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上）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4日讯】一 分裂的罗马帝国成就了西方
自秦始皇通过武力征伐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观念就变成中国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道统制高点，而从来不问： 1，如何统一，是武力强制下的统一，还是自愿结成的政治共同体？ 2，生活在大一统中的国民，是主人还是奴隶？ 3，如果统一意味着武力吞并和更深重的奴役，这样的统一还有必要和道德正当性吗？
如果说，不问是非善恶的大一统观念在古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还可以得到历史性的同情理解的话，那么，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冷战的自由主义时代之后，再固守这种“统一即最高善”的观念，无异于停滞在秦始皇时代。
反观西方对大一统观念的认识，古代与现代非常不同，甚至就是截然相反。曾经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西方中古时期的知识份子，大都为罗马帝国的分裂而痛惜；而现代西方研究制度演变史的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西方的幸运源于罗马帝国的衰落，之后的长期分裂状态保住了这种幸运。先是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继而是西 罗马帝国分裂为诸多王国、公侯国、城邦、教会领地等政治实体，使西欧逐渐进入了分权自治和政教分离的状态，并自发地演变出自由制度——经济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宪政。自由制度因其善待人性的优势而逐渐变成世界主流文明。
反观保住了统一的东罗马帝国，它统治下的东欧进入现代文明的步伐之所 以缓慢，没有发展出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宪政，则源于代替崩溃的罗马帝国的不是分裂，而是又一个准世界性帝国的建立——拜占庭帝国。相对于分裂的西罗马帝 国，东罗马帝国曾经是强大的，拜占庭拥有大统一的霸权，但由于政教合一的专制式管理方式，最终在长远的制度竞争中败下阵来，且一败涂地。
分裂的软弱的西欧率先实现了政教分离、地方自治、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议会宪政，造就了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之后又是大英帝国的分裂和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使后来居上的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最自由最强大的地区。而在东方，一直保持着大一统帝国的诸国（拜占庭帝国、中国、印度……）全部衰落，以至于进入20世纪后才不得不从头学习自由资本主义。
西方的分裂和东方的统一之所以带来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和各利益集团 讨价还价的结果，但在诸多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乃在于对自由与奴役之间的不同选择。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演变逐渐形成了关于“权利神授”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观念：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自由和尊严以及福祉源于上帝，而国家、政体及其统治权力乃世俗社会的产物，其构成原则必须以上帝法为道义皈依。所以，人的自由，有着远比民族或政权或国家更神圣的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国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于人之生命本身。
故而，一方面，国家是为人的福祉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人的自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落实到每一个体，通过法治来保障个人自由和维持社会秩序乃国家或政权存在的最大 道义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权力对人的自由构成暴力威胁或强制侵犯，在其他手段用尽而仍然无法改变独裁保证的情况下，那么反抗国家权力对人的自由的贬损，拒绝民族利益对个人自由的吞噬，就具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为反抗暴政和捍卫自由价值而献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人与其他动物相比的最大优越，就在于人是会思想的生物，所以，观念不仅能改变观念，更能通过改变人的观念来塑造历史和制度，形而下的世俗制度的道义基础来自形而上的超越价值，是超越价值的道义正当性赋予世俗制度以道义合法性，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正是在“神赋自由”观念的引导下，分裂的西方才能把“神律”逐渐落实为“人律”，让人拥有选择的自由，让社会给个人以财产权利、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给住民以自决权利，给社团以自治权利，给信徒以宗教自由，给企业和商人以买卖自由。正是法治下的自由使社会具有了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
然而，那些没有这些自由的庞大帝国，给人带来的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强制性奴役——个人没有财产权利、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住民没有自决权利，社团没有自治权利，信徒没有信仰自由，企业和商人没有买卖自由。所以，无论这样的帝国曾经多么庞大、多么不可一世，也只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强盛一时，而无法获得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当人类一跨进现代化的门槛，仍然固守着中世纪帝国的独裁文明也就必然衰落。
二十世纪中期，共产苏联也靠强制极权建立起庞大的红色帝国，借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依靠军事强权收编了众多加盟共和国和一大批东欧卫星国，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另一超级世界强权。但到了世纪末，前苏联红色帝国似乎在瞬间就彻底崩溃，强权下的统一体及卫星国也随之瓦解，东欧又上演一出类似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分裂的历史剧，靠暴力强加的统一体必然解体之时，也就是附属国重新获得自由选择的权利之时。戈巴契夫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和平地让东欧诸卫星国脱离前苏联的极权同盟；叶利钦执政时期做得最漂亮的一件大事，就是通过和平谈判促成了前苏联帝国的解体。这些已经摆脱了苏联强权的东殴诸国，这些获得或独立或自治的加盟共和国，其民众也大多获得了基本的自由权利。
换言之，在付出了超常代价才挣脱了被强制的奴役而获得了自由之后，所有的昔日附属国决不会再重蹈几百年前的覆辙——用被奴役的代价维持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或苏维埃帝国。
无独有偶，在中华帝国的演变史中，也上演了类似的历史剧：大清帝国衰败之际被迫脱离本土的地区香港和台湾，尽管这种脱离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充满了被外族强制的屈辱，却在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中，有幸先于本土而得到现代文明所赐予的自由和富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称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陆本土则全面落伍，当初以为从此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在摆脱了殖民者的强制之后，遭逢的非但不是解放和自由，反而是更全面更残酷的极权式奴役。虽然，拜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中共政权在毛泽东死后改变了统治策略，开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虽然，拜现代文明所赐，中共独裁统治的高科技手段（特别是通讯、交通、武器）有了明显的飞跃；然而，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仍然处在中世纪的帝国时期，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立更庞大帝国的中世纪迷思，对内不给少数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对外不承诺 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以独裁强权干涉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举步为艰。
二战后，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原则就 是“住民自决”，它是由个人自由乃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中引申出来的，并得到最权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承认。在此一原则下，任何统一的达成和民族冲突的解决，皆不是取决于强势一方的武力强制，而是取决于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一旦强势政权依靠武力来解决民族争端和统独之争，必然造成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人权灾难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当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政治制度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强势一方不尊重弱势一方的民意而采取强行的武力统一，一来现在的国际社会决 不会漠然视之，二来现行国际规则允许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如果统一只能意味着强制和奴役，那就宁可不要这样的统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