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30日讯】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忆和意向
1、文革对共产党有利还是不利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日，至今已三十九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想沉淀，按说同属民众阶层的人们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最基本的评判上应凝结出起码的共识。然而，令我极感不可思议的是：民众阶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文革竟有着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意向。在表现形态上，一种意向多以文字运载。另一种意向只以口头相传。
见诸文字的意向是，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了，但又担心文革会再次发生。因为持有这一意向的人士认为文革对共产党有利。“中共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和利益，必将……再次发动文革。”(见“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黄花岗>杂志04年第二期)这种文字经常可以在各种报章杂志中看到。
另一种不以文字运载，而只以口头形式在社会底层中辗转相传的意向是，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各地工人抗议活动中都可听到表达这种意向的耳语。再来一次文革干什么？四十好几、五十来岁的工人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当权派那么简单，而是要把共产党的那班贪官污吏彻底干掉，要让共产党彻底完蛋。很明显，这种意向是基于与前一种恰恰相反的判断：文革对共产党不利。
2、对于文革的自发记忆与灌输记忆
民众阶层中为什么会对文革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判断，并导致差别如此巨大的意向呢？追索原因，是由于对文革有着不同的记忆。稍加区分，这记忆还可分成自发记忆和灌输记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大约只占当今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们的记忆是自发记忆，其余没有经历过文革者的记忆就是灌输记忆了。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自发记忆并不都全面、甚至并不都真实。细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发记忆还会产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个人乃至某个社会群体的视觉、感觉、经历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从而使之对文革中的某些情况留有较深的印象，对另一些则较淡薄，形成片面记忆。不过片面记忆尽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与事实还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够全面而已。故此片面记忆还属于自发记忆的范畴。许许多多带有片面性的自发记忆“积分”起来，就大致可以真实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了。而扭曲记忆则大相径庭。它常常源于记忆者某种变态心理，或者是在某种外力的胁迫或诱导下产生。扭曲记忆往往是对事实作蓄意的选择记忆、甚至是歪曲记忆。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还与事实不符。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严格地说，扭曲记忆并不是货真价实的自发记忆。
3、中共制造、文人配合，催生了扭曲记忆
对文革的扭曲记忆在当今中国已占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扭曲记忆有利于中共，中共使出浑身解数来制造、催生、扩张中国社会对文革的扭曲记忆。中共对文革评判定下它所属意的基调，并通过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制作文字标本，向其他文人作示范。中共利用其掌握的文字放行权，只允许对它有利的文革记忆刊于报章、载于著述。这不但是一种只为中共所认可的、需要的记忆才能以文字记述下来选择记忆，而且在选择中还会蓄意地对事实予以切削改制。中共以其政权力量制造了筛孔特别的筛子，并操作筛子筛选其属意的产品。
扭曲记忆的兴盛固然与中共的主导关系极大，但文人们的配合作用亦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若只有中共的主导而无文人的配合，扭曲记忆不可能横行于世。当然这种配合亦可分成自觉配合与不自觉配合。
纯粹的御用文人食中共之佳肴、住中共之美宅，其媚上的行为取向自不待言。而似较有独立身份的知识者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大多其实亦不能完全摆脱受雇于中共的状态，或受制于中共的处境。其所言所论难以置中共之好恶于不顾。何况不符合中共胃口的文字难以付梓。有时为刊出计便甘削足适履了。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老一代的文人在文革后得到中共的特别优待。感激涕零之余，他们往往主动按照中共的明示或暗示去“记述”文革，去怒骂中共想要咒骂的人，而不管这些挨骂者是否应该遭到那样的詈骂。由中共自己来进行谩骂未必能取得其所需要的社会效果，而由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来操办则成效斐然。当扭曲记忆已成泓然大势之时，它就可于无形中操纵社会的集体思维。不但未经历文革的人们接受的是以扭曲记忆为蓝本的灌输记忆，即使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在扭曲记忆的汪洋大海中，久而久之亦都迷失了自己的原有正确记忆而去附和声势浩大的扭曲记忆。这种情况在海内外民主文人中都有清晰的表现。其最鲜明的表现是，一提起文革就不加分析地、情绪化地大骂文革浩劫。仿佛文革中除了浩劫就没有其他。
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可知，片面记忆大多存在于底层民众之中，以口头相传，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很有限。而扭曲记忆多载于报刊书籍，故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无远弗届。当今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文革所知来源于报刊书籍。而这上面所载的几乎都为扭曲记忆。他们被灌输的这些扭曲记忆在灌输过程中还会有偏离加大效应，使之愈来愈远离实情。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浸泡在这种灌输记忆之中，后果十分堪虑。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当有一天中国社会全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所组成，底层民众中的口头记忆逐渐飘散湮没之时，一段文革史就面目全非了。
“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一文的作者据说是一位大陆青年。既是青年，当在文革后才出生，那么他对文革的了解无疑是来源于那种扭曲的灌输记忆。由此，他得出了文革有利于中共，中共必将再次发动文革的荒谬结论。
4、扭曲记忆的卖点在于对造反派进行栽赃
在中共主导和某些文人配合下得以充斥社会的文革扭曲记忆集中表现为文革浩劫论。其核心观点是：浩劫是文革造反派制造的。遭受浩劫的是中华文化；是知识份子；是党的好干部。共产党自暴力取得政权以来，它一直在糟蹋中华文化，在整治知识份子。这一次情况大不相同了，中共把自己与中华文化、知识份子绑在一起，都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既然大家都在文革中遭受劫难，那么就该冰释前嫌、惺惺相惜，一起去憎恨施行浩劫者的文革造反派。共产党心目中的造反派主要是些什么人？是底层民众，又以体力工薪者为主体。
文革中是否存在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回答是肯定的。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即所谓“破四旧”——主要发生在1966年7月的文革最初期。这是一部分大、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的胡闹，理应予以责备，但却与文革时期的群众造反运动毫不相干。因群众造反运动至1966年11月才发生。1966年7月之时，它还来不及在场，没有“作案”时间。对高级知识份子、文艺界名人的虐待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施虐者主要是由中共高干子弟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造反派同样来不及到场，没有“作案”时间。可是在许多文人学士的笔下——回忆录或小说——这一切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这类文字也是泛滥到可以信受捡来的地步。如北美<世界日报>04年11月“今古上下”版上连载署名罗思义的题为“陈寅格之死”一文，竟栽赃说陈寅格先生是中山大学造反派迫害死的。其实即使是按照该文所述，陈寅格最遭冲击的时日也是在1966年7、8月间，与造反派毫无关系。这使我深深感到有这样一种社会现像，凡是指陈造反派迫害著名知识份子的文章，都会被如获至宝地登载传播。这种以讹传讹乃至随心所欲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发展下去，以后，即使有人说老舍、储安平等都是造反派迫害死的，也不会有人出来澄清了。于是更年轻的一代就获知造反派竟可恶到迫害死老舍、储安平的地步，使之对造反派更深恶痛绝。
5、中共栽赃造反派是为了离间知识份子和体力劳动阶层
中共政权扭曲文革记忆，栽赃造反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使用这个手段要达到的初级目的是把水搞混，让真正在文化革命中疯狂肆虐、草菅人命的贵族(高军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让首先使用暴力打杀“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的保皇派(保党派)；让大规模动用军队残酷屠杀造反群众的各地军头；让文化革命一切罪孽的祸首元凶毛泽东蒙混过关，逃脱社会正义和历史的谴责。其高级目的是要用以离间知识份子和体力劳动阶层。务必使这两个社会群体不会结合起来。否则，大不利于中共政权的巩固。
八十年代以后，中共与民众阶层矛盾的焦点，已从中共与知识份子之间转变到中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1957年反右，中共是蛊惑体力劳动者去践踏知识份子。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是蛊惑知识份子去践踏体力劳动者。尽管八九民运以学生为主体，但镇压行动与其后的收买措施相结合，使中国知识份子就其整体而言已与当局妥协，有的甚至还充当了共产党的说客、辩护士。
中共政权的超高消费耗费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北京之春》05年十月号有篇题为“最昂贵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为了保持政权，它选择了与知识份子结盟的手段。故拨出一部分财力来收买知识份子，或默许知识份子用各种方法去搞钱敛财。中共不可能收买体力劳动者阶层。因这个阶层的基数太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即使它又多搜刮了一些钱财也不作此用，而继续投入到党政超高消费和官知联姻之中。
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活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底层民众。而知识份子阶层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愈来愈温暖。这使中共深感，极少数不接受收买的知识份子的抗议语言不足为虑，真正有可能倾覆其政权的强力来自于体力劳动者阶层。同时，那些群众反抗活动使中共很自然地联想起文革中群众造反运动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中共政权最忌讳的文革记忆是什么？是文革中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这些冲击曾使头顶神圣光环的共产党高官威风扫地；使运转效率极高的政权机器一度瘫痪；使许多共产党高官曾恐惧自己乃至整个共产党体制都面临灭顶之灾。故此，中共视文革为浩劫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共产党照此按实表述文革浩劫，那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底层民众会由此受到鼓舞。而知识份子则认为这与我何干？共产党明白它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
同时，中共心知肚明，它与底层民众的矛盾既难以化解，那也就只能是严加防范之、压制之。共产党为使其对群众反抗运动的剿平能得到知识份子的认同拥护，便把社会上的群众反抗运动抹黑为格调低劣的动乱。但是，这“动乱”并没有伤及知识份子阶层。为能挑起知识分子对这“动乱”的反感，使之与共产党同仇敌忾，共产党找到一个巧妙的配方。就是淡化文革中群众对中共统治的冲击，强忍下对此的切齿痛恨，而着力把文革浩劫渲染为知识份子的遭难。把文革中群众冲击中共统治秩序的反抗运动歪曲涂污为迫害知识份子的动乱，再把当今的群众反抗运动与文革时期的等同。利用知识份子对文革的扭曲记忆，诱导其对当今群众反抗运动抱以恐惧憎恶。
共产党这一套已产生作用。这表现为当今知识份子阶层就其整体而言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反抗基本采取袖手傍观的态度。
6、请听江泽民的心声
但是，尽管共产党成功地导演了这个戏目，它心里还是明白，即便如此，当今群众反抗运动还是会随时发生。为了保持镇压势能，最重要的是镇压机器自身的运转不能紊乱。文革时期的群众反抗运动之所以能骤然发展到规模极为巨大的程度，就是因为共产党自己首先乱了阵脚。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阵脚不乱？就是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了。自己内部无论有多么大的矛盾分歧，都务必内部解决。不要闹到社会上去，不能让那些不满、敌视共产党的人群有可乘之机。这一心态在1999年江泽民视察山西时对省委一班人的所言中有了最清晰的表露。江说：“同志们，我们都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要是船翻了，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个人。”这句真言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抗议工人的耳语是多么尖锐地刺向中共政权的神经。“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再来一次文革就要共产党完蛋。”
二、官方文革引出人民文革
1、放弃人民线索论，接受人民文革论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时，我撰写了一篇题为“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的文章，发表在北美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上。星移斗转，文革四十周年又在即了。经过近十年的思索，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我愈来愈感到文革评判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不应把它限制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三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而两条线索之说，虽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有着较多的回旋余地，但它的政治触角则太软钝。在文革中群众反抗运动被掩盖、被抹黑、被歪曲诬蔑的今天，有必要更旗帜鲜明、更针锋相对地高扬我们的观点。故此我决意放弃“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择取政治意向更鲜明的人民文革论。
在我之前，已有王希哲、郑义两人取人民文革一说。其中王希哲所指的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我所指完全为不同之物。郑义所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资反线”后，至1968年夏季镇压前的群众反抗运动，(见郑文“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载于1996年杨建利编辑的文革论文集《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与我所指重合。
2、何谓官方文革、何谓人民文革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至于毛搞文革清洗的原动力是意识形态、治国方略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抑或以不同比率兼而有之，则仁智互见。但这并不在我们的关切之中。我们——人民文革论的持有者关注的是，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之间的关系。当然更首要的则是人民文革的界定。其后还有对人民文革的评判，以及研究人民文革的现实意义。
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关于这些，我在“论文革期间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斗争”等文章中都有十分具体的陈述，此处不再重复。人民文革的界定比人民线索更加清晰简练。并不是文革中所有的群众活动都可纳入人民文革的范畴。如文革保守派的活动就不纳入。又如1967年初就掌权并迅速蜕化为新保守派的上海工总司一类群众组织的活动，亦不应纳入人民文革。浙江、四川等一些原始保皇派垮台较早的地方，不再受压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互斗。这些活动也不属人民文革的范畴。北京某些大学生名牌造反派对刘少奇等共产党高干“黑帮”的批斗同样都不是人民文革。至于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由于其凶残的肆虐者是共产党高干子弟——当时代的高衙内、共产党的党卫军，与人民文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官方文革的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但是，分裂蜕化后的造反派组织就不是了。
3、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导出。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这次毛泽东清洗党内高层异己，没有采取过往中共党内斗争通常用的方式。他是把自己与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矛盾公之于众，把异己势力指控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实施者，和“复辟资本主义”、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走资派”。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当权派”——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并夺取他们窃据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革命人民手中来。于是，毛泽东搞的这场清洗党内高层异己的斗争似乎就不再是格调低下的纯权力之争、宫廷之争，而是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要“找到一个形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要实现“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于是毛的清洗行动就涂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油采。仿佛这场清洗毛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去进行的。他出以公心、用心良苦，实值得民众千秋万代永世赞颂。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已永远封存在那玻璃罩之中。后世最有洞悉力的学者也只是分析而已。我们不必去凑这份热闹。而我们关注到的是，正是由于毛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方式来进行这场清洗，才给群众反抗运动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或者说，人民文革的产生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人民文革遭到某些人士尖锐的抨击。他们说既然文革群众造反运动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进行的，那么它就是跪着造反，其实只是充当了毛政治清洗的工具，乏善可陈。
这里有个最简单明了的逻辑。如果人民文革真的完全是毛泽东掌中应心得手的清洗工具，与毛的官方文革配合无间，那么它就会一直得到毛的嘉许，并以封赏告终。可是，情况并不如此。人民文革尽管曾得到毛某一程度的支持，但最终在1968年夏被毛伙同各地军方和重新“站出来”的干部严厉乃至残酷镇压。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民文革并非如那些人士所抨击的那样。
4、造反派奉旨造反、乘机造反比保皇派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人民文革最受诟病的焦点之一是所谓“奉旨造反”。“奉旨造反”的提法系于九十年代首见于著名作家郑义先生。那时的社会情势是对文革造反派呈一边倒的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的民主分子都同声谴责它，构成一大历史奇观。经历过文革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八九反思——为造反派平反”的文章，竟招致一片伐挞。在这种情势下，郑义提出“奉旨造反”已需要很大的勇气。郑义的意思是，尽管这个造反是“奉旨”的，但它仍然具有进步意义。因为这“造反”在“表达群众自身权利要求”“无疑具有某种民主色彩”。尽管在我看来“奉旨”之说已降低了文革造反的段位，应评为“乘机造反”更为符合实际，但是，“奉旨造反”竟仍不见容于许多评论家。在他们看来，既是“奉旨”，那就毫无进步意义可言。
其实，道理是很明确的。不妨打一个这样的比喻。
有一伙抢劫集团，其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发生矛盾。第一号头目欲将第二号头目及其势力铲除，于是他对被抢劫的人们说，这次你们可以反抗他们。并把反抗的棍子递给被抢劫者。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的人们应不应该乘此机会，接过第一号头目递过来的棍子去进行反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面对这一历史事实，还要对被抢劫者横加贬责是极为荒谬的。难道有机会都不去反抗，一定要束手待抢才算有意义吗？
当然，这些人士还会有这样一说。你们这样搞掉了第二号头目，但第一号头目还在。今后你们还不是要继续受第一号头目的抢劫？
这话实在肤浅。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其实都是一丘之貉。第一号头目此举虽然冠冕堂皇地铲除了第二号头目及其亲信，但是，整个抢劫团伙的元气亦因此而大伤。从长远来看，被抢劫者的反抗行动不但直接打击了第二号头目，也间接地打击了第一号头目和整个抢劫团伙。这难道不是有利于良民百姓的好事？
至于后来有人为第二号头目“平反昭雪”，认为第一号头目同室操戈的作法太损，尤其是鼓动被抢劫者的作法使之从此不再驯服，实在大大不利于团伙今后的运作。这纯粹是站在抢劫团伙的立场上探讨问题。被抢劫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了。不过，这倒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被抢劫者的反抗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今，民主阵营中亦有人坚持对文革造反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理由是文革造反反来反去又能反出什么名堂？文革之后还不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此我要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从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算起也有二十几年了，中国还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那有该作何评价？是否七九民运、八九民运就因此而毫无意义？
指责文革造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各级“当权派”不反毛泽东、不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制度。(毛泽东与共产党制度是合一的，都可解释为“皇帝”)是十分粗暴地脱离历史条件去进行评判。囿于历史条件所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依靠皇帝去反贪官，总比什么都不反、只是一味作顺民要好。当然更比保皇派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万倍。
深究一层，其实以皇帝与贪官的关系类比毛与共产党官僚并不贴切。封建时代的某些农民起义的确会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官吏虽由皇帝任命并效忠于皇帝，但皇帝与官吏的血脉并不绝对相通。君权神授，皇帝的帝位并不绝对须封建官吏拱卫。百姓有可能在打倒许多官吏之后而在皇权面前却步。皇帝也可以百姓利益的代表者去严厉惩罚官吏。但是，共产党的领袖毛则大相径庭。他与共产党官僚的血脉是相通的。他的权力并不神授，而须由共产党各级官僚们去拱卫。毛尽管搞党内高层清洗，但毛与一般的、大量的共产党官僚其实有着唇齿关系。如果共产党官僚大量倒台，毛的绝对权力就会流失。非但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会成为空话，毛本身的座席都会发生动摇。故此，毛从1967年夏末起就极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严厉斥责造反派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所以，文革时期的造反群众即使只尽力去打击中共官僚而不反毛，其实都在打击共产党体制，因而有其进步意义。
如果再从历史纵向后作延伸比较，可知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活动于国内的民主战士们也不直言推倒中共政权，而采取较策略的诉求。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要去苛求近四十年前的文革造反者呢？应该明白的是，在专制体制下，能较快形成声势的反抗运动很难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如1957年的“右派向党进攻”。不是毛故作姿态搞开门整风，那股令共产党瞠目结舌的风潮就难以掀起。又如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如果不是法皇为筹款同意举行三级会议，历史进程恐怕会有另一番记录。
人民文革论还受到这样的质疑：你们说有人民文革，那请问人民文革是谁发动的？谁领导的？其实，一个骤然勃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往往不会有明确的发动者、领导者。比如1789的法国大革命，你能说得出具体是哪个人发动领导的吗？同样，整整两百年后的中国1989民主运动，你又能断定具体是谁发动领导的吗？没有具体的发动者、领导者照样会有这类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至于人民文革，它没有明确的领导者，但可以说它是间接由毛泽东发动的。然而，这丝毫不会改变它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本质。(待续)(//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