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5日讯】（1）道德上的中人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们已经知道了民运人士是时代的产物，就从这一点入手去研究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结论，民运人士所极力要完成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全新意义上的政治，因此与这种政治相关的是政治上的人物也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变化，如果说变化不是发生在民主政治实现的那一刻，而是在民主政治进程中，那么我们就会在产生
了民运人士的那个时间上发现变化的源头。
我们若研究传统政治，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实际政治过程的那些人都具有一个道德上的“优势”，我们且不论这样的“优势”是事实上的还是由道德的方式所故意造成的。就抓住了这一点来说，传统的政治家一定要是一种道德的人这已经是我们常识中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推进一步，以发现其中的政治进步的轨迹。在这里，若就这一点，我们要对民主政治中的人做一个新的观察，那么就一个看到这样的问题，即他们都是一些道德上的中人。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我们再来研究民运人士的问题，对他们在道德上限并不超越普通公民，道德下限上亦不低于普通公民的现象的分析就可以采用“中人说”。
（2）脱去道德上的伪装的人
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最早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鸣放”的运动，但是只因为这个运动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的，也因为在这个运动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形成后来才出现的民运人士们独立的记忆，运动没有他们的亲身的参与，因此作为一代人来说，他们不是这个运动的产物就非常明显，所以，在寻找他们产生的时间上，我们正好就找到了66运动（也就是人们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说这个运动是第一代民运人士亲自参与了的运动，又如果说在这个运动中民运人士作为普通参与者其“灵魂深处”也受到了“洗礼”的话，那么他们是这个伟大运动的“产儿”——就是一桩历史的事实，不管他们本人对这种“事实”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把这个民运人士产生的现象同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现象对比地看，后者是“社会大动乱”时代的产物，前者是中国伟大政治运动的产物就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66运动对中国人的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在这个运动中除毛泽东等“一小撮人”外所有中国人都在政治上脱去了伪装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件，尽管到今天为止，这个事件的意义还没有被更多的人解度出来，但是它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不存在。我可以这样说，运动把每一个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灵魂”都给“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公开政治”的话，那么朋友们，你注意到了吗？中国政治的“公开化”时期就是1966年！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我们是评价不了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有可能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其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公民不需要任何“伪装”，那么在1966年的运动中广大人民撕破共产党当权派“伪装”的同时，也抛弃普自己的“伪装”的行为就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了。因此就这一点去看待问题，民运人士是中国社会中的政治上无伪装的人士的情形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了，它的确有一个历史的渊源。
就上面的问题而言，我们在看待民运人士时，就不应该用旧的道德式的眼光，就不会把他们看成是50——60年代的“共产党员第二”之类的人物，而应该运用中人的观点，不对他们作道德的苛求。这样作的结果若使你发现民运人士同你自己一样，是生活中的平常的人的话，你的发现就是对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如共产党员那样的看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因此在后来你发现了“特殊材料”不是“特钢好铁”，而是“破铜烂铁”时，你就免不了要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与这样的情况相应的是民运人士在道德方面也只需要保持一个“中人”的水准而没有必要非使自己上升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在这样的意义上“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词句，就可以说明问题的本质。如果说在这里民运人士同共产党人一样，认为自己就站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那么他们在这样的时刻中要能够保持自己的谦虚谨慎就非得使自己“超人化”不可，而正是在这个“超人化”的过程中，由一个政治上的“特殊阶级”到发展成为一个法律上的“特权阶级”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因此民运人士中的个别人如果可以达到道德上的“至上”境地，这样的事情同民运人士作为一个群体要达到如此的境地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由此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民运人士也绝不能够因为自己的群体中有道德上的模范者而宣布自己在道德上处于一个“至上”境地。
在社会生活中，政治的事情和道德的事情应该是分开来的，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点，如果搞民主运动的人脱离了这个基本点而行为那就是非常错误的，是对民主的背离。民运人士在这里只能是政治的人士，而不能够同时又是道德上楷模，因此在评论和看待他们的行为以及作为时，人们若还是象在共产党时代一样，政治、道德“一把抓”那就是非常的错误的。就这样的意思去思考问题，如果在政治的生活中，所有的人都脱去了“伪装”，那么谁还能够比谁优越呢？“我们都是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甘地语）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棵葡萄藤上的枝蔓”（布尔加科夫）的话就是对民主的此意的最深刻的脚注。对于他们，我们应该这样的看，就是说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掌握了政权，变成了“执政者”，也是不会以此而认为自己是“另外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或者说自己是“另一根葡萄藤上的枝蔓”。在这里，当年共产党人栽跤的地方恰恰是他们吸取教训的地方。研究一下那些不可一世的共产党人，他们其所以在历史的道路上载了大跤，认为自己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高人一等，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前毛泽东时代，有一句话很流行，那就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共产党员到底是没有“放下包袱”，并且“包袱”越背越大，到今天为止他们已经被“包袱”压得腰弯背驮了，其原因在哪里呢？依我个人的见解就是他们在搞政治的时候背了个道德的“大包袱”——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经我这么一说，有的读者就会问：“放了那个大包袱不就是好了吗？”问题就在于这个“大包袱”是一个他们不能够放下的“历史的东西”，过去的和现在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充实”它，因此如果放弃了，就等于同时地放弃了共产党的“历史”和他们所鼓吹的“历史地位”。读者们可以作这样的想象，那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放下”了它，那么他们同普通人又有什么两样呢？既然是一样的，那么他们要“执政”就得通过人民的选举，而选举制度的实行也就是民运人士所要求的民主化。现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原来他们放不下的这个“大包袱”里包裹的是他们的“专政”的理由，因此在这些“理由”还存在的情况下，拒绝民主的行为就同“保”住“大包袱”的行为一致了。为什么江泽民专政时，不放弃“邓小平理论”？为什么胡锦涛专政时又不放弃江泽民的“3个代表”？是他们喜欢那些“玩艺”吗？不，站在人性的观点上他们在“内心深处”讨厌那些“玩艺”可能和我武振荣一样，甚至可能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家伙们谁不骄傲），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必须要表一个“完全拥护”的虚伪态度，因此江不放邓，胡不放江，同邓批毛而不敢放毛的道理是出入一辙的。
民运人士是“抖”开了“大包袱”的人，因此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有一个主要的任务，那就是使政治彻底地同道德与宗教分开，独立地开创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界”﹔而民运人士自己就是这个“政治界”的人。因此你在把他们看成是道德上的人就是你的错误了。如果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了“革命”的话，那么这一场“革命”的意义就同“共产党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那漫无边际的情况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即“革命”的目标仅仅是建立一个“公共”的、“开放”的政治社会。如果实现了这一点，“革命”就告完结，不会象共产党“革命”一样地要深入到“精神的领域”，其成果又必须被维系在人类的“终极目标”上。
（3）民运人士不是道德上的完人
在中国过去的道德的教育和政治宣传中，最给中国共产党脸上贴金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共产党“立党为公”，与此相应的是共产党也要求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在最红火的年代里，他们还号召共产党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使共产党员的“内心世界”彻底“共产主义化”……也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专制、专政的本质就看得不是太清楚的，一个道德上的障眼法防止了人民对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员的进一步的认识就是可以理解中的事情了，对这样的事情的论述也就顺便地解释了在那特定的时间中广大人民也在这样的一种道德感动下去追求政治上的“至高”境界的错误行为。也正是有着这样的一段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特殊的经历和由这种特殊的经历所带来的特殊的记忆和特殊的感受，所以当民运人士这类完全新的人物出现于中国社会时，必然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即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他们看待共产党员的那种眼光和方式去看待他们，所以这就引出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误解。
目前海外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民运人士道德水准偏底，许多人也迎合这种说法对民运人士中的许多知名的人物进行有关道德方面的责备，好象他们应该是和尚、牧师或者阿訇，完全地不顾他们是政治中的人这样的非常明显的政治事实。如果说这样的看法和说法流到国内去的话，那么国内人民现在正处在观念变革的时间中，还不能够成功地运用新的民主概念去分析新出现的人物的话，那么事情的出现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说民运人士是中国政治上的“盐”，现在人们感觉到“盐不咸”，问题就很复杂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澄清本文中的问题就不是无的放失的发表议论了。
我在以前写作的论文中曾经说过，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政治无不建立在所谓的“道德基础”之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例外，中国共产党政治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在同中国的专制主义者所作的斗争中也有一个“道德的阵地”需要占领﹔在这个“阵地”上所展开来的“战斗”，我的理解是，我们不应该简单的把共产党人描述成为政治上的一贯的“恶人”，而是要对他们的错误给出一个科学的合乎事实的批评和批判，指出他们到底错误在了什么地方，为何会错？这样以来，我们也就顺便地总结出了我们普通人自己的教训了。因此我的主张是民运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批判应该始终地同时贯穿和坚持一条自我批评和自我批判的线索。如果说共产党在道德上的失败可以告诉我们：现代的政治人物不可能变成为古代的圣徒的话，那么我们在政治上也就不必要使自己上升到“圣徒”的高度了﹔反过来说，我们若无视于这样的教训，那么“升得高，摔得狠”的共产党的悲剧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身上重演。
现在我们民运人士面对上述的指责的最好的回答应该是：“我是政治上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我同平常人一样，也是父母精血合成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别人不要用“圣人“的卡尺来衡量我”！在海外，我们看见就有那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专门地给民运人士的脸上摸黑，他们在这样作时，拿不出来任何政治方面的“缺点”，唯一可以拿出的就是“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如果又有着低级趣味的性质的话，那些传扬这样的东西就就是恶意的批评者完全变成了追求低级趣味的人了。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如果说低级趣味的东西也不不缺乏市场的话，那么他们就有了用武之地。就在我们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两个著名的民运人士正在遭受恶毒的攻击的事情就很使人寒心，说其中的一个强奸幼女，说另一个人夺人之妻，是不是事实？谁顾得了，反正舆论已经吵得纷纷扬扬的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怀疑有共产党的间谍在兴风作浪，但是我认为这样的“风浪”其所以可能“兴”起，与我们把民运人士当成道德上的超人看待的传统观念有关，退一步说，如果说因为民运人士生活上或者道德上有不检点的事情出现，而以此就认为他们不是政治上的人，在政治上应该“靠边站”，那就是很错误的了。
我们若对于人类的政治现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我们就会明白所有从事政治的人都很难以变成为道德上的超人，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在理论上相信有超人的存在。反对的人可以拿出甘地的例子，但是我是这样认为的，象甘地这样的人物在现代政治史上是一个例外，关于他，我们是很难以在全世界那么多的政治家中寻找到第二人的，因此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天降”的人，不是我们在普通政治上可以求得的人。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政治可以产生出如甘地一样的“圣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对民主的误解。“圣人”这一类人物，在从古到今的历史中都是存在着的，因此在最专制、最黑暗的时代，“圣人”们的产生的历史也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的，所以在未来，他们的产生也是可能的，只是与民主没有更多的关系。
如果说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我们中国人过去的教训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曾经在一个时间内把那些共产党内的大人物当成了“神”来看的事情才过去了几天啊！可是现在，我们不就是看得很清楚的了吗？他们这些人谁个不是披着人皮的人面兽心的家伙呢？分析这样的问题，他们这些人的个人品德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比这个问题更大的是他们是政治中的人物，而政治事物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有着一种道德的因素所不能够衡量的性质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批评和批判共产党人道德腐化的问题上，民运人士也应该持一种和普通群众不同的观点，应该在这种批评与批判中发现更多的东西。
（4）关于政治的私
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没有分界的中古时期，政治上的道德的最高点就是大公无私。但是在现代当社会已经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公共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时候，传统的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就必然地要失去意义，由此而形成的问题是，人们对于“公共”的东西就不用传统的“私”去解释的了。也就是说，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一个实际从事着政治工作的人的“私心杂念”不再是被社会上的其他的人看成是一个道德上的“坏”或“恶”了，这里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私心杂念”，而是“私心杂念”已经不被归类于道德的“私”那一栏了。譬如在美国最近的一次大选中，克里参加了总统竞选，并且在竞选中发表了自己是最适合担当美国人民的总统的言论，在竞选失败后谁个又认为这是他在政治上“吹牛”呢？谁个又会认为这是政治上克里“私心”的大暴露呢？没有，没有，完全地没有！在这里事情的变化在于人们在公共的事情上不去再计较政治家的“私”，也不对这种“私”作出道德的评价，而不是说参加总统竞选的克里没有“私”。
明白了上述的问题，我们在中国政治的过渡和转型时期对于民运人士作一个民主的批评和评价，用民主政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否则我们在其他的人批评民运人士道德水平不高的那种风气中，就不可能挺身而出地为民运人士辩护。因此如果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民运人士是一批“动乱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乱中夺权”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岂不是以“私”来乱“公”吗？在这里民运人士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民运人士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也有着一个他们本人出头露面的机会和机遇。在这里他们且不可做谦谦君子，和共产党员一样地说在自己为之奋斗的东西没有半点自己的东西掺杂于其内。因此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也在这里：前者声张在民主政治中自己是参与民主选举的人，并且也同他人一样地希望在选举中受益﹔而后者认
自己在民主政治中不是从政的人，没有一种政治上的“私”。
民运人士是要在我们中国竭力地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而这个制度在民运人士的理解中也应该有一个相对于普通人的突破，那就是民主政治之于政治上的个人来讲，与其说是“为公”的，不如说是“为私”，在这里如果政治家的个人的“私”没有一个合法的、公开的表现机会和因着这样的机会政治家的“私”可以实现其表演意义上的合法性，试想民主政治与专制、独裁政治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政治一样，也不给“共产主义者”留下半点“私”的东西，那么所有从政的人都不过是“为他人家做嫁衣裳”吗？这样以来，人们好象是在表面上限制了政治上的人的有关“私”，实质上却是在另外的意义上，特别是在道德上为政治家走向“神坛”——这是人类最大的私——而埔平了道路。
民运人士在这个时刻的出世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应该大声地宣布：政治上的“走向神坛之路”应该立即地给予“封死”，所有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人物都是人，正因为都是人，所有的执政者都应当经过选举。而在选举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就是具体个人所批的那一张“人皮”。在民主的政治选举中情况同我们想象得又不同，那就是民主的选举非但不破除我们所常常说的“个人崇拜”，反而为它走向极端推波助澜。因此我们发现，在选举的白热化时期，一个政党的形象必然要完全地套在一个候选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到最后，党与党的竞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候选人“个人”之间的竞争，在美国第55届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实际上已经是布什和克里之争了。明白了这个意思，我们翻过头去研究许多人对于民运人士的批评，我们就可以发现某些以前我们往往忽视了的那些价值﹔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忽视，所以我们在听到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平不高的话的时候，感觉到好象言之有理，却没有同时地想一想，那个“理”到底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
如果要对我们民运人士为之而奋斗的民主政治说出一个同专制政治的最根本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以为可以这样的说，就是专制政治不给人的“私”一个合法的表现空间的设置迫使人的“私”走向了法律和政治都不能够控制的那一种渠道，于是，就形成了人的“私”对制度和社会侵犯的恶果﹔对比之下，民主政治就不是这样，民主政治的“公共”性质在这里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是政治向所有人的“私”“开放”，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政治市场”上“出售”或者“贩卖”自己的“私货”，这样的行为不但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过错，而且还被法律所保护，为道德所赞许。就从这个意义去理解某些人对民运人士的指责，说什么他们“满脑子里的私心杂念”，什么“利欲熏心”，这岂不是错怪了他们。
在分析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的看到民运人士所持的政治意见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东西，因此发表和坚持这样的意见的行为其所以被认为是民主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在这里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而民运人士就是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人物。此若没有认识的话，把他们归类在旧人物的行列里就完全的没有道理。民主政治允许“私”在“公共场合”表现使传统的“私”转化为政治上的“公”了。正是这样的变化使人们才彻底抛弃了传统的道德式评价和看待政治人士的观点，不再认为政治上“最棒”的人就是道德上“最好”的人了。一句话，“私”也不再构成道德上的恶了。
（5）关于政治野心的问题
在对民运人士的最有力的反对性质的言论中，要算是说民运人士有野心这样的话了，因此在议论民运人士时，这个问题我不能够回避。有鉴于此，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先简单地说一下古典民主理论是怎样的解释这个问题的，然后再说一说这个问题的现代情况。在古典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要数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第10篇中所发表的议论。我是这样理解它的，那就是如果把野心看成是上帝造物时所赋予人的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指望在人之为人的时候去掉它，因此就有必要作出这样的一个假设：每一个人都有野心，于是，民主政治的问题就不是要去除人的野心（这一点是人绝对作不到的），而只能够是“以野心制衡野心”。就此而言，我们在要搞中国的民主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古典民主理论，也得要有一种很好的“消化”才是。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我们若说到某某人有政治野心，不就等于了说笑话吗？因此如果说民主的政治对于传统的政治有一种淘汰的功能的话，那岂不是说它淘汰了“政治野心”这样的东西。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民运人士受到的那种批评却完全是“专制主义”的东西的遗留物。因此对这样的批评，民运人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予理睬！可是，民运人士中，就是有人对这一点特别的小心。去年，我在一个网站上看见了一个“民主”政党的“中央常委”们的声明，说在中国民主化实现后，他们这些人都不参加政治的角逐，而一心只作普通的公民。当然我不是反对这样的表态，也并不认为这样的表态是故做姿态，只是说，在这样的表态中如果包含着对外界的有关他们的“野心”的批评的回应的话，就大可不必！
在传统的政治中，政治上的最大的恶莫过于人的“野心”，因此反对野心也是传统的政治的一个最为重要和主要的内容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对于传统的政治有着一种现代的认识的话，传统的政治反对人的野心的事情失败的时候多于成功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了。值得说明的是，在共产党建立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好象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就可以解决传统政治中的所有问题，包括人的政治野心的问题。5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一切证明了共产党在这方面非但没有任何的建树，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败坏了中国人的德行。“6、4”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坏死的时代这就是对共产党要在道德上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报应。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之后，我们翻过头来认识民运人士的道德问题，就不能不给出一些新的意义。
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民运人士不是一个继续披着“伪善”的政治外衣的人，那么他们的这一行为就表现在他们亮出了自己的“野心”，又如果说这样的“亮野心”的事情同1966年那种一次比较起来，少了一张毛的“外衣”的话，那么人民进步的指数就是一个可以读出来的东西了。在1966年的那一次，人民怕已经“亮”了出来的自己的“活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给自己的“活思想”穿上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就具有了时代的内容。也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一个“活思想”到底应该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问题到今天才有了个结论。就这个结论来看，民运人士在中国出示了自己政治意见的行为有着一种可以追究的历史。所以把他们放到这个历史中去看，他们使自己的意见自立门户的情形就表明了民主在中国的一个进程。
如果就这样的事情你说他们的“野心的大暴露”的话，他们有什么可在乎的呢？在民主的秩序中，你如果表明你自己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你是讨不到香饽饽吃的。因为在这里发生了变化的是“野心”这个词的内涵，“什么叫野心”，一个现代哲学家说：“现状之外别有所图就叫野心。听着，我说野心就是想将你的现状改变成为另外的情况，这就是野心。你想要什么东西？想要权力、地位、声望，这就是野心。野心就是写了一本书，希望卖上100万本”（见《克里希拉穆提作品集》）。就这个意思去说，野心是想当总统，想当议长、省长、市长、议员，它想当体育明星、影视明星不都是一理的吗，可见，野心这个东西同一个人应该具有的“雄心壮志”是不好区别的。韩国的第一任民选总统金泳三在上中学的时候，在宿舍的床头写了一副“未来韩国大总统金泳三”的条幅，这不就是野心的大暴露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正是韩国的民主（它很年轻）才“奖励”了他的行为，把他推到了总统的宝座上！对比地看一下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们会产生许多的感触的。譬如说在赵紫阳接替胡耀邦刚刚坐上了中共中央的“第一把交椅”的时候，他面对中外媒体谦虚地说：“我不是当总书记的合格人才，我是被推上潮流的”，这么说应该是很谦虚的了，但是就这样的“谦虚”的表态也没有能够挽救他自己在1989年的“政变”中被邓小平为首的复辟派人物拉下马的危机。在专制政治中，你不“谦虚”，那是当不了官的，包括超级大官在内也是一样，毛泽东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江青说“我是佛堂里的老鼠”，陈伯达说“我是小小老百姓”，但是“谦虚”制止了他们曾经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行为了吗？
就上述意思来看，民运人士必须是一个新的人物群体，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存在做出不同于专制人物的那种解读，因此，人们在看待他们的时候，就不能够用传统的看待共产党人的方式了。这样以来我们面临的就不是一般的如何看待人物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上这个新的人物群体的如何看待问题，因此我们把他们看成是传统的道德的人就是非常错误的。政治上的道德在这里所要表现得是另外的一套，而这一套和传统的那种一套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对一个具体的人讲，追求政治权力当然是一种野心，那么政治上表现自己也能够看成是野心吗？如果说这样的野心是人人都有，那么野心也就无所谓野心了。在这里，政治表现是一种公民权利，而不应该用权利之外的东西去解读它。就这样的意思去看，你说民运人士想使天下大乱，以便自己乱中夺权的话就没有特别的意义了。权力如果是“公共”的，任何人都想着要夺取它的情形不就是如同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头衔是为所有人准备的只要你能够摘取它就尽管地去摘的情形一样吗？这里，政治竞赛的意义一定要和体育上的竞赛和经济市场上的竞争一样享有价值。
（6）民运人士不是清教徒
民运人士中不乏清教徒式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事情丝毫都不能够把民运人士看成是由清教徒式的人物组成的团体。于这样的现象有关的是，民运人士中即使有个别的道德上的很有缺陷的人，也不能够因此而把民运人士团体看成是一个“缺德者”的群体。正确的看法是，作为一个群体它应该和社会其他的群体一样，如果说和其它的社会团体比较，这个团体中的人特别热衷于政治的话，就完全地摆平了他们的地位。这样的事情如果又牵扯到人们对政治的看法的话，在这里我就必须作这样的一种排除，即所有视政治为人类最肮脏的交易的人都不配谈论政治。如果说这些人的存在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民主就不能够拒绝所有讨厌它的人的批评。现在我们中国还没有民主化时，但是与这样的事情不相称的是我们一些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却已经可以同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那些讨厌政治、认为政治不过是政治家欺骗公民的人的看法非常相似，因此，由这样的看法引导出来的对民运人士的误解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不管是在今天、昨天，或者不管是在外国、中国，把政治家看得很卑鄙和底下这好象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是为了矫正它，所以所有国家的最盛大的庆典也就莫过于政治庆典。在涉及到民运人士的问题，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因此在这里，对那些并非恶意的民运人士的批评者，我不想给以反批评，只是对恶意的攻击我认为有必要给以反击。前一向，我的一篇名叫《目前中国社会学生运动为什么缺位》的文章被一个所谓的左派网站转载，出于好奇心，我浏览了这家网站，但是我发现了这完全是一个专门骂人的网站，网站上的许多“高人”竟然把我的文章叫作是“民运猪的文章”，并且左一个“猪”，右一个“猪”地骂了个不停。我以为这些不肯报上自己真实姓名的“高人”们的智慧也许很高，只是从他们写作出来的东西我却发现不了他们到底高在哪里？把漫骂当成了智慧，这就是他们的本事。在其它的几个“自由”论坛上用“猪狗”骂人的事情也不少，以至于好象“民运猪”已经变成了“民运人士”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恶意攻击而外，值得说明的是许多人其所以对民运人士看不上眼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民运人士应该是清教徒式的人物的观点没有被放弃，而完全不顾现代政治对政治家的一般要求，刻意地要把政治家抬高到政治家所不能够达到的境地。他们要求政治家或者搞政治的人要圣人一般的清洁，要求他们要清心寡欲，蔽绝六尘，心如枯井，情不外动，如果他们发现对象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看不惯，甚至以为他们所讨厌的人的鼻子和耳朵都没有长在位置上。在这里，我作如下的一个小结很有必要：只要是我们对民运人士作道德上的中人的定位，其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了。因此，如果你发现民运人士们目之好色，口之好味，足之好动，耳朵又喜欢听顺耳的话，那么你会扪心自问：“我何尝不是如此呢？”于是，一个民主的“戥子”就把我们大家给“称”平了—— 对于那些善意的民运人士的批评者，我能说的话就这么多。
2005-12-1(//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