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3日讯】赵紫阳是一位悲剧人物,他的命运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命运一样,都是曲折,而悲壮的。
从赵紫阳出任广东和四川省委书记的历史看,赵紫阳是一位杰出的对农业和农村了解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务实的人民民主主义者;从他出任国务院总理和总书记的历史看,他又是一位杰出的了解中国国情的懂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同时他还是坚定的中国走资派,他在推动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和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期望中国能够早日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发达的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国家。
在赵紫阳85年的人生经历中,似乎有一种宿命因素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晚年虽然还是中国党报所冠名的同志,但却又没有得到一些党员同志和群众的公认,比如中共党报上又没有他的老部下和老上级和老同志的纪念文章,来自民间的群众声音,在媒体上没有丝毫的反映,如果他还是中共的同志,他的逝世却一直被公众忽略的,我不知道这是中共媒体的可怜,还是受众的可怜。对赵紫阳的哀悼和纪念是无法阻挡的,现在或许是海外先开始,但迟早会内地会反应的。苏共的一位“异数”领袖赫鲁雪夫的命运也是不详的,悲剧性质的。1964年他被苏共中央解除了苏共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之后,于1967年至1971年9月去世前,都在冒着极大的风险口授回忆录,一是在秘密状态和当局阻挠下的写作,二是先是在国外出版,再以后在苏联改朝换代多年后在祖国问世。他儿子说:“当年帮助父亲写作回忆录,有可能惹来大麻烦。当局千方百计不让赫鲁雪夫回忆录问世,他们得逞了,至少是在我国。”幸好赫鲁雪夫在去世前成功地写作出了他的回忆录,他说:“再过一段时间,今天活着的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说是一字值千金。何况是那些曾经掌舵的人,舵轮曾使整个巨轮驶向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改革,并从而对世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我只得在实际上无法利用档案材料的情况下写作。这实在太困难了,而且以我目前的处境,大概是办不到的……我想讲讲自己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我凭经验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将会苦苦寻觅关于这个十分重要时期的片言只字。当时我们曾经生活、创造、建立强大的国家,我很走运,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曾经参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曾经参与将决策付诸实施,我曾经是这个重要时期的事件的参与者。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见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赫鲁雪夫回忆录》中文版)看着当时在变异情况下秘密写作的这位前总书记的“临终遗言”,我一直都在想着中共的一位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近乎十七年的监禁生涯里,有没有像赫鲁雪夫那样的秘密写作空间,有没有留下对后人来说价值千金的片言只字,我不希望得到他临终“什么话也无法说出来”这样的令人失望的消息。
如果赵紫阳同志在临终前连遗言都无法留下,都不能公布,那么赵紫阳肯定就不是他们的同志。赵紫阳到底是怎样一位中国人,从他公开的历史可以看出他是坚定的懂中国的、要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要把人民富裕的杰出的国家领导人。早在1967年1月,赵紫阳已经经历了一次倒台事件,他是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职位上倒台的。1968年2月,他还写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不过他的这份检查起了反作用,因为他委托别人转交给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但是他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随后,当时广州的实际控制者、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还指示南方日报于1968年4月26日发表攻击赵紫阳的自我检查文章,标题是:“戳穿一个假检查真反扑的大阴谋家–评广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赵紫阳的‘我的检查’”。1988年9月大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赵紫阳传》一书的作者大卫.桑鲍在书中这样写道:
“赵紫阳自我检查的原文无从获得,不过南方日报的批判文章倒有几段引文,据说是引述赵紫阳的原话,例如:‘解放以后的十七年来(1949-1966),差不多每一到紧要关头,一有风浪,我就跟随陶铸执行X、X(可能是指刘、邓)的反动路线,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去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迷失了方向,不懂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之所以犯这样多这样严重的错误,是由于对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指示学习很差,不认真;解决问题时对毛主席的教导不是忘掉了,就是根本不知道:遇到不理解的,和不合乎自己想法的,就没有紧紧跟上,坚决执行;把毛主席指示中某些合乎自己思想的一些话,片面孤立地加以强调。……我严重右倾保守,只看到富裕农民对合作化的动摇,看不到广东广大贫下中农中蕴涵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遇到某些困难和挫折,便右倾动摇,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暂时经济困难时期的一系列的右倾错误,……都是对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动摇的现象。……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考虑根本的,长远的,政治方面的后果,而是多从眼前的效果,特别是眼前经济方面的效果出发去考虑,自作聪明地去想一些小办法,打一些小主意,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赵紫阳的态度可谓诚恳,平和、理性、用心,可是得不到掌权者的支持。南方日报对他的“批判”文章则针锋相对地进一步大张讨伐:“赵紫阳是不是‘彻底回头’了呢?没有。他继续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继续改头换面的推行中国赫鲁雪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个‘检查’中,赵紫阳装出一幅痛心疾首、决心悔改的样子,同时却又采取了极其狡猾的手法,否认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否认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这是在悔改吗?不,这里包含了赵紫阳翻案复辟的极大阴谋和祸心!这里充满了恶毒的污蔑,疯狂的反扑,刻骨的仇恨!
赵紫阳是走资派,这完全是几十年来,特别是解放十七年来赵紫阳自己的反革命历史的结论。”
今天,假设一下,如果自1949年以后就开始走资,中国的发达程度应该不亚于二战后开始发展经济的日本,中国还会成为世界大国中的强国。可是,这只是假设而已,中国不但没有走资,没有发达,而且还惨遭了几十年的贫困和专制蹂躏。现在,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甚至比赵紫阳时期还严重。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大农民的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并不太大,这与赵紫阳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系。但是,赵紫阳最后却被中共中央认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其实他不过支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已,论他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他肯定比邓小平更加高明、更加坚定、更加有远见。要知道,早在五六十年代出任广东省委领导和省委书记时,他就认准了中国必须要走上一条让广大农民富裕起来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富裕国家行列、中国才有可能走向现代化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道路。当时,赵紫阳冒着多么大的政治风险啊,请看看《赵紫阳–从地方干部到总理》一书作者美国人大卫.桑鲍简单搜集的当时加在他头上的罪状吧:
一、1953年组织互助时期:
指控赵紫阳和陶铸一起,以广东是“新区”为理由,拒不执行“关于发展农村互助合作协定”的中央指示,在1953年以前,广东连一个初级农业社也没有。
二、1955-1956年从互助组到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
指控他是“下马派”,富农的“辩护士”,反对将互助组合并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三、大跃进时期:
1、指控他压制广东农村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2、隐瞒徐闻县1959年的粮食产量;
3、向中央虚报生产数值;
4、“三反”分子(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反党);
5、在1959-1960年间推行修正主义的农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企图瓦解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
四、1960-1962年大跃进后的经济恢复时期:
1、指控他在农业上推行“三自一包”政策,给超产者发奖金,鼓吹自主管理;
2、树立“田间管理责任制”样板;
3、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勾结,反对“三面红旗”;
4、主张“(党、政、技术)三种力量配合”;
五、1962-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
1、企图掩盖1964年发生的中山县圣狮大队事件;
2、不执行毛泽东的“二十三条”;
3、在他发表的《把比较贫穷的农村建设成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文中把“四清”运动歪曲成庸俗的生产建设;
4、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把阶级矛盾说成“人民内部”矛盾;
5、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一起提倡和推行“经济主义”;
6、1964年为刘少奇和王光美安排对广东的秘密视察;
六、1966年为文化大革命造舆论时期:
1、指控他压制华南工学院内张贴的“北京来信”大字报,指使公安局迫害写大字报的人;
2、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鼓吹“秋后算账”,不服从陈伯达的指示;
3、8-9月间在茂名市大刮“经济主义黑风”;
4、1966年9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大耍两面派;
5、在“五十天”期间派出大批工作组镇压红卫兵,后来在1966年9月竭力拉拢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其图谋未能得逞时又组织“联络处”妄图打入各红卫兵组织,以扶植保皇派势力;
6、企图不让科研机构搞文化大革命;
7、在11月份抵制批刘邓;
8、组织“铁杆老保”来保护他的同伙:区梦觉、张云、王匡、王阑西和陈越平;
9、在陶铸受到批判后,召集秘密会议制定“统一方案”,焚烧“黑名单,销毁罪证”;
10、攻击、反对并拒绝执行陈伯达向1967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作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报告;
11、在一月夺权后的某一天他不承认他是走资派并扬言要对省革联(广东各地红卫兵组织成立的组织“全省革命派大联合”)实行监督。
以上种种,不但不能说明是赵紫阳犯了一些错误或重要错误,而且反而是上了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簿。不但是上述种种,即便是加上1989年6月低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给他的“在分裂党分裂中央所犯的错误”,以及200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主管的新华社在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上的“盖棺论定”中所提到的“他犯下的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不但不是什么错误,而且还要把其至死从不低头、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不妥协的对抗都应该一一记录在他的伟大历史功绩簿上,而且他的一生应该说是献给中国人民的光辉一生,他生前光荣,他死后真正伟大。
总之,赵紫阳是中国二十世纪对广大人民尤其是九亿农民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治家,中国能够有今天,与赵紫阳的历史贡献不可分割。
2005年2月18日
──转载自《议报》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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