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乌鲁木齐市有色局的干部，住在一间平房里，他为我铺了地铺，我住下了。第二天他给我办好了“身份证明”，由其单位盖公章以他自己作为我的担保，证明我是个良民，使我顺利地在乌鲁木齐安置处报了名。和我一起录用的人将分派去北疆的富蕴县温都哈拉良种繁育场工作。多么动听的名字——“良种繁育场”，一种诱人的新生活在向我召唤。我赶回去谢谢他，留给他几幅速写作为纪念，连他的名姓都忘了记，就这样匆匆告别了。

我们被集中住在叫“沙依巴克”的小旅馆等候，半夜里被集合的哨子声唤起，迷迷糊糊地爬上两辆大卡车。卡车开动了，带前这一百多个寻找“乐土”的灵魂，驰进黑黝黝的戈壁。笫一站是奇台，据说是全国最大的监狱。我们在这吃饭喝水，后来几天，卡车都是在戈壁上颠跛着向前，别了，城市；别了，“文明”的世界！

领队的是个回族人，满脸胡子，我们叫他“马队长”。他豪爽、朴实又粗犷；为了打破这沉闷单凋、漫无尽头的压抑，率先给我们唱起了《克拉玛依之歌》。两辆大卡车上的百来个盲流人员，来自全国廿多个省市；男的，女的，还有跟着女人而来的孩了，大家都为这“良种繁育场”新归宿引喉高唱。忘掉往昔的悲伤，抹去今日的困苦，尽兴嚎叫：“我是戈壁滩上的流砂，任凭风暴呀!把我带到地角天边……”这旋律冲击着古老而空旷的戈壁。

比起乌市这么多的流浪者，我们是幸运之极。汽车在戈壁上爬行了四天三夜。最后到达叫“工五团”的地方。这里仅有一块操场，中间有两排用土块叠的泥窝子，没有门、没有桌椅也没有床，操场四边由铁丝电网围成，稀稀疏疏地摇戈着几株红柳树，电网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大家搬来了麦杆，铺在地上，一个挨一个挤着就算是安顿了。第二天，场里发了些棉花和粗布，各人自缝被褥，没有更多奢望。下午开始劳动，任务是割麦子，我和北京来的一个大学生当统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生活和劳作打发着这无穷无尽的日子。

晚上，我们从戈壁上拉回柴火，燃起熊熊的篝火，男女同胞们南腔北调地唱着歌，沈郁和粗犷的旋律随着戈壁滩的夜风荡漾。唯有这山东汶莱县来的祖孙两人合唱起“谁不知俺家乡好！”小调时，在场的人，包括那些粗鲁的汉子们都痛哭了……我曾憎恨生养我的故乡，然而再没有被这撩起的思乡之情更使人痛楚，戈壁的风凄泣着，月亮洒下它那似水的光华，把整个世界染成钴兰色的一片；此刻，我母亲老泪纵横的脸正对前同样默默无声的圆月，诉说她失去儿子的悲伤……母亲忍受得了儿子失踪的沉重打击吗？我们受骗了吗？！我们自愿而来，是为了找寻“乐土”！这，大概就是“世外桃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从当地仅存老乡那里得知：这称为“良种繁育场”的竟是个劳改农场，所以方圆才数百公里荒无人烟，没有水，没有草木，唯有狼群出没，因为劳改犯全撤去了，所以就招募我们当苦力顶替劳动。现在，一切都完了！就是你想走也是插翅难飞。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除了三餐馍馍，还得添过冬的衣裤。一切都得用劳力去换取，从南方穿去的塑胶凉鞋，变硬、变脆断裂了，我的脚后跟暴裂张开了一道道血口，无奈的我只能从垃圾堆中捡起昔日劳改犯丢下的旧棉胶鞋穿上。更使人恐惧的是没有医疗条件，生了病只能听天由命，这应是我们游离于社会的报应。一个从无锡来的女孩因牙痛而呼天嚎地痛哭着，山东大汉齐心海，劳动时晕倒了，患了肝炎，不吃不喝竟默默地死在我的身旁。大伙儿用他的被褥将其包裹，连同我们的希望，深深地埋人荒凉的戈壁，没有墓碑，只有淡淡的悲哀。

此时家书已至，母亲为我愁得卧床不起，女友春柳说要来新疆伴我生活。而我母亲更希望她能劝我回家。这样一个不是监狱的监狱，我怎么能让她再来呢?

冬夜，冗长而寒冷……有人不告而别了，他们沿着早雪戈壁逃走，这样就可以防止被渴死。然而还是碰到了狼群，于是边擦火柴边走，狼是怕火光的，但等火光熄灭，却又穷追不舍。人和狼群周旋了一夜，最后火柴用完了，人也乏极了……找到他们时已是两具带着血肉的尸骨和两口袋的馍馍。农场监管拖来他们的尸骸，抛尸操场，目的是让我们清楚自身的处境，想要逃亡，渴死！饿死！葬身狼腹便是下场！

麦收持续了一个多月，接着是挖水渠。除了丈量土方，我也开始画些速写。

初冬，牧民们由南方转场经过这里，将去阿勒泰山的冬牧场。因此，我还学着坐过骆驼、骑过马。每当我驱马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宾士时，才从我的心底深深感到对自由的渴望和满足。就这样，我的画画名声被来场的县水利部长和官员传进了县城。因此，富蕴县来了第二批下场的人，其中一人是县文化馆馆长郭振民。他看了我的画后，只用一句话，就向场长“借”了我。

宿蕴县是北疆的小县城。我被安排在县文化工作队，为一群汉族和维族长官的子女教授绘画技巧。馆里有一个哈萨克族的图书管理员，一个俄汉混血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是从兰州什么歌舞团贬到边陲的歌唱家——徐申。教课之余，我奉命绘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标准像。

此时，浙江的女友春柳寄来了《草原之夜》的歌谱，我一边作画，—边结结巴巴地识谱唱歌。徐申听见歌声轻轻推门而进，他要来教我唱这首歌，还告诉我《草原之夜》的唱片原是由他灌制的。我们都沉默了，看着他孑然一身的境遇，我再也没有勇气询问他的身世，此刻他发愣的两眼，一定是我的歌勾起了他对那红极一时“黄金时代”的回忆……文化馆长郭振民总喜欢斜着眼看人，有时我画得入神唱得来劲，冷不防碰到他从窗缝里投来的目光，它让我寒颤，也让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盲流身份，我不过是中共宣传用的一个工具。不久，我又奉命去县会堂绘制毛主席和各族人民在一起的壁画。

一星期后的一个上午，在我的身后的旁观者中多了个魁梧结实的人。几个蔬菜队里劳动的盲流人员就连忙向他告状：“黄书记，我们在这里干活，连黑馍都不让吃饱……”被称为书记的答复道：“回去告诉你们的队长，你们在这里种蔬菜，都是富蕴县的阶级兄弟，富蕴县人民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不能歧视！你说这是黄浴尘让转告的。”我不清楚这叫黄浴尘的是那一级别的书记，我习惯见到当官的就心寒，但他的一席话，把我内心的防线全冲垮了。他把目光转向我，我们对视后开始对话，显然他很清楚我的情况，先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是否愿意扎根边疆；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有没有家属亲戚愿来这里工作？我顺势告诉他我的女友朱春柳希望到阿勒泰来。谁知他当场拍板让随从叫文化馆给我女友的家长写了一封信，告诉我的近况，并拟接春柳来疆工作。显然，我是被刮目相看了，以至部长、局长、馆长们不得不照办不误。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第一书记。并且我还能从百家姓中找到从张到鲁的五个书记的姓氏，这个称作哈萨克自治州的地委，只有最后一个书记是刚从哈巴河公社抽凋上来的哈萨克书记。这位笑脸书记对谁都张牙咧嘴，我想他是因为还摸不清那些人是官那些人是民的缘故。

第二天，我和一大群社教工作队员坐上汽车。这富蕴县是全国最冷的地方。冬天的气温总是在零下40℃以下，一呵气我的帽子、眉毛和胡子全结成白霜。我紧缩成一团，车窗缝里钻进来的一丝丝冷气，刺得我脸上像被针扎刀割似的疼痛难忍。鼻水流出来立即冻成了冰凌，我不能用手去揩拭，因为一动就得失去很多热气。就这样淌出来的鼻涕顺着鼻子冻成了一条细细的冰棍直通到膝部。汽车经过福海县到阿勃泰克木齐社教工作团时，已是傍晚了。我被安顿在团部，任务是布置一个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为了让我能安心工作，黄书记又专门吩咐阿勒泰公安局和地委办公室同志给我开具了春柳进疆的户口准迁证和地委介绍信。此刻我真正成了舆论的工具，在经过这样一年多的颠沛磨难的日子后，就这样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如果不是“文化革命”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的虚假，也许我就会像这教条的政治一样僵化下去。(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