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8日讯】赵紫阳先生遭受非法监禁，从个人说是生命的巨大销蚀，但他利用这段黑暗岁月，在世界风潮声中博闻苦思，使自己的精神得以净化，思想得以升华，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质的突破，使漫长沉默中的人生迈上崭新的民主主义台阶。
当他在被幽禁的书房中回顾50年“革命”历程，特别是最后10年高层执政生涯时，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决策的专制性。2004年与友人谈话，着重谈到邓小平的专制特点： “他不喜欢讨论，他喜欢高度集权，甚至决策人越少越好。”“他不喜欢权力分散。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打电话来特别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叩访富强胡同六号》）他与友人宗凤鸣谈到“在最高决策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只是征求一下意见，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一致意见，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来。还有他的话你必须听。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以下引用时称“宗书”）赵承认，邓、陈二人博弈，总书记的角色最难当，他嘲笑自己不过是党中央的“大秘书长”。
这些苦涩和无奈的回忆迫使他追寻这种专制机制的根源。他悟到问题出在共产党所依据的理论。他找到专制之根就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里，他说：“列宁在回答第二国际共产党究竟是群众专政还是阶级专政的问题时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列宁说：‘群众是以阶级来划分的’，无产阶级是由无产阶级有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而共产党是由最有知识、最有智慧、最有威信的领导集体和领袖来领导，这样，自然演变成：群众专政就是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这就清楚而又透彻地说明了专政体制产生的根源所在。”（“宗书”218页）
不错，列宁创造了共产主义专制的理论，但上面所引的转述不够严谨。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坦纳代表发言说，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只是工人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指的是党。列宁同意坦纳观点，认为“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列宁全集》中文1版31卷206页）由此得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党专政”的结论。列宁的论证并不以此为限，他进一步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同上23页）因此，“党专政”实际是由“领袖专政”来体观，列宁自负地称它为“真正的‘寡头政治’”。（同上28页）这番议论引起党内争论。1920年俄共九大，反对派斥责“领袖专政”、“寡头政治”的独裁性质却被列宁视为幼稚可笑的胡说，列宁认为：“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 （同上23页）列宁的反驳是一派强词夺理！难道指责“领袖专政”的独裁性质就是“思想混乱”，狂热推销领袖专制反倒是“思想正常”？本来，从民主观点看，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在法律面前皆处于平等地位，所谓“阶级专政”（一个阶级对非本阶级的全体公众专政）已属荒唐可笑，再把它引申为“党专政”，进而概括为“领袖专政”，说穿了，这一切不过是列宁精心打扮和巧加装饰的共产党的专制主义和独裁理论而已。共产主义运动史充分证实，由于强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即强制实施“党专政”→ “领袖专政”，才有了史达林暴政，才有了毛泽东暴政，才有了从齐奥塞斯库到波尔布特灭绝人性的暴行。赵紫阳晚年能够从自身在高层周旋的经历，挖出这种专制制度据以建立的理论依据，无疑是认识的一次飞跃。
不仅如此，赵公还将中共专制与国民党专制做了对比。他认为，根据列宁的“专政”理论建立的专制政体一旦建立就会永无变动、永无休止地运转下去。“这和国民党建立的专制政体不同。他们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声言到一定阶段要还政于民。”（宗书118页）可见，共产党的专制以其持久惰性与毫无民主期许而成为顽固不化之物。这种政体不会产生自我调整、自我应变的需要，一旦它的威势耗尽，只能自我消亡。赵紫阳说：“过去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是靠‘权威’来推行的。那就是说，如果没有权威，这个体制是难以运作的。而这个权威又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形成的。今天已没有这个条件来建立起新的个人主义的‘权威’了。人们不认可，没有合法性。”（宗书269页）从操心维护专制政体的稳固、推动它的良性发展，到承认它 “没有合法性”，这就是认识的飞跃。没有这一飞跃，就不可能推动他的思想向民主主义发展。
1986—1989年，赵紫阳在邓的俯视下筹划民主改革步骤，从中显示了他的民主思维。他提出：“我们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信报》1994年6月16日22版）这个见解一针见血，表明赵公在体制内已具备有关民主的真知灼见。他当时计划在党政分开、朝野对话、社会自治、舆论监督等方面广泛推行渐进式民主改革，企图借此改良一党专制体制。尽管只是一些设想，并未付诸实践，却因阻力太大而声迹渐消，赵的满腔热情终于云散。不过，这一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在漫漫长夜中对“专制”与“民主”的换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结论是：（1）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 ”。（宗书218页）“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必须采用普世性民主价值，走适应民主潮流之路。他说：“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宗书381页）这两个结论说明，赵公已摆脱共产主义专制观念而服膺于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义价值。这是从专制到民主的决定性思想转变。
在此基础上，他的民主观进一步深化。1998年丁子霖、林牧等5人发表《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曾秘密送达赵公手中，得到的回应是：完全同意宣言的内容。（崦嵫：《赵紫阳的悲剧》）这是赵逝世后，丁老师向媒体宣布的。从这两个宣言的内容可以看出赵公晚年民主思维所达到的深度。
前一宣言指称：大陆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不自由国家”。（1）“时至今日，中国普通公民的财产权依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确认。”（2）“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把一个事实上已不能代表全民利益和意志的政治党派强加于全体公民头上。他们以立法的形式使这个政治党派凌驾于政府及所有其他政治党派和团体之上，并使国家的军队成为隶属于这个党派的军队。”（3）“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放弃对公民的意识形态统制。”（4）“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放松对各级选举的控制。”（5）“时至今日，中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事实上依然是执政集团权力意志的体现和维护其权力的工具。”（6）“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放弃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公民自由权利的压制。”（7）“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放弃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压制。”（8）“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没有停止对学术活动、艺术创作的设禁与审查。”“凡此种种，都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两个人权公约的原则相抵触。”宣言说：“我们愿意看到中国的执政者以理性和明智的态度，来面对进入下一世纪必将提到议事日程的现存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宣言对现实状况的揭露，全面展示了专制主义在这块多难土地上所强加的禁锢以及社会转型中未来的民主远景。赵公同意宣言内容，说明他对当前社会弊病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深度以及他的民主观念对社会转型的设计所能展示的远景。从这里看到：他已经不认同中共的“领导”地位，不认同军队的“党化”，不认同中共对意识形态的统制，不认同中共对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压制，他的民主主义可以说已经完整地树立。
后一宣言指陈：“中国在共产党执政的50年里，前30年把所有公民变成了无产者，后20 年放手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前30年通过剥夺和强制把公民的几乎全部私有财产变成了公有财产，后20年又把名义上属于全民和集体所有的财产包括相当一部分新增国有资产变成了一些人事实上的私有资产。”宣言在历数权力与金钱结盟、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弱势群体饱受摧残、整个社会腐败成风、举国上下民怨沸腾后，严正要求：（1）“必须通过立法把公民委托政府保管的公共财产和资源（扣除用于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的部分）按平等原则归还、分配给每一个公民，由他们自行决定所得份额的使用、继承或转让；必须把收归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归还给农民个体所有，由他们自行决定所得土地的使用、继承或转让。”（2）“必须大幅度地削减各级政府官员的数量，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权利；取消政治党派干预政府、社区与民间事务的特权；改变各政治党派尤其是执政党从国库开支其经费的做法，一切费用均应自行筹集。”（3）“必须严加惩处贪污与贿赂，尤其要通过立法堵塞党政官员一切‘灰色收入’的渠道；必须对乡一级以上直至中央一级党政负责人实施严格的‘阳光法案’，实行公开的舆论监督。”（4）“必须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的两个人权公约修改宪法和现行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尤其是公民言论、结社和政治参与的权利；应该允许工人组织、参加独立工会，农民组织、参加独立农会，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应该从现在起有步骤地开放报禁、党禁，实行公民直接选举，以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防止政府权利的滥用。”宣言的这些要求说明，它是一个激进的改革纲领，是一份挑战中共专制特权、要求彻底实现民主制度的呼吁书。赵公既然同意这些分析和呼吁，那麽，以此判断他在国情认识与未来走向方面已经毫无保留地皈依民主主义而彻底抛弃专制政权，应该是无疑的了。
回顾紫阳先生人生之路，可以触摸到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2岁入团、18岁入党，他积极参与中共争夺政权的血腥之战。从基层领导逐渐升迁为高层领导，得到党的中坚和领袖的赏识。叶剑英向邓小平、陈云推荐说：“紫阳同志是一个非常讲究党性原则的干部” ，这个评价证明，他已完全融化于党的规则与潜规则中，成为中共人格化象征。“文革 ”后，在全党反思中，他走到反思前列而锐意进取。在高层，他对外来思潮最敏感、接触最广、吸纳最强。诺贝尔奖获得者、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夫人与赵会谈两小时，认为他“思想清晰，论事客观，诚恳可信”。他出色地将中外思潮结合，从而抓准了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这一纲领使大陆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创造了中共建政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宽松环境，他因此成为改革派领军人物。但这一切都是在幕后垂帘者邓小平监视下进行的，邓规定的“改革”是在一党专制框架内的体制性改良，用赵的话讲就是党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当时，他对民主制度的设想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赵就六四事件自辩书）他的社会变革思想局限于此而未曾突破。至于拒绝戒严、反对镇压，主张遵循民主、法制途径解决社会矛盾，尽管其中体现和平与暴力的对立、正义与反动的对立，但究其实，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平息社会动荡，另寻出路，以使中共长治久安。因此，总的看，赵当时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却非党内民主派。直到他英勇地拒绝参与暴力镇压，因而丧失一切权力而被长期非法禁闭，才于反复自省中突破共产教规和中共特有的专制思维而进入民主主义广阔空间，实现了社会观念的突变。他在晚年成为与专制暴政绝然对立的民主主义者。
紫阳先生晚年思想转变长达15年，其中自然会有演变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举两个例子：（1）宗风鸣先生记录赵的谈话大体上在1995至1997年，其中有这样一句转述：“他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非乱不可。但他主张顺应世界潮流，要实行民主政治。”（宗书328页）这个观点是自相矛盾的。要中共控制就不会有民主政治，反之，要民主政治就必须排除中共控制。既要中共“领导地位”，又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是空洞的幻想。1998年丁子霖等5人发表《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包括对中共“领导地位”的否定：“这种不经公民同意擅自把某一特定党派定为一尊的做法，今天已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赵既然表示完全同意宣言内容，说明他否定了中共 “领导作用”的合法性。2004年赵同友人谈及中共，这时从否定中共“领导作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中共的存在价值：“就是北京人说的‘没治了’。没有办法了。”（《叩访富强胡同六号》）这样，自然也就不存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非乱不可”的问题。这就是思想的演变吧。（2）戈巴契夫回忆1989年与赵会见时，赵曾自语：“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发展吗？它能够有效地克服消极现象和党内政府内的腐败问题吗？赵紫阳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问题。”但到1990年代，据宗先生转述：“他不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多党制，认为那样会发生变乱。”（宗书294页）这样就从“多党制”思路退回“一党专制”。1998年，赵同意丁子霖等发表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该宣言称“人的自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其中就包括公民结社自由。同意“结社自由”表示赵又赞同多党制。2004年赵与友人谈及“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叩访富强胡同六号》）赵的分析实际上又回到与戈尔乔夫谈话时对多党制的考虑。这可能就是自省中的反复思虑的过程吧。这种反复思考正是走向真理的必然性。
斯人已去，夕阳如血。缅怀先生的民主主义胸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晚年皈依世界民主大潮的真实形像。如陈独秀先生从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经过曲折道路最终皈依自由民主主义一样，这两个鲜明的形像给我们深深的启示。
（2005年2月6日）
──转载自《议报》第185期 //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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