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6日讯】一个仅仅依靠原始欲望和权利私心展开其政治伦理的社会，其何以能建构超越物念，展示生命创造性能量和人性尊严的价值原则，为人类共同的福祉提供有益的心智和品质呢？所以，当弗兰克和希拉克之流以优越位势者惯有的猎奇性消费心态把玩着东方文明草根‘绿色文化食品’，居心叵测地预言东方精神对未来世界的救赎时，来自文明之域的讨好和奉承着实让老眼昏馈、文化下岗的本土资源守门人们领受了吃惊不小的高端体验，获得了一场洋人‘送温暖’的透心感动。如此一来，政治考古和文化寻根再次引来一拔拔掘墓盗宝、借尸还魂，意欲在风干的历史老例和深宫秘笈中炼丹取经的遗老遗少，一方面除却继续在《汉武大帝》和《康熙王朝》发霉变质的家谱里搜索长生不老的政治保健术之外，还试图引进金正日和卡斯特罗这两具极权主义自我冷冻的标本与世界接轨，让卓娅和舒拉、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时俱进发酵蒸馏出‘治国新思维’。这种数典祭祖和拉圾回炉的解数不仅难以确保族性血脉不断和制度先进性保鲜，反而成为市井庙堂敷衍塞责、胡弄上线的骗术魔法。非但不能为年高老迈和破绽百出的散架龙庭进行意识形态保驾护航，反而为旧制新宠和‘正在富裕集团’恶意拒斥普世价值，假托其对国情民意水土不服，从而再一次掀起本土意识形态劳民伤财的吐血大售卖，让假扮的盛世蛊惑不断加温，给尚无定力的新庄家封禅庆典打气壮胆。
冷眼旁观，旧朝新主的老套权术依然如故！自上而下层层布控、暗室私售幕后分赃的反程序权力洗牌所形成的政治依附伦理，尽管脸嘴物换星移你方唱罢我登台，但排序、座次依然、头脑心肝热度不变，只不过姿态腔调不同，其出拳的招式和套路仍是万变不离其宗。专制阴魂合成的顽劣抗体不仅催化出一拨拔心狠手毒的仗权行凶者，还‘劣化组合’衍生出上上下下善假于权的跋扈之徒。这种过度依赖谋略韬晦之术，唯权是奉、唯利是图的的价值判断不仅让有幸参与者掏空人格道义一路厚黑下去，从而尽失其合理合法的威仪。其中险象环生的权争随机性变局，由于‘上船容易下船难’的不可逆性使得‘入道者’回头无岸，如此下去，即便是千夫所指万民唾骂也只能厚着脸皮，使尽各种损招保全既得好处和巩固现有权势，以防内外觊觑者和各路失败的冤大头报复性卷土重来。
长期如此演进的政治生态，又何以能迫使侥幸胜算的权力‘作案者’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呢？得来不易的‘赢家们’非但不会放权让利与圈外人分红，更无意、也无自信力向民间摊牌，充分信赖并广开言路汲取体制内外的智力资源，运用‘科学发展观’进行富有建设性、创造性的改革以提高执政能力。反而是：要么敷演搪塞、竭力围堵民间诉求，戮力将各种维权申辩扼杀在荫芽状态；要么挟武力护驾自吹自擂，盗用社会自然发展中的精神与物质成果为自己歌功颂德，浓妆艳抹粉饰太平让人民移情陶醉于生物意义的幸福之中，从而罔顾现实困顿，将制度性排斥造成的社会不公不义置换成道德忧虑，借口‘稳定压倒一切’好建设，以确保打劫集团掘权攫利旱涝保收、且无安全之虞。有此心理垫底，权为民所授，还权于民的奢求岂不是与虎谋皮，徒增笑耳的谵妄之举！康有为梁启超、宋教仁诸公不行、后来者也不行！盖因其基因已变异且与时俱进练就了刀枪不入的防身术。
历史的悖谬总是如此，播下思想的龙种却收获现实的跳蚤，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让人们祈望着龙庭新主能以前车之鉴捐弃前嫌，推已及人化干戈为玉帛，运用理性的智能建构符合人伦的秩序和法统，以制度看守人，从而设置出清晰而富有操作性的权利和义务边界，让人事纠缠和权利纷争通过法理契约进行疏解裁判，从而培育出社会普遍遵章守法、无信则不立的精神理念，以此保障革命抑或改革不致因人的本质缺陷而导向灾难性的结局，使得公共权力制定者在目标设置与‘权利期货’交易中始终遵守‘合同要件’不敢胡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发展中机会成本。有此‘训政’的精神和功力再辅之以现代资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又何来贪婪成性“真想再活五百年”的恋权癖呢？
然而，反抗乖谬又总被乖谬挟持着，其“兴亦勃、其亡亦忽”的专制宿命虽然冤死了众多的作法自毙者，但浮夸的权力威仪哄抬出的虚骄，在满足了人性原欲中耽于控制与支配狂妄的快意时，一朝得势、一本万利的权力赌局纵是陷阱密布，其无论如何都难以劝化当道者和入围者开窍，从而作出顺乎民意的制度安排。所以，当人们额首称庆前朝坍塌或僭主逊位，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新桃换旧符，算命卜卦般打点着新朝必有新风尚时，这种应然和或然的臆想与假设，由于缺乏内在的必要条件和根据，这就难保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对时局作出误判。由此观之，虚晃几招的‘爱民亲民’花拳绣腿，偶尔摆脱意识形态语汇拿腔拿调的几段脱口秀；以及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等策略性‘糖衣炮弹’掠过死寂的天空时，一向入驻人心的冷面官僚居然也有人间情怀、说人话做人事，这确乎让人们惊叹感激从而喜出外望，并廉售了太多的热情和期许！
所以，正当人们翘首以待，祈盼着继往开来得胜还朝的加冕者‘破土动工’构建‘新世纪政治工程’时，冷眼审世，听其言、观其行，仅凭道义和热情而无压力胁迫的政改期货，总是让人们一次次错判政治新贵的道德信用，忍气吞声胼足底劲戮力最终还是血本无归、家当输尽。不仅如此，新贵们比之于打江山坐江山者流弄权摄政的粗鄙露骨，则因其与时俱进操练出足够的‘优雅和文明’而使其在社会整合方面更富欺骗性。这就是所谓的“德治、仁政”等民本主义推销术之所以常常被历代专制者盗用，并借此收购民心、治病救权且屡屡蒙混过关的原因。
到如今，风水轮回、统治术已旧貌换新颜，过去声色俱厉的权力恫吓己被置换为：温文尔雅、动辄抹眼流泪‘亲民爱民’的怀柔策略，在消解、软化民间冒险‘作乱’犯上的冲动和勇气的同时，还多管齐下恩威并施，一方面继续沿用老套的精神殖民进行诛心式的宣传，强制性代表人民发言，利用其掌控的喉舌定期供奉政治图腾，从精神上胁迫体制内外人们对此捐献热情、发誓表忠，将人民自主自救的命运际遇纳入其布施范畴以显示其解民救世的无量功德。如此一来，普天之下举凡一切荣辱成败皆因信其有而得救。世俗化原教旨主义对生存资源的严密控制不仅操纵着人们对身体的决断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路径依赖’还滏底抽薪将人的精神反复浇铸熔炼，迫使人人为了‘政治上正确’不断诋毁造化赋予自己的天然本性和真实的历史记忆，引导人民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不知来路焉知去向！从而放弃基于人本立场的价值判断和思考，以便于用意识形态圈点划界并锁定的样态将人民重新定格塑型，最终打造出一个特别方便驾驭，又与权力高端意图保持高度一致的‘和谐社会’。
除了上述方略，还辅之以利益收买和荣誉贿赂等文明手段将民间离散化，充分利用人性中的自利品性和搭便车、占便益的弱点将人们分化组合，从而形成以政治身份排序分肥，挤兑有限资源的产权分配格局，不断强化放大‘行政货币’在社会评价和利益交易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赎买能力，使得来自权力‘高端宠幸’的含金量一路飙升，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富威仪、人人争锋攀附的终极化境。如此狠招所向披靡处处得手，即便是同宗兄弟患难朋友，也因行政性身份圈定的界别级差而相互歧视和贬损。至此，社会自然演化生成的等级序列：即如三教九流、士农工商都全来个天旋地转，无论高低贵贱德才如何，就一个‘权’字了得，但凡是弄权发威，便是胡言乱语也应者诺诺。如此戡乱整肃，不仅内在地瓦解了民间结盟抗拒压迫性政治暴力的可能性，其示范效应还影响到民间的交往伦理，成为社会族群分门别类，进行平等对话的体制性障碍。
正是这种‘行政全能’惯性力作用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异化，中国社会才有如此冥顽不化的人伦背叛和等级蔑视。滥殇于权力终端的暴力因子有了如此水热适宜的‘乐土’挥发催化，其繁殖力几可如SARS病毒般横扫一切无免疫力的头脑和心肺。如此一来，则官僚政客、贩夫走卒、保姆看门人……，凡举一切有权仗势可以凌辱他人、能给人以不方便者，都秉持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原则立场，整个社会上行下效层层浸染、欺软怕硬、得不饶人处决不饶人。社会性不公正导致的怨恨和不满扭曲畸变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敌意、相互设防，权力奉承和权力压迫相互彰显，使得国家司法演变为权力讹诈，偷税漏税、以权谋私异化为能干体面，从而造成社会共同体中是非颠倒、黑白合流，有权即是‘硬通货’成为社会成员集体奉守的‘普适理性’。如此社会心态，即使昔日情同手足的患难之交、同窗旧部或乡里乡亲，一旦遭遇权灾分化配置，处于优越位势者大都是“一阔脸就变”（鲁迅语）欺宗灭祖、爹娘不认。唯其如此，农家儿女一朝脱身草根，其回敬父老乡亲的多不是返哺报恩，而是不耻类属的蔑视和回避；以往同病相怜的工友一旦做起掌柜工头，其手段往往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如此，才有文化佞人赵本山、潘长江者流将制度排挤和客观上不均势造成的农民弱项揭伤取乐、讨好政客小市民打咆嗝的浪笑；如此则有暂住证、收容所、以及春运涨价等盘剥弱势、挤兑下位人群的恶法酷制大行其道且处处落地生根……。扭曲畸变的人性恶尤其善假于‘权’势走街串巷欺行霸市。把个人间捣腾得吵吵嚷嚷、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腥臊弥漫乌烟瘴气……！无法疏解的嫉恨渗和着的利害火拼几乎让这藏垢纳污的人境与地狱擦肩而过。
根据前述分析，极权者尽管对民间权利诉求的修剪和整肃显示了其专制手腕无坚不摧的体制内动员能力，甚嚣尘上、软硬兼施的单边主义政治攻势在显性的场域由于根本就无人抵抗，那所谓‘喜人的战果’也仅是极权者自说自话虚报浮夸的庆典而已。伴随着有限的市场准入和政治全能主义与商业资本的合股共谋，由于受制于资本势利品性的挤兑而不得己退出某些无涉大局的垄断空间，致使完全依靠暴力和谎言编织的专制铁幕一旦开窗透气，利益攻心与体制维权的反向张力迫使擅权者总是处于欲罢不能、疑惧重重的两难境地，权威性法理资源的代际蒸发和与时递减，致使其既无胆力重蹈祖辈动辄使枪弄棒、明目张胆地文攻武卫，又担心“骨牌效应”连带自己断送前程。如此境界！体制外民间抗辩和体制内旗鼓相当的挚肘力量昼夜觊觑着，多向度合力拉扯使得置身其中的‘当班人’既不能罔顾时势一味蛮干，也不能逆流反弹寻祖淘金，更无胆识和勇气顺乎国情民意破局改组重构‘新政’与文明共舞，横竖左右为难摆不平！任何抉择都可能碰电触雷，唯一可行的即是反刍旧制保住现有摊位。
综观后专制极权的建制伦理。盖因其操作上的幽闭性和不光彩之使然，前朝种树后代乘凉的接班型权力位移和下传，不仅削减了前朝暴力统摄的刚性威风，还受制于体制内论资排辈等遗风陋习的冷嘲和抵制，从而给后续的新贵们留下了挺不起腰也捂盖不住的败迹，成为权争内耗中随时会被对手拿捏的软肋。所以，其中有幸‘坐庄者’无论是立储传位抑或阴谋得呈，其正宗性权威性都定然要打折掉价，加之因积弊深重而扭曲败坏了人力资源的选拔与评估机制，使得任何最后的赢家都难免有‘干脏活嫌疑’从而底气不足。故此只要侥幸胜算，其所谓的‘新政’举措便是：刻意堆砌‘脸皮工程’，以抵消朝野讥嘲挖苦其来路不正、无功受权的僭越和不轨。依此路径的施政方针和执政理念便是：政治上焚香祭祖，高调歌颂奠基业的太祖二祖者流，以表感恩并宣誓不做忤逆，借此匡正自己乃天授有据且血统正宗；经济上布施抚民，在特选社会群落（如三农下岗者等）设场布景，利用难民搭台、政客唱戏，以小恩小惠进行高收益政治放贷，廉价收购民间感恩为摄政新贵炒堂子筹集人气和道义资源，将弱势者和受害人这种根源于制度排斥所造成的客观上不均势转换成新权贵表演‘德政’的廉价道具，这既可拓宽民意认同和归附的心理空间，又可以转移和搪塞道德声讨与司法问责；文化上则瘦饭热炒标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浮夸虚报本土资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拯救功能。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和极权主义的本性之使然，这种自闭性其强，又拒绝圈外人知情同意，以及缺乏社会性力量参与交换互动的权利构成，除却掘权攫利捣鬼有术、精于内斗之外，其顽劣乖戾的癖性始终对一切外来物事水土不服并产生强烈的排异性。有如此固若金汤的防身术，即如全球化所向披靡的汹汹逼问，在应对上也仅仅是心仪其派生的文明成果所带来的高端享受，而对创生现代文明的民主理念和普世价值，则采取‘买椟还珠’的愚顽政策加以抗拒和抵赖，并因势利导变通为讨好资本势利的品性，量中华之物力、结宇内投机者之欢心引狼入室，让内外资本合谋对本±资源进行剥皮见骨的盘剥和掠夺。
除此之外，由于极权者长期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防范政策，造成社会各层级之间资
讯交流壁垒重重，上下分层、纵向控制的权力结构不仅堵塞了不同思想意识的交换通道，还因为层层设防的信息过滤机制给各级秉权者提供了‘利己性甄别选择’的权力，使得整个权力系统上传下达的信息流转渗合著真假莫辩、走形变调的资讯供求状况，最终折腾成体制内外宁愿相信口编言传的‘小道消息’判断时局，也不把官方戮力售卖的主旋律当真。正是因为这种完全以秉权者利益和胃口任意剪裁蒸馏的资讯选择机制之使然，才造成整个社会上下棋手、弄虚作假、捂盖子保位子，一切手段伎俩都仅仅是为了讨好逢迎上端的趣味和脾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任何人要想在权力博弈的赌局中修成正果，都必须打磨熔炼得圆滑通透、皮厚心黑。所以，当人们寄望于想像性‘新政’廉售自已的期待和热情，守望着‘新主人’能脱胎换骨推行“改良”和“新政”时，依靠奴化教育和虚假信息打造出来的新老权贵们，不但精神和心肝硬化、灵魂结茧。而且思维意识、言谈嘴脸都和前朝五十步笑百步。试想，长期混迹于如此险境中摸趴滚打，整日介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终于克敌制胜的‘成功者’，其内心除却感激授权禅位的‘龙头大老’并厉行祖宗之法，固守家业不致破落衰败之外，其实在也无暇顾及知识更新和执政观念的系统性升级，因而也就难于形成真正能‘与时俱进’的价值理念和信仰，如此，则仅凭权争内耗一夜得呈的机会主义者们，又何以能内引外联建构新思维，从而洗心革面、挣脱专制逻辑的钳制，作出与文明同步的创造性举措和制度安排！
唯其如此，得势的迷狂者在权力和收益支配上无一例外地选择违背伦常的暴发户消费主义，体制性维权支撑的一朝光彩在让自己肉体保鲜的同时，还能实现‘实用理性’现货收购其控制区间所有营生资源，为子孙后代聚敛财富，以应对下一轮权力洗牌时参与新朝政抢班夺权和分肥逐利蓄备足够的财力本钱。如此一路作孽下去，社会不正当、不均衡的发展合成出的损不足而补余的“马太效应”，总是能为赢者通吃的新老权贵们保驾护航，从而在离乱治平的专制社会始终稳操胜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其示范效应不仅暗示后来者争相效尤，还能因其屡试不爽成为权争武库中的常胜法宝流布民间，这就是中国社会暴发者们之所以宁愿选择海吃通喝、挥金如土、以及滥施权威而无善举义行的心理根源。
有了这种现实主义的价值遵从，做官发财、权钱同谋合股经营各得其所，社会各层级都围着权力中枢打转，造成钻权者们大多不是基于职业荣誉和社会责任而选择从政，而是出于个人私欲和营利风险的‘比较优势’问鼎权力。所以，尽管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己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经济上的多元共存现象也有了一定规模，但权力集团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方位挚肘和哄吃唐僧肉式的盘剥干预，使得无论是个人或集团都无力抗拒政治全能贯性力的围追堵截，迫使所有人的‘经济理性’都以能打通‘官’节、寻求权力‘推手’助阵为首选经营战略。这种权商参股、单级独大的权贵化资本运作，不仅遏制了社会权力资源向体制外溢出，并生成多中心并存的权利生态，从而也就难以造就人们所期待的，能与权力同盟分庭抗礼的所谓中产阶级和普罗阶级等具有自我维权功能的院外压力集团。鉴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政治经济交易构图，民间散兵游勇式的申告和上访、乃至舍命控诉不仅难于起到对权力集团棒喝而退的镇慑力，更不可能让弄权者下顾民生福祉，远虑家国未来、顺应文明规则还权于民，反而成为人们积极效尤的社会品行并延展为追求成功的普适性法门。这不仅败坏了社会利益交易和分配中约定俗成的信用操守，也助长了朝野宽恕‘干脏活行恶事’的道义边界，使得整个社会即使是作奸犯科、伤天害理，只要有权力盾牌护驾防身，即使罪孽昭昭也心安理得、风雨不动。这不仅显示了极权主义精神与物质文明收益的盆满钵满，也为中国人往后的命运境况埋下了灾难性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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