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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记者宇辛　迎枫报道）媒体与民主：一对孪生的话题

1月31日－2月1日，德国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AS）在波恩举行了2005年民主报告暨国际讨论会，今年的议题是：媒体与民主。来自国际新闻界人士特别针对发展和转型中国家的媒体与民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报道：

“今年的讨论会上虽然没有针对中国媒体的专题报告，但是在与会者的激烈讨论中，中国媒体现状时时被作为典型例子进行引证和讨论。

比如记者无疆界组织董事会发言人雷第斯克博士在报告里指出：全球范围内的记者这一职业仍然状况堪懮，每年总是有约50名记者遭杀害；有120至140个记者因批评性报道徒加狱刑，后一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

另外在新媒体互联网的新闻自由上，各国情况不一但状况欠佳。像在津巴布韦这样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非洲国家，能接触互联网的只是极少数拥有现代办公室的富人。在虚拟的世界里，非洲国家依然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而在一些转型中的东欧国家如乌克兰，目前网络的作用尚无足轻重，仍然不具舆论影响力。不过，随着互联网用户的逐步增加，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即使是互联网用户即将达到一亿人的中国，新闻自由在网络中仍然是敏感而珍贵的字眼。因网络言论而遭治罪的网络异议人士有增无减。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网络媒体和从业人员在数量上剧增，然而网络新闻自由状况并没有因此得以改善。相反，技术方面的日臻完善使得网络控制越发严密且有效，一方面是中国网民自主建立的独立网络媒体时时因敏感言论而受到封网及刑事处罚的威胁；另一方面，国外新闻媒体及言论被挡避在另一道虚拟的网络长城之外，中国读者无法接触，比如目前德国之声中文网也在中国遭到大面积屏蔽。

由此，通过对具体国家的媒体发展不同状况的比较，讨论中得出一个观点：在发展和转型中国家，媒体与民主，始终是一对孪生的话题。政治和经济因素决定了媒体的发展大局；但反过来，媒体自身的发展也是改造政治和社会小气候的积极因素。”

中国企业治理：法规与现实的落差

英国“金融时报”二月八日报道：如果用颁布的规则和良好的意愿来衡量公司治理的质量，中国会是德行的楷模。有关当局几乎每周都不辞辛苦地出台这样的指令。但是，中航油（China Aviation Oil）、即将私有化的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以及一系列其他公司最近传出的丑闻和暗箱操作，又显示着官方声明与商业现实之间存在鸿沟。

公平地说，中国的监管机构认识到需要做什么，并且正尽力去做。它们知道，系统性的公司违规行为会破坏经济发展，吓走中国所依赖的外国资本。在这方面，它们至少比日本和韩国有关当局更快地吸取了教训。

然而，即使乐观者也预期，仅控制猖獗的违规行为就需10年或更长时间，而且前方的道路障碍重重。它们成立之初便存在执法软弱的问题。负责监督大型国企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tate-owned Assets and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仍然立足未稳。负责监管上市公司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缺乏资源以及持续的高层政治支持。许多监管规则没有明确的法律基础，完全受法院支配，而法院更倾向于支持强大的地方利益，而非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这些弊端根植于中国国体的固有缺陷和含糊的合法性。由于未能建立强大的独立机构，共产党成了政策执行的核心工具。有时，国企领导还兼任地方党委的书记。在许多国企中，假定存在董事会，这些领导的地位也要高于董事会。独立董事很多都无法胜任，而且常常被蒙在鼓里。

尽管有能力达到无情的高效率，但从定义而言，共产党是受政治议程而非商业议程所左右。在所有重要职位都有政府级别的制度下，一些大型国企领导的级别要高于监管者，而其公司的业绩对其职业前途来说，可能只是偶然的。

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所有这些应意味着醒目的“顾客当心”的警示，特别是当中国准备出售其大型银行的少数股权之际。尽管它们已实现了资本结构重组，但其近期贷款的质量并不清楚，而且仍需进行重组。

然而长期以来，一提到中国，外国人就会抛开惯有的谨慎，而受到无限获利的鲁莽幻想的驱使。很少有人会质疑中国的经济潜力或是中国利用这一潜力的能力：直到今天，世界才开始理解其含意。但中国增长和繁荣的能力是一回事，而对外界来说，能否借此获利则是另一回事。

黑森州州长科赫会晤达赖喇嘛

德国黑森州州长科赫上周六完成了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使命：他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拜会了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还从未有过哪一位德国政治家率众亲赴达赖府上，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可能引起同中国方面的麻烦。

德国之声对此报道说：

科赫启程赴印度进行为期9天的访问之前，中国大使馆曾多次打电话到黑森州州政府。从州政府传出消息称，中方的言辞非常强硬，有些已超过外交界限。不过，人们还是宽容地认为，这大概是德语使用得不够熟练导致的。邀请主人不是印度，但这毕竟是一次在印度国土上进行的会晤，赶上的时机不巧，恰逢印中两国都在努力相互的亲近，这让新德里很是恼火。

但科赫不打算改变既定计划，他决心已定，亲自探望将近70高龄的达赖喇嘛。科赫同达赖喇嘛是20多年前结识的，80、90年代，达赖喇嘛并不受青睐，没有德国高级政治家愿意出面接待他，但那时的科赫就为达赖喇嘛大声疾呼。那时的黑森州还在由红绿联合执政，作为反对派的科赫还是成功地让达赖在黑森州州议会发表了演说。在议会讲话，这在达赖可算是在德国受到的最优待遇。

象许多愿意聆听达赖喇嘛讲话的人一样，科赫也被达赖周围那种异样的氛围所吸引，“那是一种能给予力量的东西”，是他的友善和谦逊散发出的安祥和亲切。官方会谈时，达赖始终表示西藏问题可以和平解决。他说，中国对西方已经打开，现在要更多地听取国际社会的声音。正是本着这一乐观原则，他才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教导他的信仰者，放下武器，进行和平斗争。

他说，愤怒和恐惧都是不良情绪，可以通过沉思加以克服。这便是他向众人展示的通往幸福的路途。信不信当然由你。也许，达赖的智慧在政治舞台上也有用武之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