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1日讯】这里我要谈的是两位不同时代﹑国家和种族的西方人﹕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和马克思(Kail Marx,1818─1883)。从他们的生卒年代﹐我们一望而知相差一百年。史密斯是十八世纪英国苏格兰人﹐而马克思则是十九世纪德国犹太人。

我为什么现在要把“两斯”拉在一起呢﹖我以为他俩对今天亚洲国家所走的道路和所遭受的命运都非常重要。在时间流里﹐道路和命运都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

如果中国人的前辈在过去犯了错﹐而现在我们仍不能接受历史惨痛的教训﹕痛定思痛﹑承认错误﹑而决心痛改前非﹑改弦易辙﹑改邪归正﹐那么“前车之鉴”这句美好的成语﹐为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又怎能脱离错误的道路和不幸的命运呢﹖

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固然是“当局者迷”﹐而当时官员的头脑﹐其实也不很清明﹐且不够新颖。即使在知识分子群中﹐也是少数中的少数﹐敢做敢当﹐开始提倡变法维新运动﹐如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被捕并被西太后指令处死的六君子。

但在同时代隔岸观火的日本﹐欲为自身提出了警惕﹐一定要防止西方的侵略。为此﹐要寻求自救之路﹐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日本的有识之士均积极呐喊并极力主张政治革新﹐军务西化和现代化。日本当时向西方两大强国看齐﹕第一是英吉利﹐第二是德意志。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掌握大权﹐一面扩大开放门户政策﹐一面鼓吹并发展自由企业。我们知道﹐当时被西方各国所公认的自由企业的守护神就是史密斯。他的名著《国富论》早被视为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必备的读物和最正确的指南。当时日本留学生大多是史密斯的崇拜者﹐而中国留学生却几乎对他不闻不问﹐甚至一无所知。这样遂造成了中日近代史上的弱强与贫富的分野。

在英国﹐史密斯本是一个最常见的姓氏﹐仿彿中国的张王李赵。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时﹐在图书馆常看见同名同姓的作者﹐多得数不胜数﹐所以并没把《国富论》当成一本重要读物﹐何况一看年代便觉得老旧。直到有一天﹐我的老教授推荐我务必去读一读这本书。他开玩笑似的说﹕“根据我的经验和我所看到今天中国方兴未艾的巨变﹐中国人似乎只知道西方有马克思﹐而不知道西方有史密斯。而我们西方人﹐包括欧洲人﹑美洲人﹑澳洲人﹐我们之所以不拥抱马克思﹐不独尊马克思为权威﹐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十八世纪打好的﹐那时有史密斯而无马克思﹐后来无业游民兼流氓的马克思异想天开﹐在法京和英京著书立说﹐企图破坏或动摇我们的文明基础﹐幸而为时已晚﹐知识份子不听他的谎言﹐因为我们不只有一位胜过马克思而酷爱真理﹑实事求是的史密斯﹐还有其他人﹐都比马克思伟大﹐并且可靠。”

我的老教授半个世纪前的一席话﹐令我终生不忘。也让我认清了史密斯和马克思各自的为人与为学的特点和理想。之后我不仅详读了《国富论》﹐得益匪浅﹐也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不见容与欧洲和为什么穷困潦倒。原来他的父亲是德国很富有的律师﹐但他受德国人的歧视而反犹太﹐也因此而与父亲脱离关系﹐遂远走巴黎并在那里结交了另一德国人恩克思。这是大部分欧洲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马克斯的“斯”可写成“思”﹐那么史密斯又如何不能呢﹖如果史密斯的思想在于求得社会建设﹐那么马克思的思想则恰好萦绕于对社会的破坏。“两斯”是水火不相容的﹐一定要撕开﹑一分为二。我们到底是要建设还是要破坏﹖当然任随每个国家自己的便。十九世纪日本人听信了史密斯﹐因而国富民强﹔二十世纪中国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现在只好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那一套是行不通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