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6日讯】
（1）

最近我正在写作一组有关中国民运人士的文章，还没有写完，就发生了刘宾雁先生死亡的重大事件，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停下笔来写一点什么东西。但是提起笔来写什么呢？这倒难住了我。我和刘先生没有见过面，没有聆听过他的报告，即就是这样，刘先生的大名在国内时已经是如雷灌耳的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批判他的那个时候，我和我的身边朋友们却是热情地谈论他，对他的为人、学识、道德、文章、勇气都表示敬佩，把他的确当成如现在许多人所说的“中国的良心”。因此他的逝世是中国的一大损失。

和已故的王若望、王若水一样，刘宾雁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杰出的代表，因此评论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牵扯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因此，我们若是像余杰先生那样地为他没有变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而遗憾的话，我们就不认识中国的“国情”。余杰认为刘宾雁“具备了成为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条件却未能变成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因此好像这里存在着一个完全的“个人”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余杰的看法是有很大出入的，我不认为中国社会“具备”了产生“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条件”，因此象刘宾雁先生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个人”没有在中国产生如萨氏、索氏在前苏联的影响原因并不在于“个人”，而是中国社会“不具备”“条件”，也就是说前苏联或俄国的知识分子影响社会的那种“条件”不存在于中国，因此把正处在变革的中国社会当成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条件”的看法本身就是很简陋的。

前苏联社会表面上和中国的社会“差不多”，但是，你要是对于这个两个社会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的相同之处无论如何都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多，因此，所有把苏联社会和中国社会一样看待的人都不是有见识的人。在沙皇时代，俄国社会就开始了西方化的进程，因此这个进程如果说不是很理想的话，那么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沙皇时代的末期俄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精神和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产生出一个可以叫知识分子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伟大代表人物就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妥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巴蒲罗夫等人，因此如果说到了斯大林时代这个社会才告失败的话，那么从赫鲁晓夫开始，失败的它开始了“复苏”就是产生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社会“条件”，所以民主化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被它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传统在经历了一个失去和返回的过程后就显得更加厚实了。看不到这一点，你认为一个共产党专制的社会在崩溃中就一定会产生出一个文化上的伟大人物的话，就是你看法上的错误了。民主化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必然地就要产生出“文化人物和文化代表”。因此如果余杰的观点是深刻的话，那么刘宾雁没有变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事情就不足遗憾，已经捧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和今年刚刚去世的文学天才巴金老先生没有变成为中国的萨和索，这才真正是遗憾的事情！

（2）

知识分子强有力的影响社会的事情是一个西方文化现象，因此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阶级的产生也可以视之为西方的事情，在所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非西方社会中，虽然人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知识分子的“阶级”和它对社会的影响，但是这样的事情总是有一个相对的意义的，因此人们不能够把它和西方社会的事情等量齐观。如果我们认为俄国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有一个显着的特点的话，那就可以说在沙皇统治的末期一个多少类似于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阶级初步形成，俄国“2月革命”和“10月革命”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成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如果又认为知识分子是近代城市的产物，俄国社会的这两次革命都发生在已经变成为大城市的首都就不是一个意外的事件了。对比地看，这个时候俄国的农村还是处于完全的中世纪的封闭状态。因此我可以这样的说，俄国的革命其实是知识分子策划的城市市民阶级的革命，这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纯粹而又典型的“农村”背景和“农民”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30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问题做独立研究时，就竭力主张中国共产党社会和苏联共产党社会的不同，反对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套用苏联的模式。

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中多少形成了或者出现了一个我们可以叫做“公共”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就是知识分子发生影响的条件，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这些个人用中国的话来讲是“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其所以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就在于他们有一个“公共”社会可以接纳他们的影响，这样以来知识分子就同时地获得了两种身份，即个人的身份和“公共”的身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正是这个这后一个身份，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他们必须是传统社会中的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他们又不得不进入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用一元化手段作成的人民社会。剩下来的问题是，当人民的社会在事实上同传统的社会都有着一个封闭的性质的时候，知识分子所赖以发挥影响的公“共空”间就是一个空缺，于是知识分子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进入这个由共产党方式作成的人民社会，还是对这个社会保持“个人”独立的那种传统的“清高”。但是也正是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毛泽东共产党的反对知识分子的那种运动一下子就割掉了知识分子的“尾巴”，在失去了这个可以表明他们“清高”身份的“尾巴”之后，他们就完全地“人民化”了，所有的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传统的人都被赶出了知识界，变成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可见，现代知识分子就和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地面临一个“入彀效应”，在它的面前谁能够不打败仗呢？

就在上述变化的另一端，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表示臣服的知识分子们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造”的结果是他们和普通的群众一样的变成了人民社会中的一员。如果说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上，他们也从内心像普通的工农群众一样“真心诚意”（这很重要）地经历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化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后果和普通的工农群众就会大不一样。如果我假设普通群众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后面临一个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空白”，那么对于这个“空白”的填补，就可以在假设的意义上看成是一种“收获”；而知识分子呢？情况就完全地不一样了，他们要放弃的是自己的思想，而这种放弃又意味着一个完全的“失去”的话，而“换”来的那个毛泽东思想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收获”的意义。因此到70年代末的出毛化时期，知识分子 对毛泽东思想的放弃，就必然地面临着思想上的“返回”，而这样的“返回”在精神上的代价之大是难以估计的——而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出现于个别知识分子身上，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不具备影响社会的能力和权力的事情就有了一个解释。就这个情况去看待问题，我们发现已经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先生和刚刚去世的刘宾雁先生在知识分子中间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他们去世是中国的一大损失，而在人民社会中间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反映，就是本文中我要议论的问题。

在这里如果有人要问：人民的社会为什么如此的冷淡呢？我的回答是人民社会在脱离共产党的那个开始阶段时，对于共产党社会的感受和记忆与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人民社会在向开放的公共社会转变的时候有许多需要自己独立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说很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的话，那么已经“出走”人民社会的知识分子只从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出发以履行法律意义上的“个人批评权利”，而这样的批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难免会伤及人民社会初创阶段上的那许多的价值，于是，从“个人立场”上发出的一种真理的声音在遇到了人民社会中间的历史因素和利益因素的抵制的话，也就必然地要变成为强弩之末。自然而然，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英雄”，在人民社会中寻找不到崇拜者就有了一个解释。

（3）

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不是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若假设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使知识分子发挥其有效影响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情况就显得很复杂，我们且不可简单的就作出结论，以为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可以于现在的时间内产生出对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和这个道理一致的是，如果我们在中国没有发现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够把问题看成是个人的，以为他们个人不行。前一些日子，巴金老先生的去世在中国引出了一个有关知识分子“讲真话”的争论，到今天为止这种争论也没有产生出预期的结果，其中是有原因的。情况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却以为这个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理解我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在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还存在着一个“说真话”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去研究，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在我们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我们把刘宾雁这样的人物同巴金一样地放到了“说真话”的人物系列去，就是可以理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为什么非常有限的问题了。

上一个世界50年代，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方式所造就的社会有其两面性：一面是共产党社会，它就我们所批判的那种专制社会；另一面却是人民的社会，它是一个寻求发展而发展不足的蒙昧的社会，因此我们如果在批判和批评第一个社会的时候，也同时地否定了第二个社会，那么我们的批评和批判就谈不上是科学的或客观的。现在的问题也存在于此，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在“被改造”时期而迫不得已地曾经进入了第二个社会的话，那么他们在渡过了它一段特殊的时间之后，到底应该怎样地看待、认识和评价那个曾经要求他们要“脱胎换骨”的社会，显然是存在着问题。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他们对于这样的事情只是做出了一种纯粹的“个人反映”，就不可能变成为一个可以影响社会的人物了。知识分子只是说知识分子的话，知识分子的影响也仅仅局限于知青、愤青的社会——这就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

上一个世纪50- 60年代，毛泽东共产党要求中国知识分子无条件地进入人民社会的行为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但是与此相关的另一点即知识分子“进入”行为对他们个人的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是不是都可以放到错误之中去理解，却是一个没有澄清的问题。在沙皇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在流亡中接触到了俄国社会的最底层的农民阶级的，而这样的接触无论是在文学上或者哲学上都已经产生出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的事情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不知道，只是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自己的经历中以一个“搞笑版”的“流亡”（“下放劳动”）出现时，他们便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就此而言，顾准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武斗的两派”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两党制”，费孝通先生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的政策中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乡镇企业的萌芽”的确不失为高见，但是非常遗憾这样的如此杰出的产生了“高见”的思路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中间发扬光大，更没有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的主流思想，于是，一个“邓小平理论”的“包袱”就被他们背上了，不能够放下。到1989年“6、4”之后，即使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已经暴露后，他们却又一次的产生出了上当受骗的感觉。

许多知识分子把邓小平时期看成是一个自己出头露面的时代，这样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而生活在这种错误中的人要能够影响中国人民是有许多困难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前毛泽东时代那种驱赶他们去人民社会的政策和历史一直是耿耿于怀，于是就有可能失去了理解它所需要的历史自觉性，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拿不住中国社会的话语权的，所以他们的创造性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把这个事情同“讲真话”的情况联系起来看，他们的影响社会力量是“道德”的而非“知识”与“文化”的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他们也许是要履行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评权，但是当他们的这一行为没有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时，批评流行于意见，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此我可以这样的说，在中国目前只有知识分子的意见，而缺乏知识分子的批评！

上述的意见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批评，而是说批评的水准的那一头没有牵动起人民的批评或者带动起社会的批评。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缺乏超越人民水平的更高质量的批评。而如果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中人民的批评又因着过去的政治运动的许多传统而出现了一个发达的迹象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中却失去了大有作为的可能，就是一出悲剧了。巴金、刘宾雁就是这种悲剧中的人。巴金先生在20岁、30岁的年龄上发挥了那样巨大的天才和知识，可是，在最后的这近半个世纪中，也只是为“人格”的保持而斗争。因此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和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对比呢？刘宾雁先生也是一样，导致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那个阶段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逞能的时代，这一点他也许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余杰关于他的“局限性”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好像在某一家网站上发现有人却对余杰的话作了错误的解读，认为这是往刘宾雁头上“撒尿”。

（4）

在中国近70多年的时间中，只有一个知识分子影响了中国人民社会，他不是别人，就是鲁迅，但是我们若分析这个事件，就会发现鲁迅的影响是由中国共产党造成的，而且是在他死后不能够开口讲话的时间内造成的，因此他个人也就变成了一个共产党影响人的“工具”了。对这样的事件若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近100 年时间中影响社会的力量是政党而不是个人。如果我们认为大陆情况是这样，那么台湾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虽然也聚集着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却也没有产生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之类的人物不也是同一个问题吗？如果说在现代西方社会，政党是一个政治组织，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这近100 年的时间内政党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组织，其次才是一个政治的组织，因此知识分子要发挥影响就得为某一个政党服务，当然这里也有“不服务”的“独立知识分子”，可是呢，他们的命运就不得不坐历史的冷板凳，其情况就如同李卓吾、王船山、顾炎武一样地变成为死后影响社会的人。如果又认为以上诸君是近代人物，可以“隔世”的影响社会和人民，那么现代的知识分子就生不逢时了；在现代的条件下，很难形成所谓的“隔世”影响，社会生活加快的节奏把个人影响的时间在不断地缩短，因此像黑格尔、马克思那样的在死后的一、二个世纪中影响人类的事件是绝难发生的。

明白了上述现象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现象之后，我们的思想和精神就不能够脱离这样的现象去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因我们的喜好、偏好而改变的，因此，我们在行为时就有着一个不能够按自己的愿意办事的前提，尽管这个“前提”不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在这一篇文章中，我要说的是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是30-60年代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反对者，但是他们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影响，还是要进入那个已经快要走出共产党社会的人民社会中间去，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将“一事无成”。就这意义看毛泽东在死后被人摸得不像人样的时候也还“统治”着知识分子，这就是一个我们不喜欢却不得不面对之的问题。

把我的意思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说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要想发挥自己的积极影响，就必须“站”到或者“进入”人民社会中去，而在民主化之后，他们不作“站”和“进入”的行为而可以发挥“独立影响”就是一个用不着论述的问题了。在人民社会还是没有完全的“公共”化的时候，知识分子就没有可以凭借的发挥社会影响的“条件”，因此即使中国已经出现了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式的人物（如钱仲书、巴金、高行健），他们也会半路夭折。在这里如果说变化中的人民社会需要或者呼唤知识分子的参与的话，那么一种历史的意义就有可能被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掌握！

200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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