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面对和推翻

在这一阶段，反对者已获取了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政府。正如一位运动领袖所说，政府也许是“建筑物和国家形式上的主人，但我们是全民社会的主人”。冲突现在公开化了，一方经由罢工、抗议、全民不服从或联合抵制来作战，另一方则经由拘捕、殴打或流放来威胁。反对派也许还没有力量实现其主要的目标，但它已足够强大，即使它的主要领导人倒下了，它仍能继续存在。因为最初的恐惧已被克服，整个组织力量正在不断壮大。

此时运动的目标是：

．制造无所不在的感觉。比如，塞尔维亚的“抵抗运动”在街道上贴了一百五十万个标语和小册子。

．争取外界支援。

．经由各种非暴力策略向独裁者施加压力，包括罢工、演讲、地下媒体或电台、游行、公众集会、联合抵制和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不合作。

．寻求法律手段，以便经由竞选、法律或国际章程和条约来挑战政府。在智利，皮诺切特号召全民投票为反对运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试图拉拢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政府的镇压工具，包括军队、员警和公务员。在塞尔维亚，曾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确认哪些警力在非暴力运动的后期能帮助并保护示威者免受暴行，并把独裁者赶下台。

在这一阶段，外在因素能为运动的成功扮演关键角色。当抵抗运动在进行中时，国际团体可经由以下方式推动运动的进程：

．提供物资援助。此时，运动应已形成一套连贯的战略和具体战术，但它可能缺乏必要的财力来推动。此时如果国外能提供符合需求的援助，可能会成为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

．培训非暴力战术的领袖。在塞尔维亚，由“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自由之家”和其他组织提供的培训人员，在帮助像“抵抗运动”这样的团体从事非暴力运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国际上向专政施压。当反对派获得力量时，国际团体能经由有目标的制裁和公开指责，来协助迫使独裁者做出更具体的让步（比如公平竞选）。也可组成针对某独裁者的“世界同盟”。

．建立游戏规则。国际团体可建立一套规则，以使和平解决成为可能，并经由国际条约、法律和法庭追究独裁者的责任。

．为民主运动提供支援。国际团体还可提供民众监票、投票的教育，或用经济支援鼓励民众“出去投票”。

．破坏支撑政权的基础。民主国家应建立起与独裁者的军事、员警、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之间的联系。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这些部门拒绝接受独裁者向民主人士开火的命令。做到这一点是符合非暴力过程的关键。

能否发现问题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是重点。非暴力行动可由许多原因引发。所有专制中普遍存在的不满，以及对独裁者及其盟友的普遍对立的态度，都可能因某一具体事件而引发行动。起因可以是拘禁或谋杀一位著名人士，来自国际社会的质询能帮助揭穿事实并引发行动。有时是经济问题，外界可在独裁者采取某种行动的前提下提供声援帮助。或将察觉到的独裁者弱点小题大作，导致其在世界上失去立足之地。这些机会可被利用来激化专制政府内部的危机，为反对派提供更大的政治空间。

另一种支援抵抗力量的办法是在国外组织活动。比如，我在担任国务院官员期间曾与白宫及世界各地的阿富汗团体合作，帮助组织了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的“阿富汗日”，以抗议苏联的占领。雷根总统为此发布了褒奖令，我们在白宫东厅举行了仪式，在华盛顿纪念碑有一个集会，在世界各地的苏联使馆都有示威活动，我们还出版了记录苏联占领阿富汗暴行的特刊。（当然，在阿富汗境内对苏联的反抗采用了暴力手段。到今天，阿富汗人还在设法解除双方的武力对抗，寻求和平的方法治理他们自己的社会。）（编注：二○○四年，阿富汗有了第一位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这是神学士政权下台三年后，阿富汗民主建国进程的一个里程碑。随后于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完成了首次国会议员选举，在整体席次中，有25％的妇女保障席次，这让回教立国的阿富汗民主制度更往前推进一步。）

这样的机会还有许多。伊朗的教师和学生正在走上街头要求他们的权利。这一行动需要海外民主人士的支援，他们可经由宣布和组织世界性的“伊朗民主日”来表示支援。随后我们还应举办“中国民主日”、“沙乌地阿拉伯妇女平等日”以及“没有独裁者的非洲日”等等。

人民的力量：两个战场

专制政体内部的人民争取民主的非暴力战略，和帮助或阻挠他们的外国政府和民主机构的思路，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八○年代菲律宾和二○○○年塞尔维亚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些复杂的联系。

在菲律宾，当地的民主运动形成了有效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他们所采取的非暴力战略推翻了专政，这是在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力量——美国的全力支援下取得的成功。在此之前，美国与此殖民地的长期而特殊的关系，以及在越战期间菲律宾坚定的对美支援，塑造了美国不能完全放弃马可仕的接受政策。即使马可仕政权已由受欢迎的民主选举制蜕化成残酷的专政制度，美国依然不愿出卖朋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如此，除了决定性的最后阶段外，人民的力量在此还是发挥了作用。

相对的，美国对于驱逐塞尔维亚的总统米洛塞维奇的介入则是迅速而猛烈的。北约轰炸机攻击了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目标；在那里，由塞尔维亚人领导的对阿尔巴尼亚种族的“清洗”，导致数以万计的仍保留南斯拉夫国籍的人被谋杀或驱逐。北约和俄罗斯派遣数万名维和人员进入科索沃，帮助该地区恢复秩序。如果我们早点支援塞尔维亚的民主反对派，这一切或许可以避免。不管怎么说，当民主反对派在轰炸后再次复苏、并积极实施非暴力战略推翻米洛塞维奇时，它得到了西方的经济援助及训练。这时人民的力量发挥了作用，因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非暴力变革进行中投入了大量支援。

菲律宾共和国

马可仕在菲律宾的故事清楚地表明民主国家如何倾向于支援“老朋友”，而不顾他们的罪行。但它也证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对于保证由民主蜕化而来的独裁者在退出舞台方面，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尽管有时显得姗姗来迟。我之所以能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大部分是靠阅读杜瓦的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以及舒兹的论文集（注5）。我还有机会和几位介入此事的资深美国官员交谈，对他们的贡献我深表谢意。另外，我使用了与其他相关人士的口述历史采访（注6）。

美国在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成为菲律宾群岛的殖民统治者，该群岛包括南中国海域的约七千个岛屿。菲律宾不乏狂热的独立主义者，新的殖民力量对其采残酷压制。对此，在世纪之交，一些美国的反殖民统治者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及其他出版物上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但到了三○年代，美国开始给予菲律宾独立，但这一过程因日本的入侵而被打乱。菲律宾在一九四七年获得独立，并和美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出生在一个政治世家，他单枪匹马闯入政坛，并在五○年代因使用暴力而闻名于刚独立的菲律宾。一九六五年，他当选总统，他的政纲是打击腐败、推行土地改革以缩小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然而，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建设，伴随而来的是巨额借款。在日益恶化的越南战争期间，马可仕是美国的坚定支持者，他在那场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主要的军事设施都在该群岛：海军基地在苏比克湾（Subic Bay）、空军基地在克拉克机场（Clark Field）。马可仕于一九六九年再次当选，但那次选举因行贿和政治暴力而在国内招致广泛批评。《菲律宾自由新闻》（Philippines Free Press）评论说：“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因欺骗和恐怖主义而触发最大民怨的选举。”

说到马可仕建立的专制政体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选美皇后出身的伊美黛（Imelda）。许多人视他们的关系为一场政治婚姻，尤其在后期。她显然表现出不寻常的野心，后来俨然是把自己视为其年迈丈夫的继任人。一位美国外交官这样形容她：“从未见过像她这样不讲道德的人……不像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有明辨是非的天性……她时时刻刻需要别人的奉承和殷勤。”另一个人说她“贪得无餍地追求金钱和权力。”像其他独裁者夫妇一样（例如米洛塞维奇和马克维奇（Mira Markovic）夫妇），很难说夫妻两人中哪一个居于统治地位。

当马可仕的第二任期将要结束时，马可仕夫妇对能否维持他们的统治越来越担心。学生抗议在越南的战争；民众对马可仕夫妇严厉的统治，滥用权力及随意任免也普遍存在着不满。来自政治对手的批评也在增加。共产主义叛乱团体“新人民军队”（NPA, New People’s Army）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马可仕夫妇把一九七一年智利的社会主义者阿叶德的多票当选视为自己的凶兆，但他们也认为能以此为由来减弱美国方面因他们越来越独裁的统治而引发的批评。据一九七一年美国驻马尼拉的外交官理查．芬（Richard Finn）说，伊美黛向美国大使和中央情报局主管海姆斯（Richard Helms）表达了他们夫妇的担心，她声称“面对的威胁非常类似于共产主义对政府的威胁，起初是政治威胁，随后是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理查．芬个人认为马可仕夫妇在“夸大问题，虽然问题很棘手，但不是无法处理的，更不会威胁到推翻菲律宾的整个体制。”即使宪法允许马可仕在一九七三年第三次参加竞选，他能否取胜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大使馆的政治官员认为马可仕用智利来做类比，其动机是自私而现实的。然而，基于马可仕对美国的一贯支援，使馆也“支援”了“我们的朋友、并且几乎是有求必应。”

美国这一顺从的姿态显然使马可仕夫妇得寸进尺。一九七二年九月，马可仕总统强制施行戒严法，对国家的政治和法治系统进行根本的改变，首先取消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使宪法失效，禁止公众集会，中止人身保护令，并以密谋推翻政府的罪名拘捕政治对手。马可仕还对新闻自由发起正面攻击，关闭报纸，并接管广播。那时，美国正从越南逐步退出，许多亚洲盟友担心美国会完全从该地区撤军。马可仕夫妇因美国专注于其他而受益。实际上，在宣布戒严法后，他们的政权得到了美国更多的支援，军事援助在“尼克森–福特”时代又上演了一次。

借助严厉的法制，并且完全撇开民主的情况下，马可仕夫妇的腐败和渎职达到了菲律宾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从所有的主要经济活动中揩油，并建立了令人惊愕的保护网。这对夫妇变得极其富有，在国内外恣意挥霍。在戒严法发布后，外资仍以贷款的形式流向菲律宾，使其外债增加为四倍，从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七亿增至一九七七年的一百零七亿。尤其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菲律宾的经济下降趋势不断加剧。正如后来担任美国驻马尼拉使团副团长的瑞奇（Robert G. Rich）说：“将近二十年里，百分之十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被抽走，转入非生产性活动，很多被转移至海外。这十个百分点就足以使现今动荡、停滞的菲律宾经济变得像台湾、香港或南韩一样成功。他们开始时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他们讲英语，和美国有良好的商业联系……又有比较好的基础设施，人民教育水平较高，工作又努力。”

除了肆意挥霍外，政治上的压制是新马可仕专政的特点。从一九七二年宣布戒严法开始，到一九七七年以人权为竞选核心之一的美国总统卡特任职，菲律宾有六万名政治犯被捕。美国卡特政府对人权的重视，的确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独裁者起到了威慑作用，并使菲律宾大约三千名囚犯重获自由，也为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人赢得了自由。但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卡特政府对人权的关注，没有放大焦点地把独裁统治当作是导致人权问题的起因之中。

与此同时，信奉共产主义的新人民军在戒严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农村省份壮大起来。当时担任众院亚洲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议员索拉兹（Steve Solarz）认为：马可仕充当了新人民军的最佳“募兵官”，随后发生的事似乎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马可仕执政期间的第二起叛乱发生在南部的海岛，尤其是棉兰老岛的回教徒起义。菲律宾的正规军对已不再专业化，任人唯亲已使这个曾备受尊敬的政府溃烂了。

为了维持民主的外表，菲律宾举行了竞选。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马可仕举行了一次议会选举。前菲律宾参议院自由党（Liberal Party）领袖、自戒严令颁布后成为政治犯的贝尼尼奥．艾奎诺（Benigno “Ninoy” Aquino）在监狱里成立了“拉班（战斗）党”（Laban Party），并在国民议会占有一席之地。拉班党呼吁马尼拉居民在所谓的“竞选”前夜发起噪音抗议——使用汽车喇叭、锅碗瓢盆或者自己的声音；这一战术后来在圣地牙哥、布拉格、贝尔格勒等地稍加改变后也被反复使用。选举结果显示的无耻欺骗令人震惊：菲律宾的十三个省中竟然有七个省百分之百的票都投给马可仕的KBL党。在马尼拉选区，记票员记录了反对派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一。

竞选以后，一个自称为“民间正义计划”（Project Public Justice）反对派团体的某些成员，决定纵火烧毁一些代表政权的目标，包括那些依靠裙带关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暴露社会的裂痕，有助于迫使政府下台。努力没有成功，参与者被逮捕，星星之火未能燎原：被政府控制的媒体根本没有报导。

一九七九年，艾奎诺因七年前被捕时的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然而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八○年终于介入此案，迫使马可仕将宣判缓期执行，以便艾奎诺能来美国治疗心脏病。手术以后，艾奎诺和他的妻子柯拉松（Corazon）搬到麻萨诸塞州，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在美国期间，艾奎诺公开地把自己同四月六日“解放运动”（这一天因马尼拉噪音抗议而命名）联系在一起，但他致力于对马可仕政权使用政治暴力。据艾奎诺说，这一政权的定义包括“腐败的总统亲信和内阁成员”。该团体于一九八○年在马尼拉引爆了数颗炸弹，包括在一次美国旅行代理商的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马可仕亲自到场欢迎与会者，以缓解他们对被威胁将遭受攻击的恐惧。在那次与其他的一些炸弹攻击事件中多人受伤。菲律宾民众在炸弹攻击后未能再重新集会。伊美黛在八○年代末与艾奎诺在纽约会面，代表她丈夫马可仕承诺进行自由选举。戒严法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正式取消，但马可仕的手中仍握有绝对的权力。宣布竞选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举行，但候选人的最小年龄被定在五十岁，这使四十八岁的艾奎诺没有资格参加。反对派因此联合抵制投票，形势陷入僵局。但过了一段时间，当阿顿伯罗爵士（Sir Richard Attenborough）的影片“甘地”公映后，艾奎诺显然很受感动，并放弃了暴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