总统有一个权力，将法案退回国会要求进行覆议。这个权力非常重要。其理由在于，这不只是用来对抗可能会出现的国会滥权的安全措施，事实上，这也是总统仅可使用于针对国会的安全措施和控制手段。最重要的是，这项总统的权力，可以加深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合作以及良好的关系：毫无疑问地，国会的利益在于总统不退回法案，因此，在法案极可能通过之前，国会甚至会告知总统它们的内容，并且／或者非正式地与总统讨论它们。这个事实，可以让总统更贴近立法过程，间接地让他成为立法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在一开始动议时即被纳入其中。总统在法案上的签署将不纯粹只是形式上的行为，对于法案来说，是真正具有确认效果的行为。作为一个在海外代表国家的人物，总统将对于他的国家的立法过程提供更多直接的保证，而将不会有对于立法权莫可奈何等诸如此类的困扰产生。

就像覆议权让总统更接近国会，副署的概念，即政府必须对总统的提案副署从而承担某种责任的事实，也在实质上使总统和政府更加接近。总统和政府将彼此相互依赖；总统需要政府对他许多责任的副署，政府也需要总统对它们的许多事务加以签署。这样可以避免双轨治理的危险出现。这两个机关将很清楚地必须在每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纵使它们心不甘情不愿。在某些领域──以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为例──政策产出或多或少是上述这两股力量的合成向量。举例来说，外交政策是由外交部所主导的，以符合执政党的政策，但总统在海外代表国家，如此，便也对外交政策有所责任；同样的，国防部，是依执政党的政策来作为的，但也不能不顾或不尊重军事最高统帅。

透过上述的这两个原则（覆议和副署），宪法为总统和国会、总统和政府之间的充分合作，提供了一个架构。由于如此，总统就具有──尽管是非直接地──在国家政策方面实质意义的影响力。然而，我也不认为总统可以过度使用这份影响力，譬如说为了去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和敲诈公民政治意志的直接代表们。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只相信他可以去做一件事：使用他的影响力，在特定时刻的和特别的利益之上强调长期的和普遍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选举前），无论政府和国会，都可能会产生短视的倾向。

就我看来，这样的干涉乃合乎未来的总统所应拥有的角色：作为国家建立所赖的精神，道德与政治价值、长期的观点、国际的威望、及牺牲短暂利益以成就普遍福利以及未来世代利益的能力等等事物的守护者的角色。

我在这“高层政治”领域当中短暂的出场，使我确信，在民主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分是心理学的。一个政治人物，假使他不能善待人民（同时作为个体和观众）和不能在他的动机之上赢得他们的信任，那么就算他可以拥有这世界上所有的权位、所有良善的意图、所有的真理、所有的知识和专业顾问，以及所有的工作活力，甚至同时拥有全部而能主导世界，上述这些仍旧不能保证他能留下一点影响，更不用说是成功了。就这一理由来看，捷克总统将不会处在一个安逸的情境当中。他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力将绝不会凭空而起，他将必须借着来自于他每天工作上所累积的人格和信用权威，去赢得他的位子。但我想，这却是唯一对我们全体有利的。

本文系瓦茨拉夫‧哈维尔写于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捷克共和国总统大选前夕。

民国九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译毕

译者：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助理教授；郭展玮，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两岸及大陆事务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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