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判案，“法、理、情”是最高标竿。不过，如果是基于善意的犯行动机，社会也会期待司法体系衡量判决的合情合理性，而非固守僵化的法令。像是，高等法院日前宣判，下雨天，热心帮助“玻璃娃娃”下楼的陈同学，因地板湿滑不小心跌倒，导致天生骨头发育不完全的“玻璃娃娃”同学死亡，要判赔家属新台币300多万元。判决一公布，社会一片哗然，“好心没好报”的批评声不断。一个社会高度不接受的判决，到底是因为台湾的诉讼制度太僵化了？还是法官的社会性不够？

法官重判善意过失社会高度反弹

5年前，就读高中的陈同学，好心帮忙坐轮椅的同学下楼，却因为下雨、楼梯湿滑不小心跌倒，导致被抱着的“玻璃娃娃”同学颅内出血死亡。陈同学虽然轻忽骨头发育不全病患，可能因为轻微的碰撞就容易骨折受伤，而有过失，但他的善行还是受到社会肯定。

也因此，当高等法院一反民事一审败诉，而判决学校和陈同学负起连带赔偿300多万元的责任时，社会掀起喧然大波，接下来的寒蝉效应，让许多想帮助弱势团体的民众怯步。媒体报导甚至传出，有学校要求肢体障碍的学生在入学前签下切结书，如果在校内发生意外，家长不能追究责任！

判决不能服众，法界意见分歧

事实上，诸如此类“法令绝对凌驾情理”的判决，就连司法界也议论纷纷。

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吴鸿奎律师认为，出于善意的犯行，有过失虽然要负责，但不应该和其他像是酒醉驾车肇事者适用同一法条。因为善意杀人和恶意杀人，罪罚间不应等同，没有衡量犯行动机的差别，是法律的缺陷，亟需修改！吴鸿奎说：‘有没有可能是“好意施惠”的行为我们是不是要特地把它区分出来，去减轻他的责任，因为只要认定有过失他就是要赔，那重点就在于是说有没有人愿意做好事？’

法、理、情还是情、理、法，虽然让担任上帝工作的法官难以拿捏，但民间司改会工作委员徐立信律师认为，靠考试考上的台湾法官，缺乏社会历练，再加上没有像英美法系所具有的陪审团制度，让法官一直待在象牙塔里，不能贴近民情，常常做出让人跌破眼镜的判决。徐立信说：‘像玻璃娃判决社会的反弹很大，像之前也有讲说法官认为强吻是国际礼仪，很多社会上的民众都没有办法接受！’

案件堆积如山，审理品质让人忧

把社会反弹的判决单单归咎于法官的不通情理，似乎也不尽合理，法官审理的案件堆积如山，审理品质当然也会打折扣。台北大学法学系助理教授刘宏恩指出，像是在“玻璃娃娃”案的判决书中，法官对于陈同学构成过失赔偿成立的要件交代不清，才会造成社会大众“好心没好报”的负面解读。

刘宏恩说：‘我觉得也是要体谅法官的确他的案件负荷非常大，他承办的案子一个月能够达到7、80件上百件，这个并不是太罕见的，尤其是在一些都会区的法院。如果他今天要承办的案件都这么多，那当然每一个判决文都写得非常精致、推论都非常严谨，大概也是会有他的困难！’

在美国，法官都配备有助理，除了协助判决资料的搜集外，也可以帮忙草拟判决书，法学院出身的高材生都以当联邦法官的助理为荣。反观台湾，司法院却行文要求法官不得让助理草拟判决书，法官在被厚厚的审理案件压的喘不过去的同时，却还得事必躬亲。而且台湾的法官助理，大多是还没考上司法考试的法律系学生暂时的落脚处，在工作心态和专业态度上，与其说是助理，不如说是工读生。

法学教育：主战不主和

台湾诉讼制度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只重判决、不重和解。其实审理当中的和解，不但具有和判决一样的效力，法官也不用写长篇判决书，都给了法官很大的诱因，去促成当事人和解。但问题在于，民众普遍认为，一旦主动要求和解，不仅是示弱，也有可能是心虚、理亏。而且在台湾的法学教育中，也不重视和解、谈判的技巧。刘宏恩说：‘以美国来讲，在诉讼前所达成的合解，是占绝大多数。美国的法学院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其实就满强调，除了诉讼以外去帮助当事人寻求到赔偿的方法，诉讼外纷争解决的方式，包括教导学生怎么样去谈判。律师也会给当事人一个观念，不一定要进法院最好！因为诉讼很花时间。’

事实上，这和台湾律师包审制的收费方式也有很大的关联。在美国，律师对损害赔偿的案件是抽成收费，不论是打官司或是和解，所得到的报酬都是一样的，所以美国的律师也会希望能用最快的速度帮助当事人寻求赔偿。但台湾却是一审一审打完才能收费，基于报酬动机，甚至有律师变相鼓励当事人上诉直到最高法院以收取更高的报酬。类似“玻璃娃娃”的不合理判决，暴露出来的不仅是法学教育和台湾诉讼制度的僵化，也反应出民众对打官司的认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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