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投票

第二天的公民投票对皮诺切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据当晚同时对投票进行计数的自由选举委员会的初步统计，百分之五十三投票反对，百分之四十四投票赞同。监查投票选举的国际观察员记录道，投票有秩序地进行。卫兵接到命令，允许庆祝预料中的说“不”获胜的活动，以便给镇压提供借口，但卫兵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连续数小时，政权的官方媒体对得票数避免正面答复，在内政部长告诉观众赞同票超前反对票几票之后，接着便播放美国连续剧。在天主教大学的电视台上，前内政部长贾帕与爱尔文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他平静地“定下基调：如果说‘不’获胜，世界末日也不会因而到来。”两人都同意了，看上去也像是这样的。

清晨，集团将要在位于拉蒙那达的总统府聚会。电视摄像机竖立在拉蒙那达之外，正要走进房间的空军将军马菲艾被截住，并被询问事态的进展。在国家电视上，马菲艾平静地给了皮诺切特致命的一击：“看上去说‘不’赢了。”据钟斯说，“一旦马菲艾在摄影机前说了这些，当然他那样做是非常深思熟虑的，在他去与皮诺切特会面的途中那样做，因为他知道不管里面发生什么，皮诺切特的双手将会被马菲艾在外面所说的束缚住。”最初，皮诺切特力劝与他同一团体的成员强加戒严，这一举措失败了。他又交给团体成员一份授予他紧急权力的法令草案；马菲艾将草案撕碎。这时，皮诺切特变得温和，“举起他的手臂说一切都结束了”。在上一次亮相几个小时后，内政部长又出现在电视上，开始宣读结果。最后结果显示，说“不”的票以54％对44％取胜。第二天早上，一百万人在圣地牙哥庆祝了他们的胜利。

皮诺切特没有放弃他的最后一口气，对抗对手的暴力持续一定水准上，但看上去像是被人民意愿所击倒的失败独裁者的后卫行为。公民投票后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司法和媒体的自由。一年后，爱尔文在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被选为总统，于一九九○年三月十一日举行了就职典礼，智利恢复了民主政治。尽管皮诺切特在作为军中残余部将的首领、与他的终身参议员、以及要他下台的条件上，造成了一些困难，智利已证明回到了民主政治，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随着民主政治越来越巩固，智利政府和司法部不断地略过十年前被当做必要的妥协及折衷。当皮诺切特在英国被捕时，他于当政时所犯下经他安排而被赦免的罪行这一问题又被摆在了智利的面前，旧伤疤被揭开，民主政治又被测试。最终，智利通过了这一测试，智利司法部甚至找到了司法途径去起诉那些代表政权而犯下严重罪行的人。

尽管与往常一样，决定始终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的代表，在这次过渡过程中，美国大使及其随员的帮助显然无处不在。钟斯认为，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返，美国起到了“虽不充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行公民投票给地方上的民主党人奠定了建立同等竞选活动的基础。美国国会议员和人民，是第一个对被皮诺切特政权所压制的智利人表示团结一心的群体。据邦尼斯说，到雷根总统第二次任职期间，“美国的态度变得不那么耐心和更加严厉。”邦尼斯在参加反对方时，“从未偏离公开站在民主党反对派一方，但他的言论和行为却客观上鼓励了‘反对’的竞选运动并为之创造了空间。每个人都知道美国站在哪一方。”邦尼斯注意到其他美国参与者以前的行动扩大了美国新政策的影响，“国务院和大使馆之间的配合，与许多国会关键成员之间紧密关系的维护，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帮助”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钟斯感觉到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在于“虽然许多智利人的努力对于摆脱皮诺切特来说，毫无疑问是必须的，但另一个必要的因素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我们说行——这不来源于我们，而是你们决定要进行公民投票，但你们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投票，那就让我们看看你们怎样执行宪法并尊重选举结果。”他认为如果对皮诺切特继续采用雷根第一次任职期间的“伙伴关系”方法，可能就不会有一九八八年的自由选举。他也看到了包括国际监察在内对这次选举的注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世界没有注视着智利，公民投票时没有国际监察者，我认为皮诺切特会以多种方式逃脱。”按照邦尼斯的看法，从在智利的经历中可以学到两个经验，“总的来说，美国对智利人行为的影响是边缘性的，但边缘性并不意味着不重要。”经由帮助智利民主党力量去汇集民众，克服他们害怕公民选举是一个陷阱的恐惧，美国帮助他们将陷阱布在了皮诺切特周围，结束了他的强权统治。

当大使邦尼斯、使团首席代理钟斯和大使馆其余人员，出现在一个美国可能对其不具有相应比例影响的国家时，他们的努力显示了坚定的外交家为支援民主党人所能做到的。独裁者难以控制公然传播与公开的资讯。外交家们的行动和言论，对影响专制政权中关键人物的行动，也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是生与死的影响。邦尼斯说大使们在走上岗位等待被信赖期间“不应躲起来”，应该尽其所能去接触广阔的社会阶层。邦尼斯的经历也显示出对在一个不民主国家履行使命所做的深思熟虑的价值。

通常，美国大使并非做为美国的代表，而是做为倾向双边和睦关系的国务院官僚的代表。对于民主政治具有国家安全意义的看法，国务院一直顶多是一个不情愿的同意者。虽然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在冷战后时期缺乏影响变化之必不可少的财政必备资金，国会做为一个整体却一直在促进民主政治上超前于执行机构。与国会的配合对帮助带来民主主义变化的持续努力起着关键作用。当面对不仅来自于智利，同时也来自于华盛顿右翼分子的阻碍的时候，邦尼斯能够依靠他的国务院上司、国会议员和职员，甚至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在决斗中使这样的后备力量清楚可见，并且进一步增强了大使进行公众外交的能力。

国际行动者之间的协调也可起到关键作用。在智利，邦尼斯帮助成立了“西半球民主政治团体”，此团体经常包括来自阿根廷、巴西和哥斯大黎加的外国大使。“我们交换资讯，讨论我们（和我们的政府）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对人权和民主的更多尊重。”他也发现法国大使是一个对人权和民主掌握丰富资讯的大力提倡者。其他在智利有代理的民主国家，没有明显地参与类似的协调活动。民主主义团体的到来，应该起到导致民主化支援和方针的协调实践的作用。

民主开放的社会，不仅低估了他们官方公告和方针对被压制国家的影响，同时也低估了文化进口这种“软”性力量的影响。联盟领袖瑟库（Rodolfo Seguel）注意到了一九八三年在智利放映的阿顿伯罗（Richard Attenborough）勋爵的电影“甘地”所激起的效应，在同一时间里，铜矿工人的罢工表明了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极度不满。“这部电影我们都看了至少两次，我们必须真正地去实践。”强烈的非暴力资讯，显然对他和矿工们都产生了共鸣，瑟库看见“波兰团结工会”（Polish Solidarity）领袖华勒沙（Lech Walesa）延续了甘地的道路：“两人都采取了比武装冲突效果更好的非暴力斗争。”（注16）

非暴力民主推翻暴政的胜利，产生了难以衡量的交叉影响，这种影响在其成功之上累加着。紧接着二○○○年米洛塞维奇在塞尔维亚被推翻，辛巴威和象牙海岸的示威者们把他们的独裁者穆加比与盖伊（Robert Guei）和米洛塞维奇相提并论。在伊拉克军队溃退出科威特之后不久，塞尔维亚早期民主主义示威者唱道：“斯罗伯（编注：米洛塞维奇），你是萨达姆（编注：海珊）！”当巴格达和贝尔格勒在军事合作和逃避制裁方面进行广泛合作时，这种比喻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一九八六年菲律宾的人民武装革命后，一个任职于东德的外交家注意到一部分东德人对于菲律宾人是怎样非暴力地抵抗一个曾对反对方最高层采用暴力的政权，有着浓厚的兴趣（注17）。毫无疑问，民主政治在邻国的传播使智利民主活动家确信历史和时机在他们一方。现在做为一个民主政治先导，民主团体的十个国家之一，智利将举办二○○五年的“民主政体联盟”部长级会议。（编注：世界民主社群系于二○○○年由智利、印度、波兰、捷克、马利、墨西哥、葡萄牙、南非、南韩及美国十个国家发起，为一以支持民主化，捍卫民主人权为宗旨的国际联盟。CD原则上每两年召开一次部长级大会，由各国外交部长级官员代表参加。智利于二○○五年四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在首都圣地牙哥举行第三届世界民主社群部长级大会，中华民国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亦正式获邀参加。）

肯亚的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与邦尼斯形成鲜明对比，哈姆斯顿曾是一个虚张声势的新闻记者，他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样舒适地待在美丽、烦恼的肯亚土地上。他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这里任职，和海明威一样不太可能屈服于这个国家无所不能的独裁者——莫伊。哈姆斯顿将他的回忆录取名为《无赖大使》（Rogue Ambassador），我得到他的许可，不受限制地从中摘录以表明一个美国大使在被派往专政政权时所应该做的（注18）。

哈姆斯顿报导说，独裁者“以几乎毫无隐瞒的满意”祝贺了他的被任命。“我是个保守派，熟悉肯亚（因此一定是莫伊的崇拜者），有着冷战分子的声誉。并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被任命者，可想而知我能对布希总统进言。简言之，肯亚人认为他们领进了一个懦夫，我会像那个重命令而不重自由的英国高级专员约翰．强生（John Johnson）那样毫无头脑地支援莫伊。莫伊和他的宠臣们相信，与华盛顿同乘的船不会触礁，我会使自己很欢愉，去打猎、钓鱼、玩桥牌、打高尔夫球，在海滩上晒太阳，呆呆地观看野生动物，永远都不会说关于民主和人权等令人烦恼的话。毕竟，那就是人们认为所谓与大使相称的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看错人的情形。但目前，我的目的是尽量与莫伊合作。我需要获得一个可以施加影响力的位置，透过他而不是对抗他，我有可能劝说他为了他自己以及肯亚的利益，将国家引入一个更自由的轨道。我推论，这样就有可能使这个国家免于爆炸。对别人生活的足够关心并对非洲政治问题寻找一个演化而不是革命的答案。”

因此，哈姆斯顿清楚地定义了一个典型的大使，甚至在工作概念中将大使定位是一个关注多数人都无兴趣的鼓励改革者。开始，他以为莫伊是能够被同化和革新的，他认为暴力不是唯一的选择。他明确地说他不想“驱逐”莫伊。正如我在书中所论，与独裁者合作很重要，但很关键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独裁者不是傻瓜，他们会用尽手段以保住权力。最终，他们必须被驱逐。暴力之外经常都有另外的选择：用一个全面的策略去提高当地人们的期望，用民主主义的最大力量去帮助他们以非暴力的战术来对抗和驱逐独裁者。

但即便有这些初始的限制，哈姆斯顿对肯亚人的爱，透过他的民主主义的直觉、对国务院改变方针的理解以及他与独裁者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促使他发起了一场非凡与壮丽的自由之战。如果能得到其他人的足够支援，如果肯亚的民主党人能聚在一起，这场自由之战几乎肯定会导致莫伊的被驱逐。

哈姆斯顿认识到“我不仅是布希（George Bush）的发言人，我也是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杰佛逊（ThomasJefferson）、麦迪生（James Madison）、蒙洛（James Monroe）、维尔逊（Woodrow Wilson）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发言人。如果我不大声地说出美国的想法和理想，不拥护民主政治，谁又会来说呢？这是与传统外交相反的新型态外交。”（编注：以上人物都是美国历任总统）

他所要对抗的到底是什么，这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哈姆斯顿到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清晰。正如安哥里坎（Kenyan Anglican）主教对他说的，“莫伊的内阁是由一些据说是职业杀手的人所组成。”哈姆斯顿二○○○年二月的观察清楚地显示出莫伊自己也有资格得到这一封号，因为莫伊的外交部长伍克（Robert Ouko）在那时遭到谋杀。莫伊在那个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只得到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的接见。在此之后，莫伊很显然开始怀疑外交部长伍克在暗中得到了更高级别的接待；可能还对取代莫伊进行了秘密讨论。“据说莫伊亲手殴打了伍克，要求知道布希总统和国务卿贝克在华盛顿对他说了些什么，而且将伍克打得失去了知觉，并下令对他进行折磨。”第二天，在莫伊的办公室里，伍克的头部中了两枪。莫伊是否殴打并谋杀了伍克，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正如哈姆斯顿所记述的，“许许多多肯亚人相信这是在过去发生的事实。”莫伊在负责伍克命案的调查委员会呈交裁决之前将其解散，最后还雇用了被伦敦员警厅怀疑下手枪击伍克的执行者。

BBC在二○○一年六月三十一日报导，莫伊起诉大使哈姆斯顿在他书中记叙伍克之死时对他的诽谤。莫伊否认与此谋杀有任何关系。BBC简洁地记述道，伍克的身体“被枪击，泼上了汽油，点着了火。”

在此时注意到这一点很有好处，那就是许多现在当权的独裁者亲自谋杀过人，或者亲口下令去谋杀一些人或团体。人们倾向于将这一事实与个人分开，而宣称一个“政权”、一个“政府”、一个“系统”应为这些行为负责。我们难以应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个与美国总统及大使与之共事的人，被邀请到白宫握手甚至赞扬的人，竟是一个杀人犯，而且通常是一个群体杀人犯，然而这却是事实。

就在哈姆斯顿即将抵达奈洛比之时，驻邻国坦尚尼亚的美国大使，职业外交官员彼得森（Donald K. Petterson）电报国务卿贝克并建议说，现在是与我们的西方同盟军制定更明确和更广泛非洲政策的时候了，要言之，即对非洲开发援助与向民主化推进联系在一起。“原则上讲，我不反对彼得森的电报。”哈姆斯顿回答道。“冷战促使美国去支援非洲和其他地方一些极端令人厌恶的特性。正如彼得森所指出，俄国显然已不在冷战游戏之中。在这些已改变的环境下，美国做为唯一存在的超级强权，没有理由去支援暴君们。如果现在有的话，那就是到了向海外推进民主政治的时候了。”说了那些之后，我确实感到这种政策的支持者严重地低估了在非洲施行这种概括性政策的困难。

在一九九○年第一季，布希总统和国务卿贝克在几次场合里明言，支援民主在非洲的扩展是美国的方针政策。由此，在四月中旬的国务院民主会议上，四十个在非洲的美国大使只能够“互相比赛他们对民主化的支援和信仰的热忱。这种比赛占用了那么多时间，被安排最后讲话的魔鬼拥护者（哈姆斯顿）几乎没时间列举每个大使在实施这种政策时肯定会遇到的困难。我并不很介意，因为我的心站在问题的另一边。无论如何，在热忱地认可新政策后，绝大部分大使回到他们的岗位，在扩展民主的问题出现时遵循了一种谨慎的沉默态度。至于我，回到肯亚后，决心用我能够集聚的所有精力和决心，去实现布希总统的政策。”(//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