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非暴力力量的使用

——玛格丽特．米德

民主和专政的权力基础根本上并无不同。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够一直保有权力。如果人民群起反抗，政府就不能以武力使人民屈从。史达林时期的俄国常被用来证明极权主义统治（如果它真能算是极权）是能够稳固的。但如果不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俄国的入侵，给了史达林获得广泛支援的契机，那么他在三○年代掌控权力的手段——亦即杀害所有可能的对手——最终可能会导致起义，以反抗他那喜怒无常的残暴。也就是说，如果你威胁到每一个人，将会导致众叛亲离。

形势会不时地迫使国际社会或某些国家向独裁者施压，以缓和他们对人民的压制，或改变他们的统治方式。设法迫使独裁者改变他们最恶劣的行径，必然有助于减轻人民的痛苦。但缓解压制并不能彻底改善，消灭独裁者才是正本清源的唯一途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独裁者在掌权时会变成民主者，或主动放弃权力。催生民主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独裁者赶下台。

对独裁者的挑战方式，决定了他能否被推翻以及何时会被推翻；而这对稳固的民主能否出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武装起义通常会失败，甚至经常在开始前就失败。即使武装起义成功了，取而代之的通常不会更好，甚至更糟。游击运动的领袖们对暴力的使用了若指掌，当他们获取政权后还会保留这些技能。所以暴力革命通常会产生压制性的政权。人民继承的仅仅是一批新的独裁统治者。

还有另外一种策略也能瓦解独裁的统治并建立民主，且有着傲人的成功纪录。在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杜瓦（Jack DuVall）的论文集《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中，他们记录了十几个案例，都是普通民众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使用非暴力运动，从独裁统治者手中夺回了权利。我个人也能从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在共产国家外交生涯的经历中证实这些观点，也就是对于那些剥夺人民权利的政治体系，最好是从内部由其人民自己瓦解它。

所有独裁者在位时都会引发民怨。对协助其镇压的打手们所支付的酬劳，最终会导致腐败，这是最不得人心的。对年轻异议人士的迫害，也会造成其父母永远的仇恨。另外，只有少数独裁者拥有经济管理的才能，频繁的经济危机会积累民众更多的不满情绪。

有组织的非暴力反抗从开始那一刻，到独裁者下台，也许会经过几年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从七○年代初期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异议人士反对波兰共产政权开始，到格但斯克造船厂（Gdansk shipyard）罢工时出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大约经过了十年。但此前四十年，萨尔瓦多（El Salvad）人民的总罢工在几天之内推翻了军事独裁者。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国家准备采取多大的暴力——萨尔瓦多的军事领导人是其国家最血腥的统治者之一。成功的关键在于：抗暴运动要能拟定并传递明确的奋斗目标、广泛的组织和发动人民、向支撑政权的基础施加最大的压力，并在受到必然的镇压时能保护自己。

非暴力冲突的主要理论家，基尼．夏普二○○二年出版了一本有重大影响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波士顿：爱因斯坦学会，二○○二）。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列举了一百九十八种不同的非暴力行动。这本小册子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并被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奉为圭臬。这些非暴力行动可以分为三大类：非暴力抗议和劝服；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合作；以及非暴力干预。详情请参见第七章的附录。

关于每一类的描述及史例，可在夏普的《非暴力运动的政治》（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书的第二卷中找到（注1）。从社会及经济制裁，到产业罢工及拒交租金，从直接的不合作到实质性的干预，比如静坐及占领。非暴力行动的武器实际上是非常多采多姿和富有创造性的，远非有偏见的媒体所认为的是仅仅只能吸引一些无所事事市民的游行而已。

非暴力抵抗可以在瞬间变得强大、精确、广泛并且时机恰到好处，外界通常感到意外，而做为他们反抗目标的那些独裁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像别人那样以为非暴力运动只是消极、起反作用的，运动的领袖都是新手或和平主义者。艾克曼和杜瓦认为，有些非暴力运动会制定一整套战略来削弱对手、夺取权力。虽然使用的资源和武器不同，这些非暴力运动也会故意卷入冲突。他们选择的抗争方式与暴力压迫者擅长的方法不同，他们经常一开始就使独裁者处于劣势。大多数非暴力领袖会默默地埋头苦干数年，在这期间构想出一套推行自己运动的办法并付诸实行。这些人起初也许只是普通老百姓，但是几年之后他们就已经是对重大冲突有丰富经验的行家。

尽管这些战略用不到枪或者炸药，但这绝不是懦夫的冲突方式。非暴力斗士们在解救他们的人民之前，通常要付出长期的物质和经济上的代价。许多人必须承受拘捕、监禁和酷刑，甚至被杀害。然而为了获得自由和公正，在全世界持续不断的冲突中，还是有数以万计的勇士愿意面对这些风险。

精明的领导层能使运动的风险降到最小，但对独裁者造成的政治伤害扩展到最大。在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无论公开或私下都能支持的运动中，领袖们仅能经由各种管道向人们证明抗争的目标是值得的、战略是合理的来吸引更多阶层参与，这与采用暴力的组织不同，非暴力运动不能像军队那样严格的自上而下地运作，他们的领袖必须靠民主的说服和鼓励，让普通民众主动参与。当一个非暴力运动使独裁者无法正常维持事务运行时，它就会见效。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各地的民众都来参与此项挑战。

因此，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总是扎根于某个人的头脑和行动中，在抗争初期，有些行动看起来是软弱无力的。捷克学生领袖巴本尼克（Jan Bubec）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在中欧和东欧，大多数反对共产统治者的运动都始于地下出版物，或自已出版的书、小册子和其他材料。七○年代末在阿根廷遏制军事独裁的市民行动，也只是从少数失踪者的母亲们在首都中心的广场单纯的游行开始。非暴力斗士明白一些独裁者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社会或政治行动要想持久，必须基于其中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基于强迫不情愿民众顺从的国家法令。

虽然非暴力抵抗始于个体，但是在征募受压迫的社会各阶层参与方面，它比暴力起义更具潜力。与员警或士兵的暴力冲突也许对年轻的造反者有吸引力，却让那些年纪较大以及不喜欢肢体冲突的人裹足不前，而这些人是一个社会中最稳定的因素，他们的支援对持久的社会或政治变动至关重要。如果能为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包括儿童）提供适合他们的参与方式，非暴力的战略就可以增加足以破坏政权的资源和工具。

这种和平而广泛的发动支援的方法，甚至可能延伸至政权内部的人。对独裁者的不满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目地，下至底层的共产党员上至侍卫队，都经常生活在恐惧和矛盾的心理当中。独裁者的压制越严重，让那些卫士改变忠诚的机会就越大——然而绝对不能在运动中对他们进行辱骂。当斐迪南．马可仕一九八六年在菲律宾下台前，以及米洛塞维奇二○○○年在塞尔维亚下台前，他们的军警都拒绝执行镇压反对派的命令。可是如果非暴力组织者妖魔化这些机构或与他们发生战斗，情况就会完全改观。

无论是人山人海的公共集会，还是因被联合抵制而空荡荡的店铺，无论占据大工厂的喧闹，还是进行总罢工的寂静，非暴力运动的活力总是那么令大众期待，它起到了其他方法起不到的作用。人们只有看到胜利的可能才会采取行动，不然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会有什么改变。最有利的假定就是：独裁者不相信会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当他真正受到挑战时，那些维持其权力的支持者就会逐渐对其失去信心。随着一个又一个人的参与行动，整个国家就会意识到独裁者的政权已经岌岌可危。

一旦一个非暴力运动打开了反对的空间，所有的独裁者都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中共和平壤的独裁者太残忍，不为非暴力抵抗所动，那你应该重新读一读伊色列（Charlotte Israel）的故事。这个德国妇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柏林的市中心组织了一次静坐示威，最后迫使纳粹释放了她的犹太裔丈夫和其他数千名被送到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配偶。

上个世纪有几个恶名昭彰的独裁政权未被解除，但这不能证明不使用暴力就无法把独裁者赶下台。在非暴力群众的力量下倒台的独裁政权和殖民地政权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并且它证明，潜在的新民主或即将复苏的民主恰恰在独裁政权看似稳固的地方显现。下面列举几例：（注2）
．一九二三年，非暴力抵抗粉碎法国入侵德国鲁尔（Ruhr）。
．一九三一年，印度的英国总督被迫与甘地谈判。
．一九四四年，萨尔瓦多的马丁内茨将军（Gen. 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被迫辞职。
．六○年代，在美国南方合法的种族隔离在非暴力运动下被迫取消。
．一九八○年，波兰共产党政权被迫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政党。
．一九八六年，马可仕在菲律宾被迫辞职。
．一九八七年，非暴力组织使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下台。
．一九八九年，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政权在非暴力运动下解体。
．一九九○年，南非政权被迫谈判结束种族隔离。
．二○○○年，非暴力起义使米洛塞维奇下台。

这些政权在其权力顶峰时，人们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战胜他们。其实这些独裁政权看起来也许无懈可击，但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完全依赖人民的合作，依赖逼迫人民接受其所认为的正确体系，让人民感到恐惧和孤立，此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使个体和团体站出来公开揭穿“国王的新衣”。

然而，在几乎每一个成功的范例中，最终的胜利还需要另一个要素，即外部盟友明智的支援。这些盟友为此类运动提供资金和训练，或剥夺该政权的商业特权和政治认同。没有国际社会对竞选和监票的支援，针对皮诺切特和米洛塞维奇的抗争也许不会成功。没有波兰天主教会的关键作用，以及对普利托里亚（编注：Pretoria，南非首都）白人政府的经济制裁，共产主义和种族隔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瓦解。民主国家明确表示他们不再支援独裁者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有时这种表态并不及时。

然而，在过去五十年里，与西方常见的针对独裁政权的暴力斗争相比，国际社会对非暴力运动的帮助明显不足。虽然他们看到当地民众用非暴力手段反抗独裁者的意愿，以及他们在此类运动中体现出的创造性，但国际机构和西方国家也只提供了很少的物资和经济援助。他们显然不了解使用非暴力运动的策略来推翻专政是多么的普遍。当发生冲突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军事干预，而不是致力于把革命的手段从暴力的转为非暴力的。

为了全球的民主事业和未来的世界和平，这种对非暴力冲突的忽视必须改变。国家必须由其人民来治理，这一点要靠人民的非暴力运动来实现。

推翻独裁者的两阶段运动

让我们来看看，对于那些想采用非暴力的两阶段运动来推翻独裁者的人们，外在世界能做点什么。二○○二年一月，在“自由之家”和“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共同发起的研讨会上，来自十六个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制定了以下架构，他们中有些已经取得成功，有些尚在进行中。

第一阶段：交流和组织

在这一阶段初期，公民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或是非常有限的。警方会压制任何可能的独立活动。大学、媒体、议会和工会或被迫解散，或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此时非暴力运动的宗旨也许只是一个雏形。最初，也许仅限于个人之间的交谈，以及开始秘密写作或分送资料。因为即使是勇敢的公民也不愿意介入反政府活动，所以对有关思想的教育和传播非常重要。初期的议题和组织可以是非政治性的，而且对政权不构成威胁——比如健康和环境问题。

当运动获得支援时，可以建立团体和组织，一起行动、相互掩护或共同前进。地下刊物、智囊团和政治团体，共同致力于削弱独裁者的威信和势力范围，创造一个运行良好的市民社会。一名有经验的非暴力运动家写道，这种运动可以“开创两个并行世界的情况。一个是形式上的世界，拥有美丽的街道、晚餐聚会和合宜的礼节。另一个则是地下世界。”在《小同谋者》（The Little Conspirator）一书中，一名地下世界的大师披露了一些技巧。《小同谋者》于一九八二年由别列茨基（Czelaw Bielecki）、斯科斯卡（Urszula Sikorska）和克鲁斯（Jan K. Kelus）著作和出版，它是波兰当年最流行的地下刊物，并且是指导最终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工作手册。以下节选取自第一章，由别列茨基撰写：

谋反的前提是当局和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不仅违反了他们自己签署的人权条约，违反了他们强加给我们的宪法，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员警行政条约，比如禁止在禁闭室使用警棍。

当你开始建立你的地下组织时，首先是在你的好朋友中寻找同谋者。你信得过的人，你认识多年的人，以及你亲自检查过其背景的人。然后，一旦你的基本组织结构形成了，事业开始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只有到那时，你才应该和其他地下团体联络。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别充当主要谋反者。

地下组织的原则是：小组织也可以作大事业。团体越自治，它被铲除的概率越小，它所遇到的组织问题也越少。公司应该把内部以及和其他团体的联络减到最少。像任何成功的企业那样，每个专职部门都用最少的联络管道，把成品转交给其他公司。

建立地下出版业是以自身为目地的。对于因安全考虑而彼此隔绝的不同部门，报纸可以作为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并且报纸是领袖们确认他们特殊才智和政治地位的论坛。

报纸不仅能传播思想，对地下人士来说，他们还是最佳的资讯、资金和物资的来源。一个地下出版组织就是一个训练基地，它教授新手谋反的技巧，它教他们如何应付和克服恐惧的心理。衡量一个新手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是否进步的方法，就是看他分发了多少包报纸。

制作和散发地下报纸的过程可以教授谋反所需的基本技术，它提醒了部门间彼此隔离的必要性（比如印刷部门和发行部门之间），它也要求在编辑和印刷之间采用“隔离邮箱”（编注：dead-letter box，彼此传递物品而不碰面的地点，譬如公共场所的某个隐蔽的角落）。发行人及参与批发运输者与零售报纸的人之间也要隔离。

开始时每人都会遇到问题。当他们第一次运送地下报纸，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把它交给一个陌生人时，每个人都会害怕，接报纸的人也害怕。但当双方克服了恐惧时，就像两个牢房间的门打开了以后，他们会一起再打开下一扇门，再下一扇。然后他们会彼此微笑，同时意识到自由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实践（注3）。

国际团体可以协助人民克服他们最初的恐惧及不愿参与的心理，向独裁者施压，支援人民尝试成立组织。采取的行动包括：

点名：非政府组织、媒体、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在突出独裁者的人权迫害及缺乏民主措施方面充当关键的角色。他们能收集资讯，揭露具体案件，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和其他人权团体在此方面充当了特别勇敢而且重要的角色。

羞辱：在今天的全球性文化中，独裁者越来越希望至少获得表面的合法性。而由国际知名人士及团体公开使暴君丢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战略建议：研讨会的与会者提到，如果他们在运动中能更早地知道非暴力反抗的战略想法，对他们会很有帮助。虽然不是所有方法都适用于各种情况，但是了解可能的选择能为运动开辟一条新路。与会者建议了散布消息的多种方法，包括分发一本有关非暴力冲突战略规范的教科书，以及推动全民参与的电台节目。这些都是重点。

对具体专案的物资援助：在早期阶段，种子基金是需要的——比如，印刷设备或资讯发行都需要资金。民间社团的资助，对运作并发挥功效非常重要。

在初期，局外人士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是让全国的民众知道在其他有类似处境的国家，民众已把他们的独裁者赶下了台，所以他们也一样能成功。即使是在异议人士内部，以及外界的民主提倡者之间，开始时期望值也是惊人之低。所以此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改变这些人的想法，使人们能为自由社会的前景而激励，同时能证明非暴力手段一旦大规模展开，将迅速地、有决定性的见效，从而激发人们的力量。

反对提高人民期望心理的主要论点是：这一做法是“不负责任的”，鼓励人们公开示威只会招致进一步镇压，这样做国外人士一定会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可是在暴政之下，即使人们没有组织起来和平上街，镇压和苦难仍是每天都存在的现实。当然，这样做无疑是有风险和牺牲的，而且第一次未必能成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别无选择。如果北韩、缅甸或伊朗的人民继续遭受数十年的压迫、腐败和倒退，没人会谴责这些民众。然而世界各国也不应该再忍受这些独裁者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其他侵略掠夺行为的支援。

在一九五六年之后，美国和各国政府在鼓励争取自由的抗争方面动作迟缓。据了解，当时“自由欧洲电台”曾向匈牙利人民许诺，如果他们起来反对苏联军队的占领，美国军队将会支援。实际上，在普丁顿（Arch Puddington）的名著《广播自由：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冷战胜利》（Broadcasting Freedom: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中记述，“自由欧洲电台”从未广播过这样的承诺（注4）。

最终，只有实际参与者自己能做出是否要抵抗独裁者的决定。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其实能成功，而且今天的民主社会和民主人士已准备好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援（甚至为提供必要的协助，有时也可采取军事支援）。这些人认为帮助被压迫的人民获得民主是应该承担的责任。(//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