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6日讯】最近，广东汕尾地方政府公然出动武警部队，并开动坦克镇压因被强征土地而反抗的农民，打死打伤数十人。这种极端的政治暴力让世界为之惊诧，人们纷纷发问：一直忙于表示“亲民、爱民”秀的胡锦涛与温家宝等“党与国家最高领导人”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们难道不知道治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央政府声称要励精图治，怎么能让一些小小的县乡村三级政权任意胡为？

胡温保持沉默，既缘于自身权威弱化，更缘于中国的政治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科层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这是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的主要表征之一。官场这种盘根错节的政治保护关系，使得每一场触动基层官员利益的整肃与管治，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宣传口号有如雷霆的政令行到半途就化作一阵轻风。

与毛邓时代不同的是，从江泽民接班时开始，中国自从改革以来的权贵私有化，使得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个以自利为最高目标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毛时代中共垄断一切领域、不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存在；而邓小平时代这些利益集团还刚开始成形。但到了江时代，这些利益集团已经开始“俘获国家”，影响国家政策。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这些利益集团早已坐大，在政府的科层组织中，早就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这种利益保护关系使得中国政府那些法律形同虚设。

近年来，中国大多群体性反抗事件肇因于乡村官吏为非作歹、肆意侵犯农民权益。于是人们感到奇怪：小小的乡村官吏怎么有那么大的神通，让中国政府置国家体面与社会安定于不顾，以镇压民众这种恶劣的方式来庇护他们这些底层官吏呢？

这也必须了解中国的乡村政治与整个中国政治的关系，才能够了解这些乡村官吏的神通究竟何在。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乡镇政府居于政府这一科层组织序列中的最底层，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代表。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的财政体制及官场高度腐败，中国乡村政权早就堕落成为需要依靠自己汲取财政收入以自养的两级组织。为了自养与自利，乡村两级政府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来解释所谓“中央政策”，并且千方百计地以执行政策为名来谋取私利，近十年来屡屡发生强征土地就是乡村恶吏自肥的主要途径。

说白了，乡村的基层官员在中国政治关系网络中扮演着如下“二重性”角色：

基层乡镇长与村长们手中掌握权力与资源，一方面可以施惠于农民。在征用土地的谈判中，乡官们往往在农民面前以“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会代表你们的利益”这种面目出现，取信于农民，并代表农民与征地方谈判。在中国成千上万起农村征地案件中，都涉及到村官这一最低级的“官”。因为只有当地的乡村官吏依仗自己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才能拟出各种诱农民上钩的征地方案，诱劝农民交出土地。而等到农民觉悟自己上当后，早已木已成舟。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科层组织中，乡长、村长又居于权力的最底层，在政治上居于从属地位。他们要想保证自己的权力地位，包括他们在乡村中违法而不受惩罚，必须向上级官员寻求制度外的保护，也只有通过利益交换得到上级的保护，乡官才能够坐稳位置。在帮助上级政府完成征地任务后的分肥中，乡官们在官员们那里又是以“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这种面目参与分赃。利益早已将这些处于各层级的官员与乡官们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事发后跑不了你也跑不了他，必须要同心协力镇压农民的反抗。

而土地也早已成了一条巨大的食物链，攀附在这条食物链上的既有最终得到土地的开发商，还有各种与土地沾边的贪官污吏。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政府，约束不了乡村恶吏等类疑问，基本可在中国官场这种上下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政治关系中找到答案。◇(//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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