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5日讯】我们在前两周的评论中谈到了财富的代际分配的概念，同时也具体解释了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如何以上两代人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的。当然，上两代人的牺牲是毛泽东的荒谬政策的结果。当前这一代人虽然从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的惨痛的牺牲中得到了好处，但是对他们的牺牲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问题在于，由于有了上两代人的这种“馈赠”，这一代人本应该更有条件选择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经济发展道路，从而使得中国的发展能够得以长期延续，造福于子孙后代。但是，这一代中国政治家，却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发展战略，一条没有理性的以掠夺下一代甚至数代中国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发展战略。

当前中国的发展对后代中国人的掠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显性的掠夺，另一种是隐形的掠夺。

显性的掠夺主要包括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行掠夺式的开采。对这一点不难理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所有中国人的，不仅仅是当代所有的中国人的，也是属于子孙万代的中国人的。因此，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应该有这一代和今后所有的中国人共用。对于那些可再生的资源，例如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植物资源等等，人们应该控制开采和使用的速度，并且不断地进行补偿，使之不断增长。对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土地、矿藏等，人类更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既要使之造福于这一代人，又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中国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开采和使用完全是掠夺式的。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曾经在今年六月举行的“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 上介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他引用世界银行的测算资料说，一九九五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到二零零三年，则占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对环境的破坏，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来说，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在通过玻换环境的方式消耗下一代人的福利。

对后代人的隐性掠夺主要包括社会制度和人文环境方面。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后退。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千方百计地回避解决制度性问题。在这种短视的政策下，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压制民众，剥夺工人罢工的权利，剥夺农民组织起来的权利，剥夺失去土地者抗议的权利。总之一句话，剥夺公民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这样做，可以换取一时的稳定，甚至也可能为短期的经济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但是，这样做却导致社会矛盾的集聚，从而将危机留给后人。

近来，不少中外学者对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对比。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数十年里高于印度，但是大多数学者们则对印度的前景更为看好。中国学者张军说，“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在比对她的未来知道的更多；而印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要紧的不确定因素。”

经济学家傅勇在国际金融报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这些不确定因素，它们包括：“中国银行信贷的大部分都贷给了国有部门，股市债市这两大资本市场远不完善，利率尚未市场化；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仍然无法自由流动；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场原则实现流转。因而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至于商品市场，地区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地区间的产业趋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

与中国相反，印度经济具备了实现长期增长的所有重要条件：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健全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及其政治框架。印度在自己发展过程中犯下了许多错误，尤其是在对外开放方面步伐太慢。但是，印度没有以牺牲下一代人的福利为代价来谋求当前的发展，他们坚持在一个民主的政治框架中谋求发展。在这个框架下，出现错误在所难免，但是社会不会出现崩溃，从而为长期稳定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财富的代际分配和财富在同一时代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之所以采取一种短视的掠夺未来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决策者能够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得到好处。那些破坏资源者，可能因为省去了环保投资而获取更加高额的利润。那些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正在以空前的贪婪在这个腐败的制度下集聚财富。当未来的中国人饱受环境污染之苦时，当中国由于危机的过渡集聚而崩溃之时，这些富人们的后代则可能早已经逃离中国，到环境清新和社会稳定的其他国家去享受生活了。

在毛泽东时代，做出牺牲的不是所有的中国人；今后的中国，承受短视的发展政策的恶果的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遭受厄运和牺牲的永远是普通的中国人，那些人数众多的无权无势的中国人。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