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1日讯】４ 八月，多事之秋
历史会记住这个时刻。
一九五八年八月，是中国现代史上、也许还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在黄帝的故里河南诞生了。在岭南，第一个人民公社急急忙忙投胎，选择在紫气横来、水稻卫星升空的连县。说来凑巧，我的女儿也在连县一家医院里呱呱坠地了。八月二十三日，中国的万门火炮，对准自己的国土家园金门，轮番轰击。同时向世界宣称﹕万炮轰击美帝头子艾森豪威尔！
这些伟大国事和芥末家事，到底是喜事还是祸事，我实在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只好随手拈个模棱两可的名目，就叫‘多事’吧。
按照党的‘新闻纪律’，全国大大小小的党的喉舌——报纸电台，都在八月二十四日同时发布炮击金门的消息。我正在粤、桂、湘三省交界的深山里，为发射‘水稻卫星’，爬滚于层层梯田之间，晕头转向，不辨西东。听不到大炮轰鸣，也见不到滚滚 硝烟，自然是无动于衷。但是，县委白书记的口头传达，一下就触动我的神经，可谓惊心动魄。
把‘炮轰金门’与‘瑶山暴动’挂钩，是白书记政治动员的高明之处。金门是东南海岸边一个小小的海岛，在蒋介石反动派统治下，岛上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把他们‘解放’出来。但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霸占着台、澎、金、马，所以，要解放台湾，必先炮轰金门，这是国际阶级斗争的需要。
当年白书记的这番传达，我无法判断是照本宣科，还是他自己信口开河，或者难免两样羼和起来。几十年后的今天，再看看当年挨了解放军数十万发炮弹轰击的金门，不单没有被轰平炸烂，岛上数万居民，和台湾两千多万居民一样，‘水不深，火不热’，国民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比中国大陆高出二十倍。只是大陆在‘奔’了二十多年‘小康’之后，如今还在继续‘奔小康’，而台湾人，作为享有中华民国宪法赋予平等权利的公民，经济生活的水平，如果拿大陆的标准作比较，早已是‘大康’有余了。若论政治生活，人权受到宪法的保护，选民人手一票，决定政府领导人。反观大陆，用‘水深火热’加以形容，恐怕也不过分。
瑶山反革命暴动，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县委白书记在传达‘瑶山暴动’事件时，用阶级斗争观点，对事件的起因作了如下的阶级分析﹕成立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伟大决策，是通往共产主义最好的方式。但阶级敌人无时无地不在作垂死挣扎，大肆破坏。近来，许多地方相继发生严重破坏事件，有些人怕财产被‘共产’了，就把耕牛买掉，甚至随便宰杀耕牛，更有许多人，听信谣言，把家里的鸡鸭都杀光，吃尽。我看，如果土地也能搬得动，也可以吃，也会有人把土地买了，吃了。
这不是破坏是什么？瑶山上的瑶胞，正是受少数反革命的挑拨、煽动，持械聚众暴动，反对人民公社，还喊出‘杀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在清剿。反对共产党，绝对没有好下场。
白书记的‘分析’，自然有他的道理，却也无意中透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社会问题。滥杀耕牛家禽，当然是极端的做法。中国农民历来勤劳俭朴，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绝不会采取这些‘自杀式’的反抗。更加深刻的问题是，大瑶山跨越粤、桂、湘三省，分属几个‘瑶、苗、壮族自治县’，这些自治县从建政开始，首先建立并不断强化的，是共产党的党委领导，至于人民的自治，毫无法律保障。我所在的连山县上草农业合作社，全体社员都是壮族同胞，日常生活，党支部的领导无时不在。至于‘自治’，只停留在‘自治县’的名称上。不论国事家事，党委书记说了算。地主照斗，土地照分，公粮照交，余粮照卖。叫走‘集体化’道路，就不许走‘单干’独木桥。谁敢说个‘不’字，‘阶级敌人’的帽子立即扣在头上，永世不得翻身。
聚居在大瑶山上的瑶族同胞，比山下的壮族同胞，更多地保持着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乡土文化，具有独特的生活习惯。在这样的地方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民众的反感、甚至反抗，是不难理解的。对这次‘瑶山暴动’，拙作《瑶岭纪事》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贤明的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一阅。
区区一个‘瑶山暴动’，男女老少不过二百人，鸟铳加猎刀等原始武器不过百件，竟然调动第四野战军的大部队，进山清剿，恐怕也不是‘小题大做’。大陆境内据说有五十多个所谓‘少数民族’，那意思是，除了汉族，其他民族，通统归入‘少数民族’一类。长期以来，我总觉得把‘少数’二字，冠于‘民族’之首，既不准确，且含有贬意。民族和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口可以有多数少数之分，民族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多少划分。民族的内涵极其丰富，涵盖着历史、地理、人口、生活形态和语言文化等重要特征，单单抽出其中‘人口’多少的特征，认为凡是人口比汉族少的民族，一律称为‘少数民族’。试想想，如果你的家庭人口少，就称你的家庭为‘少数家庭’，你将作何感想？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想不到一个恰当的称谓，也未见出版物上有恰当的称谓，没办法，旧瓶装旧酒，将就着喝吧。
大陆境内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虽少，只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却散居在三分之二的国土上。毛主席挥师打天下，可不管你是汉、满、蒙、回、藏，更不论多数少数，一律武力‘解放’。建政初期，似乎也考虑到民族的不同特点，宣布成立自治省（区）、市、县超过一百个。‘自治’成为招牌，大权归党委掌握，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现阶段‘全面的小康社会’，历久不变的一大特色。
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一样，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反右、以及农村一系列合作化运动，强制推行，毫无例外。如果发生稍具规模的反抗，都采取武力清剿的方式。因此，用国防军镇压国内老百姓的反抗，是历久不变的又一大特色。
‘瑶山暴动’一年后，同样由于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主席亲手撕毁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协议’，命令驻藏国防军，全面镇压敢于反抗的西藏僧俗民众，消灭了西藏地方政府合法的武装力量，活捉了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迫使西藏的另一宗教领袖、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达赖喇嘛逃亡国外。时至今日，当局仍然罔顾达赖一向坚持‘和平谈判’、‘西藏自治’的合理合法要求，将‘叛国’、‘独立’的大帽子，扣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头上，让他有国归不得。
至于当年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严重灾难表示异议的中央大员，像彭德怀、刘少奇一类的‘核心集团’人物，被整得家破人亡，能不令人仰天而吁！
毛主席号召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冠冕堂皇的陷阱，成千上万善良正直的人们，至今余悸犹存。我没有‘关心国家大事’的资格，关心一下自己的家事，应当不成什么问题吧？
说到家事，最得意的莫过于‘吃饭不要钱’了。这是八辈子想都没想过的好事，让你想也不敢想。天一亮，家家户户的户主，带上瓦盆缶罐，到公共食堂去，把全家人的饭菜都打了回来，然后一家老少围着桌子慢慢吃，当然，剩饭剩菜就用来饲养鸡鸭鹅猫狗兔。既然主人吃饭不花钱，就没有理由让禽兽花钱。可能有人会问﹕猪呢？农家都不养猪了？你说对了，农家不养公社养。看看正在‘规划’中的万头猪场，你就不用担心没肉吃。
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尤其欢天喜地。第一、原来的粮食定量自动取消了，吃饱为止﹔第二、不必上山砍柴，不必自己做饭﹔第三、剩饭剩菜喂养鸡兔，到时可以加个小菜。城里有些干部担心，这样‘公社化’，私人财产恐怕都得‘共产’了！我以为大谬不然。我们现在有多少私人财产？最贵重的不外是一块上海牌或广州牌手表，‘赶英超美’成功了，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每人配给一块瑞士表，谁还希罕你的上海牌？再说吃的，公共食堂也在制定‘五年计划’，虽然没有中央国务院的‘五年计划’那么宏伟，‘计划’上逐年增加米饭、牛肉、牛奶、鸡蛋、苹果等，还有必要操心吗？有人问﹕咦，怎么没有‘计划’猪肉？你思想跟不上形势了不是。没见英国美国都吃牛肉喝牛奶吗？赶英超美当然就要多多吃牛肉喝牛奶，少吃或不吃猪肉。
又有人问﹕哪还‘计划’万头猪场干什么？你没有放眼全世界了不是。多养猪，可以支援第三世界人民，大家吃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猪肉，革命热情高涨，消灭帝国主义，岂不指日可待？
不要钱的饭，谁还不是死撑活撑，撑不到半年，据说粮仓就见底了。我所在的广东农村，一年三熟(两造水稻，一造小麦)，尤其是粤北山区，农民习惯于开荒种植杂粮，如果不是特大的天灾人祸，闹饥荒并不容易。但是，从八月以后，全省官民人等，用现代话说，士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病、弱、伤、残，更包括汉、回、满、黎、瑶、苗、壮各族，全在省委书记陶铸统一号令之下，大办‘粮食’，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钢铁’，大灭‘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蟑螂），大唱‘民歌’，全都成了现代‘风流人物’。
这样‘风流’的日子，过得陶书记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书记们，得意忘形，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到了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俗称‘春荒’期，突然各地告急﹕公共食堂开不出饭来了！
在此之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分会领导人罗翼群，在省委召开的一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曾经提出忠告﹕照目前（公共食堂）这样吃法，恐怕农民要饿肚子。陶书记正在‘风流’兴高彩烈之际，听了这句‘忠言’，不单觉得‘逆耳’，更大动肝火，把个‘民主党派’的大头头罗翼群，交给全省官民人等，对他所谓的‘农民饿死边缘论’，因言及人，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
到了九月一日，全国突然实行‘统一粮票’制。无论商店、饭店、小食摊，一律凭粮票供应粮食制品。就是说，无论官民人等，凡购买粮食及各种粮食制品，既要付等价的钞票，还必须付等量的粮票。当时市井间流传着几句京戏‘玉堂春起解’（经妙手改写）的唱段，唱词如后﹕‘苏三想吃馄饨面，可惜身上没有钱。哪一位君子行个方便，我出粮票你出钱。’
发行钞票，只限中国人民银行一家，而发行粮票，权力则下放到县一级政府。各省、市、县自行印发的粮票，只限在各管辖区内流通，只有中央印发的‘全国粮票’，才能在全国通用。因此，只有中央级的干部，才有‘全国通用’粮票，各省、市干部如须到外省办事，都必须在自己的粮食定额之内，申请‘全国通用’粮票。干部是这样，老百姓的景况，可想而知。后来，一位从事美术编辑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早在一九五六年，他曾奉命到省委有关领导指定的地方，秘密设计粮票的样本，最大面额是十斤，最小面额是一两。我才惊讶地连想，原来‘计划’发行粮票，早在五六年就开始了。直到八十年代，粮票与钞票并行，物价飞涨，通货紧缩，粮票的面额也相应加大到三十斤、五十斤、一百斤。
一九五九年夏末秋初，东江发了一次洪水，潼湖地区受淹特别严重，更加剧了饥荒的灾情。我和十来位文艺界的干部，奉命到惠阳县灾区，采访‘抗灾英雄’事迹，县委宣传部长接待我们的时候，最感为难的事就是‘吃饭’问题，尽管我们按照规定交足钞票和粮票，也无法吃饱。后来，宣传部长征得县委办公室同意，让我们和县委几位正副书记一起吃‘小灶’。大灶、中灶我都吃过，近半年来连大灶都吃不成了，现在竟然有机会和县委书记们一起吃饭，先不管‘灶级’，仅‘人级’一层就觉得十分光彩。到了现场，才知道在县的机关饭堂里，用屏风围上一角，摆着两张大圆桌，旁边架子上一叠蒸笼，还有一个加盖的瓦盆。我们被告知﹕蒸笼里是肉包子，瓦盆里是鸡蛋汤，随便吃，不限。我竟然被这‘非凡’的饭菜吓呆了。
看看屏风外的机关大食堂，包括许多部长、科（局）长等干部，每人手捧一只大碗，排了半天队，得到一碗半稀半稠的米粥，泡着几只小咸鱼，情形和省里的机关大饭堂相去不远。
我不知道陶书记是不是与民众‘同甘共苦’，至少，他是一位封疆大吏，吃饭的‘级别’，当不会在县委书记们之下。一年前，还在陶书记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具有极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广东干部和工农群众，这时全都在水深火热的饥饿线上作垂死挣扎。
人人都有逃生的本能。广东人历来分不清‘逃生’与‘谋生’的差别，一概叫做‘揾食’。如果从寻找食物这一意义上讲，倒也没有大错。问题是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广东灾民，没有像先辈那样幸运，下港澳，出南洋，谋求一条生路，首先要顶着‘逃港’、‘叛国’的 大罪名，不是让边防军抓回来‘劳改’，就是死在边防军的枪下，再不然 ，就在珠江口一带，溺水丧生。不逃只有饿死，逃生又冒丧生之险，左右都是死路，只能拼命一搏，粤语就叫‘搏命’。上百万广东 青壮年‘搏命’逃生（港），大约只有一半‘搏’得一命，逃到香港，找到生路。
可以想象，当年在珠江口不到一百公里曲折的海岸线上，逃生的人群络绎不绝，前赴后继，那惨烈的场面，更甚于日寇占领广州后发生的难民潮。至于广东内地当年饿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个禁忌。
由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领导人，强制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和政策严重错误，使千千万万无辜百姓死于非命。然后，轻轻松松一句话﹕‘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全都抹杀了，难道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吗？
当大家敲锣打鼓庆祝‘公社化’的时候，我的女儿也赶巧出生了。朋友们说，这丫头真有福气，赶上吃饭不要钱，她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呢！我当然很高兴，虽说共产主义天堂还没见过，单凭吃饭不要钱和那份‘五年计划’菜谱，可以断定，女儿的前景，将有喝不完的牛奶，吃不完的牛肉。半年后我就开始发愁。牛奶固然渺渺，连妈妈的奶水也越少越稀，饿得女儿啼哭不停。又过半年，深夜里一场急惊风，就把女儿毁了。医生无法诊断女儿的病，终年服用镇定剂和葡萄糖浆，女儿的病频频发作。抽搐，昏厥，口吐白沫，咬破嘴唇，有时肿得脸都歪了，疼得妻子和我眼泪直流。三岁的孩子，眉清目秀，两根羊角辫十分逗人，只是又聋又哑，智力等于零。我们这个小小的四口之家，哪里经得起如此沉重的打击，无可奈何地在绝望中挣扎。
好心的朋友给 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看过女儿的病，当场开了一张药方﹕牛黄、马宝、麝香、地龙、金蝎、灵芝草，外加飞鹰地球商标的英国白洋细布三十丈。我请教老中医，三十丈白洋布准备作何用处？老中医说﹕锻灰入药。并叮嘱我，处方上这几味主药配齐了，其他的药自然给给你配好。回到家里，我和妻子对着药方，想了七天七夜，差点儿没像伍子胥那样，把头发急白了。
牛黄马宝麝香都是珍稀药物，在这凭政府的粮票还吃不到饭的年代，哪儿找去？灵芝是仙草，我和妻子都没有白娘子的本事，可以去仙山盗它一回。三十丈英国白洋细布，向海外亲友求援，也许可以如数弄到正牌的英国货。问题是，每年政府才配给布票一丈三，内外衣裤和毛巾手帕，一律凭布票供应，如果照老中医的话，将三十丈（不是三丈，更不是三尺三寸）白洋细布烧成灰，怕不要把我关进疯人院才怪。
人民公社折腾了二十年，全国官民人等，受苦受难，家破人亡，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我的女儿与人民公社同始终，随人民公社而生，又随人民公社而逝。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常想，人如果不需要吃饭，世界也许就清静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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