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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

所谓自由，即强制之不存在，意指只要人们的言行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则不受任何限制，即他人的权利是个人自由的边际约束。需要指出的是，有鉴于人的本性，某人在行使自由、追求自我利益时，几乎肯定会侵损其他人的利益，但此并不构成限制的前提。只要某人的行为没有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只要其他人可以一如既往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则某人的自由就应完全地得到尊重和保护。这说明自由不仅是一个社会、政治和法律概念，更首先是一个道德概念。自由即道德，因为自由是具有自我意志、渴望自主的人类的第一原始要求，是人类最根本的本性。自由意味着，人们的作为或不作为无须经过任何权威–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的预先特许，而只受一般抽像的、普遍平等适用于人人的规则的调整。

自由，即人们可以自主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其功用在于，不仅可以给予个人最大的满，而且一般而言，他将比其按照他人的意志行事，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1979年前的中国，极其严厉的强制与压迫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人不被允许有独立的思想、意志和利益，全中国只有一个大脑，十多亿国人都是最高领导人的提线木偶。全民族丧失了灵性，毫无积极性和创造性，呆若木鸡，昏昏噩噩，极度愚蠢野蛮懒惰；国家政治反动落后，经济破产，文化凋敝，社会形将崩溃。随后进行的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尽管只在经济上实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尽管政治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维持了前此的强制，但仅此些微的自由便激活了国人的灵性，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如同随突然爆发的火山喷涌而出的炽热岩浆，迅速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中国再度活了起来，中国人再次展现出其固有的勤劳聪明文明的本性，经济突飞猛进，举世瞩目。整个世界在这场巨变中也受益良多。

从本质上来说，自由的目的在于人类的发展，防止社会衰败，而非威胁政权的统治，而，自由从来都只会强化尊重自由的政权。

二、言论与出版自由

言论与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道德范畴，任何对其之阻碍乃至压制均是最严重的反人类行。人是社会的，这意味着自由地表达与交流是人性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人之千差万别，犹如大千世界纷繁多姿。窒息不同的声音，强制人们与主旋律保持一致甚至压迫社会至鸦雀无声，实是对人类最大的侮辱、对人性最大的蔑视。

言论、出版自由是文明的强大推动力。人类在从初民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先创造了语言、文字，后发明了纸张、印刷术，使得知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知识的广泛、迅速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又反过来更迅速地催生出更多新的知识和更高效率的传播手段。现代人类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创造了比人类有史以来的发展总和更为伟大的进步，部分而不可或缺的原因正是我们拥有了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更为迅捷的传播手段。互联网的普及必将为人类赢得更为不同凡响的荣耀。而这一切的首要条件是，人们能够自由地使用我们全部的文化财产。统制思想，钳制言论，使人们不知、无知、愚昧、麻木，失去了灵性、积极性、创造性，导致了绵延千年的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其时社会衰败，发展停滞。此正是亡国灭种之道。文艺复兴运动砸碎了神学的桎梏，解放了人性，吹响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号角，言论与出版自由从此成为西欧的社会常态。近代世界的巨大进步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言论、出版自由是落实其它宪法权利的前提。没有言论与出版自由，社团将难以展开宣传和组织活动，结社自由无从实现；没有言论与出版自由，游行、示威则不可能很好地表达其意愿，该权利形同虚设；没有言论与出版自由，选举活动根本无法正常开展，更遑论“自由”？！

封建时代，统治者将自然界的异像与政权前景相附会，政治谶语泛滥。当今，虽然人们已不再对异常的物理现象大惊小怪，然对天灾尤其是前所未见者仍心有余悸；加之没有合法性，政权缺乏自信心，以至封锁此类消息成为惯例，导致天灾演为人祸。非典型性肺炎在短短数月内流毒世界，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信誉与经济，极大地阻碍了正常的国际交往与文化、科技及体育交流，更给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充分说明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刻意阻塞造成的危害何其大也！如果政府不能真正做到还言论、出版自由与民众，则非典型性肺炎大肆蔓延当不会是此类人祸的绝后之为。

三、建设民主，言论与出版自由先行

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民主，乃是形成决策的一种政治安排。但何者为民主原则适用的恰当范围却不应当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思想只能通过各种观念在思想领域中的竞争而非投票来确定其正误；更有进者，民主只有在保有个人不受限制地形成各种意见的前提下，方能开展实质性运作。显而易见，如果人民没有言论与出版自由，民主则不免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似海市蜃楼般，仅为幻景而已。

无论何时，新的知识总是由少数人发现、掌握。如果该社会缺失言论、出版自由，少数就不能传播新知识，就无从说服多数接受新观念，进而推动社会进步。这里，民主的多数将窒息至少是延缓新思想的传播，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停滞甚至衰败。从根本上说，言论、出版自由不仅是民主的基础，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从威权走向民主，首先必须确保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权利；同样，从民主退回独裁，也必须首先从钳制言论与出版入手。前苏联的民主之路正是发端于“公开性”，即允许全民公开讨论争议有关的重大政治议题；纳粹德国之所以能成功地实施倒退，正是因为此前其已经全面控制了新闻与出版机构。今天，建设民主国家同样首先必须从言论与出版自由开始。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例，它们最明显最迅速的变化是一夜之间出现了众多观点不同的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

我们再来看那些继续维持着独裁统治的国家的作为，便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言论与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古巴、朝鲜、利比亚等国家的独裁统治，正是建立在完全的言论与出版控制之上的。因为如果没有当局刻意阉割篡改历史，如果当局不能成功地欺蒙人民，如果人民了解了事实真相，那么他们的反动独裁统治是一天也维持不下去的。有人担心枪杆子，这实在是多虑了。枪杆子一旦清醒过来，一经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独裁政权，而非反抗独裁的父老乡亲，便再也不会为其所用，而会掉转枪口，指向独裁者。很明显，若真欲建立民主国家，则首先应确保言论与出版自由。否则，不论政权如何花言巧语，都不能掩饰其继续实行独裁统治的邪恶目的。

综上所述，人们应当且必须享有言论与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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