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9日讯】今年六月，辛灏年先生完成了访欧巡回系列讲演，其讲题就是“驱除马列，还我中华”。今年十月，辛先生赴澳洲作巡回系列讲演，其讲题则为“谁是新中国”。显然，前者的主题是“民族”，后者的要害是“民主”。但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也不论是在英国的牛津、康桥和伦敦政经学院，还是在澳洲的悉尼大学和格瑞菲丝大学，更遑论面对的是英国和瑞典的老华侨，还是悉尼、墨尔本或黄金海岸的新华侨，只需辛先生说到“驱除马列、还我中华”，或是“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或是“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整个讲演大厅就会爆发出长时间山呼海啸般的掌声。这掌声岂但让许多人噙满了痛定思痛的泪水，还使得在场的“特别听众”也只好羞羞答答地当众表示：“现在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了，也就是挂挂羊头卖卖狗肉罢了……”由此可见，一句“驱除马列”，该是何等地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又该是何等地符合中国人民的民主诉求。中华民族实在是被马列糟蹋得够了，中国人民也实在是被马列子孙坑害得苦了。诚如辛先生在讲演中所阐明的那样，马列对中国的长期思想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对我们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污辱和侵害，委实是罊竹难书。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只要还想做中华儿女，只要还想在中国实现民主、统一与和平，只要还想传承自己的优秀文化、吸收西方的进步文明、以与各民族并驾齐驱于世界，就绝不能不驱除马列！
但是，辛灏年先生言尤在耳，中国留学生和新华侨的掌音未绝，眼下中囯共产党的领导者和带路人胡锦涛，居然就在他专制权力到手之后，不仅说出了“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贯是正确的”话，发出了他要在政治上倒退的信号；而且身体力行，干脆利用他到手的专制权力，大手笔地搞起什么“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来了。套用共产党的一句党话来说，一个“死不改悔的马列子孙”终于“现形”了。他不仅使所有真心爱中华、爱中国、爱自己人民的海内外华人，更坚定了推翻中共专制统治的信心和决心；也使得三年来一再凭空歌颂“胡温新政”的人，再也不好意思为这位马列子孙，继续毫无根据地“评功摆好”了；更使得那些口口声声地叫着他“胡哥”、梦想他有朝一日回心转意的“善良人群”，感受到透心的绝望。
当然，胡锦涛之所以要花费钜金来搞他的“马教工程”，要在五十六年来独尊马列、杀尽百家的中国，将“马列”再次推上人间的顶峰；说到底，就是要维护他到手的专制权力，维护中共“革命”和专制的合法性，藉以维系他那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红色江山”。因为，前苏共赖以建立中共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共赖以“推翻共和、复辟专制”的根本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共赖以建立“教政合一”之洋教专制政权的教义信条，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共赖以实行残酷专制统治的指导思想，就更是马克思主义；而中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制造“错把复辟当革命”的革命混乱和历史混乱，把一个正在艰难地“走向共和”的中国，推向了极权专制统治的深渊，还是赖以马克思主义这个──打着革命旗号来鼓吹专制复辟有理的欧洲倒退思潮；所以，我们唯有认清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囯共产党及其洋教专制政权的“命根子”，才能从根本上暸解胡锦涛之所以要搞他那个“马教工程”的由来。
胡锦涛之所以要搞他的“马教工程”，是因为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25年来，虽然对“命根子”──马克思主义，不敢改也不肯改。也就是说，不论是在马克思所建立的倒退政治理论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所框定的反动政治制度上，他都赖着不改，坚决不改。邓小平深知，“改”就是“死”。所以，在党内，谁要改，他就废掉谁，如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党外，谁想改，他就镇压谁，如八六学潮和六四屠城。可以说是从不手软，也绝不手软。但是，为了救党，更为了维系中共的专制统治，在毛泽东已经将他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得国空民穷、人心思变之时，邓小平又不得不在他的“马记羊肉店”里，虽仍然挂着“马克思主义的羊头”，但却“既不易主、更不变制”地卖起“资本主义的狗肉”来了。这就是他的所谓“经济改革开放”。这场百年之后的“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什么新鲜可言，虽然是我们前人、也是外国人，早已有声、有色、用情、用命地做过多少回，却从来没有成功的事情；但在邓小平，其更大的悲剧意义，却是用“资本主义的狗肉”，将马克思主义旗帜上那沾满人民鲜血的“消灭私有制”五个大字，涂抹得不伦不类，令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伤心惨目。然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惟其只能短暂地消解人民的不满，惟其只能暂时缓解中共政权的危机，惟其只能救社会主义命于一时，特别是虽能制造表面的繁荣和虚假的繁荣，却更能够制造中国史无前例的政治腐败和社会腐烂，其结果便是一旦拆除改革开放的“橱窗”，人们满眼所见，就是广大人民贫穷的重新复归和仇恨的重新聚敛。所以，当“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的人民预言，早就警告中共专制统治只有死路一条之后；当“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的先贤名言，又要在当代中国应验之时；当中国又要重新爆发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志在“驱除马列、还我中华；推翻复辟，重建共和”之日；中共是进而顺应潮流，真正推行政治变革，彻底毁弃马记的政治教条和政治制度；还是干脆走回头路，妄图继续仰赖马克思主义的“铁血理论”，以负隅顽抗；就成了所有良知尚存之中共党员所必须面临的痛苦抉择。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面对亡党丧权之最后命运的胡锦涛，想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而他只要选择后者，那他就只可能象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任何一个濒于灭亡的专制统治者一样，在别无出路之时，仅仅是为了“不死”，也就不得不重新从“强化思想统治入手，来强化专制的政治统治”，并以此来苟延残喘，作死亡前的最后挣扎。对胡锦涛而言，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死亡之路”上重新出发。
胡锦涛之所以要搞他的“马教工程”，还因为他所面临的社会局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全面崩解。而人民觉醒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对“马列祸害了中华”的认知，早已成为我中华儿女的共识；而信仰危机又势必会带来政治的危机，因为共产党革命专政的理论根据，已经被彻底地动摇了、颠覆了。胡锦涛所面对的党内局面，早已是对马列信仰的日行日远。“现在的共产党早已不是以前的共产党了，马克思主义早已过时了”一类说法，似乎已经成为今日共产党徒们的口头禅。二十五年在经济上的救命改革和被迫开放，苏联东欧共产党制度与政权的相继灭亡和迅疾灭亡，特别是“贪官污吏遍全党、人民仇恨积如山”的不堪景象，不仅使共产党的党徒们从根本上抛弃了理想，而且使共产党的党徒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思想，甚至从根本上产生了对共产党及其革命的嘲弄感。胡锦涛面对如是的党外党内局面，只要他还在幻想着苟延共产党和他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他就不得不重新借重和只有借重共产党的祖先──“马家洋教”来凝聚他的党心。否则，他还能指望用什么思想、什么理论，来帮助他“重新收拾红山河”呢？因为，掀起了世界民主大潮的人民民主理想，掀开了人类民主进步的伟大民主理论，掀翻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强权统治的人民民主奋斗，只能使胡锦涛的共产党亡党，共产党的“马列中国”亡国。
胡锦涛之所以要搞他的“马教工程”，亦来自于他个人的愚蠢、虚伪和顽固。
说他愚蠢，首先是因为胡锦涛这一代接班人，都是被毛泽东、邓小平们骗大的。他们只知道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却对本党的历史罪恶，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百年走向共和的历史真相，全然无知。其次，胡锦涛成长的时代，又是一个独尊马列、杀尽百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既被剥夺了对自身优秀文明和文化的传承权，又被剥夺了对西方近代真正进步文化文明的借鉴权。所以，在胡锦涛们的一张“白纸”上，就只有中共画满的血淋淋马列革命图画，却没有人类真正进步和文明的画图。胡锦涛们的“无知”，也就由此而来。再者，就是胡锦涛在共产党里扶摇直上的“官运”，又使他不但远离了八十年代以后人民的历史反思和政治觉醒，甚至反而成为这一反思和觉醒的对立面，而继续将自己禁锢在马列思想和中共谎言的牢笼里，而不知“今夕已是何夕”。他在今年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在中国人民对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浴血抗战的艰难光荣历史已经反思了整整二十年，并且成果卓然之时，不仅继续大讲特讲“中共抗日战争中流砥柱”一类的天大谎言，甚至还要“创造性”地制造“所以，中国人民解才选择了共产党”这样的不堪谰言，他对历史的不知和对民心的无知，可以想见。无知必然造就愚蠢。他上台之后，竟然能够讲出“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贯正确”的话，以至于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人现眼，其根源即在于此。
他的虚伪，倒是来自“团派”的总体性格特征。掌权之后的中囯共产党所领导的共青团，特别是“团派”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都要在一定的年龄层次上等待着被转换、即被提拔为党的领导干部。所以，这些年轻的“团干”们，在决定着他们政治前途的“党干”面前，都是一律地表现得“循规蹈矩，老成持重；丹心耿耿，甯左而勿右”。但是，反转身来，当他们面对着他们的工作物件青少年们时，他们又必须装出“朝气蓬勃、和蔼可亲、诚恳朴实、假话也能真说”的形状来。这样一种长期的“革命工作”，再配着一心要在青年工作中做出成绩来往上爬的欲望和野心，就为共青团造就了太多的“革命两面派”。其结果，自然是练就了团干们严重的虚伪和双重性格。在中国，这样的一代代年轻团干真不知有几千几万。而胡锦涛作为专职团干和高级团干，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全然依靠“共青团之梯”爬上去的“党干”，便决定了他虚伪性格的必然形成。只要看看他上台以后，一边持续制造自己的种种“亲民”形象，一边又坚决毫不手软地镇压异见者。甚至只要广东乡下一家村委会的选举不如他意，他就能大开杀戒。仅此就可以看出这位马列子孙对“革命的两手”玩得是如何地纯熟。
称他顽固，一是因为他“出身好”而为共产党所一手培养，因而“在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的感恩心情之中长大。其间，他在“只要出身好、成绩不好却可以考上大学，而出身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的颠倒岁月里”，从皖南乡下的一介平民子弟，一跃而成为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从清华的团委书记，再一跃而成为共青团中央的领袖人物。此后，党不仅为重用他而培养他、更为培养他而重用他，更于共产党危难之际，将他定为“共产党王储”，直至他走向权力的顶峰。所以，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之深之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一般的共产党徒所不能比拟的。有报导说，有一次，只因他发现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年轻人读的是一本揭露当前农民困苦的书，他竟然会勃然大怒地责骂说：“这本书是在给共产党抹黑！今后不准再读！”其形状之狰狞和恐怖，令那位年轻人无可名状。他因情而生的顽固性可见一般。
二是因为他对共产党“情深”，才会对共产党“紧跟”。在中共专制五十余年的种种倒行逆施之中，在共产党对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犯下了一次又一次深重罪行的岁月里，由于胡锦涛们要“紧跟照办”，所以，他们才非但不可能成为这些罪行和罪恶的反对者，而且只可能是这些罪行和罪恶的学习者、参加者、效法者和制造者，直至成为有着特出表现的“建功”者。而“紧跟照办”的结果，便是扶摇直上，更是顽固性的必然加深和持续加深。就象江泽民一样，江要不是在“六四”屠城之前就敢于在上海对民主运动开刀，邓后的最高权力不会轮到他；正因为邓让江“受命于危难之间”，江也就对共产党的“未亡事业”──要“鞠躬尽瘁、不死不已”了。当年的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胡锦涛若不是心领神会，就不可能带着清华的红卫兵去“火烧英国代办处”；尤其是后来已经爬上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如若不是“心有灵犀”而敢于“擅自”下令开枪，大规模地镇压藏族人民的“骚乱”，“为中央担了担子”，大约在邓小平的桥牌桌边，也不会多了他这样一位“年轻稳重”的牌友；而他也正是因为成了邓小平的“牌友”，他之忠于共产党的顽固性才会愈加根深蒂固。中共的另一个高球”──丁关根，就是在邓家的桥牌桌边发迹的。而也正是由“邓家牌桌”练就了丁的顽固性，丁才敢在中宣部长的宝座上“大开倒车”，为思想文化界所憎恶不已。
三是胡锦涛的顽固性，已为他与共产党的利害生死关系所决定。众所周知的是：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向来就是“逆向淘汰”；向来就不是“选贤与能”，而是“选恶与蠢”。如前所述，胡锦涛绝不是因为敢于反对、反抗共产党残民祸国；反之，则是对共产党的“祸国殃民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卓越，才被共产党选拔、培养、步步提升，直至做了共产党的“末代皇帝”。反过来，正因为他对共产党的步步紧跟和处处照办，才为共产党、也为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积累了太多的罪行；由是而终于使他与共产党结成了在利害上完全一致的生死关系。到了这种地步，维护党就是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就是维护党；到了这种程度，亦唯有顽固地维护党的不亡，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他胡锦涛的不灭。他的顽固性也因之而被深化到了至高至全的“境界”。胡的一位“恩师”不久前就已经对胡表示了最后的绝望，原因就是“竖子不可以教也”。
必须明白的是，当共产党的党运已然是“西风残照”之时，邓小平之所以要选定胡锦涛为共产党的“隔代王储”，恰与西太后临终前选择载沣作三岁皇帝的摄政王一样，就是因为载沣的愚蠢、虚伪和顽固，胜过了大清朝所有的皇亲国戚。因为，对西太后和邓小平来说，愚蠢则不会善变，虚伪才能够蒙骗世人，而顽固就意味着忠诚。对一个已经洞察王朝之垂死命运的统治者而言，这既是他最聪明、却也是最无可奈何的选择。
总之，胡锦涛是一个纯粹由马列毛的“狼奶”所用心喂大的“马列毛狼孩”，是一架由马列中国的“共产机器”所加料制造出来的“共产机器”。既是一个狼孩，就缺少了正常的人性；既是一架机器，就不存在所谓的良知。他那张永远没有表情的面孔，就恰恰证明了他才是一个“标准的马列子孙”。
然而，，这位“标准的马列子孙”要大搞其“马教工程”，在实际上又不过是一种“返祖现象”而已。它只能说明：历经了邓小平、共产党的二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惟其要改的只是马列的枝叶，不改的才是马列的根本，所以，才不仅会导致这一场专制改良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而且诱发了马列子孙胡锦涛们的“返祖现象”。只因这个“返祖现象”，既出现在马克思主义黄叶飘零的岁月，又突兀在中国人民已经决心“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时代，胡锦涛们为维护马家洋教专制政权的一厢情愿，也就只能落得个“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
马列子孙们妄图以继续“独尊马教”来挽救其腐烂专制统治的倒退政治欲望，必然不能得逞；
中华儿女们决心要“驱除马列”以“还我中华、重建共和”的伟大历史追求，必将获得最后成功。
转自《黄花岗》第十五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