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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邪恶轴心》(24) 第六章 (一)

如何在二0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马克.帕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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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使馆是自由之家 大使是自由战士

我们将向恐怖分子和暴君宣战,以捍卫和平……我们将在所有的土地上鼓励自由开放的社会,使和平得以持久。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在范围日益缩小的独裁国家中,点缀着许多自由的岛屿,这就是民主国家派驻在那里的大使馆。在北韩、古巴、沙乌地阿拉伯、中国以及其余的最后四十五国的境内,驻扎着少则若干个,多则上百的民主国家大使馆。有些大使馆,在一些国家帮助非暴力抵抗运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有时候则透过一些著名人士的来访,而起到鼓励作用。

过去在许多国家,已经有许多有关外交官勇敢奉献的故事,其中也包括一些前共产党和其他独裁政权国家,他们都曾努力帮助那些仍然在遭受压制的人们。

九○年代初,捷克派往古巴的大使普瑞毕克(Peter Pribick)曾任职于自由欧洲电台。他因鼓励自由而闻名。他被派往古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捷克这个自己才刚刚从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国家,愿意帮助在古巴的民主兴起。他一上任就很快与古巴异议人士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以各种方式向他们提供帮助。有一天在几名异议人士访问大使馆之后,普瑞毕克太太的汽车被另外一辆车撞了。撞车者显然是故意的,其意图是恐吓。(这一招是西方驻前苏联外交人员都很熟悉的。一九七一年,三名前苏联国安局KGB杀手当着我的面恐吓我的妻子;同事妻子的多辆汽车的挡风玻璃,也都在她们坐在车里的情况下被人用大锤砸碎。)但是普瑞毕克夫妇仍坚持向古巴民主人士提供协助(注1)。

这些努力中,包括两名捷克著名人士到古巴的访问,其中之一是“自由之家”赞助支持的。这两名捷克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菲力浦(Ivan Pilip),另一位是巴本尼克(Jan Bubenik),一九八九年“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的学生发言人。二○○一年初,他们前往古巴与古巴民主人士会面并交流经验,但是被卡斯楚的特工逮捕,并关押了将近一个月。三十二岁的巴本尼克曾经在“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和“国际共和协会民间社团组”(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on Civic Society)工作,在保加利亚、南非和辛巴威等国进行文明社会建设工作之研究。他们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也说明古巴与民主的距离还很遥远。

二○○一年十一月,“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成员意大利代表迪布依(Olivier Dupuis)和四名来自“跨国激进党”(Transnational Radical Party)的欧洲民主活动人士,在寮国因为纪念两年前的学生民主示威活动而被捕并受审,罪名是“损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他们被判“进行反对寮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宣传”,并被处以罚款,判处两年监禁,缓刑而被驱逐出境(注2)。这些民主活动人士之一的克瑞莫夫(Nikolai Kramov)是俄国人。这代表新近民主化的国家的许多公民,对进一步推进民主这个普遍价值观的热忱。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其中一些是美国的大使。但是与大使馆能够提倡推动民主的广泛机会相比,实际的行动相对还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推进民主方面相对比较活跃的国家,像瑞典、英国和美国等,真正实现的还不到10%。其他民主国家实现的甚至不到5%。实际上,更多的民主国家的大使馆起到的作用,反而是维护那些独裁者的权力,而不是推翻他们。

发挥创造性的好机会

大使和大使馆当然要受传统和实际条件的限制,而且在独裁者的土地上情况是不容易的。虽然如此,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确信经由支援民主人士来推进广泛的民主是对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最佳保证,从而把它做为大使馆的基本使命之一,他们会发现机会是非常多的。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前外交官库伯特.金(Colbert King)敦促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与经常性压制人民的独裁政府和国家打交道时,采取一致的策略。在二○○二年二月二日的专栏文章中,金谴责那些主张在外国“入境随俗”的做法。这种见机行事的态度在与沙乌地阿拉伯这样的“盟友”打交道时尤为流行。金引用前外交官员,美军上校诺斯(Gerald Rose)对这种心态的反映说:“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之间,我在南非任职。我可以作证,美国大使馆人员没有采用‘入境随俗’的做法。我们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在南非,我们是‘机会平等雇主’,所有事情都不实行种族隔离。我们对当地的制度持否定讥讽的态度。我们绝不是简单地‘入境随俗’,我们按美国人的方式办事。”我们的代表们应该代表我们认为好的价值观。其行动应该是民主方式的。

到任

当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抵达一个专制国家时,传统上,他应该向对方政府——一个缺乏法治、违反国际法、侵犯自己人民权力的当局递交国书。一个以民主为中心的外交,可以让新大使象征性地首先向该国的合法代表——他的人民和帮助他们争取自由的人们“递交国书”。虽然各国的情况都有特殊性,但总有一些机会。

在与独裁者的代表或独裁者本人见面之前,大使可以先与民主人士会面。见面方式越公开明显,影响越大。比如在缅甸,新任大使可以首先给翁山苏姬家里打电话,在二○○二年五月之前,她一直被软禁在家里。以这种方式来表明,我们认为她是合法当选的政府首脑。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美国大使邦尼斯(Harry Barnes)首先公开会见了一些反对派政治人物,包括“基督民主党”领导人维尔德斯(Gabriel Valdes)。邦尼斯大使对我说:“我决定利用我的就职讲话来强调民主。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向公众露面,我可以公开向皮诺切特这样说。”在布达佩斯,我在就任大使不久就在令人瞩目的盖勒旅馆的主餐厅会见了克义斯(Janos Kis)和瑞克(Laszlo Rajk),他们在一九八六年是匈牙利的两名头号民主异见人士。(我现在后悔的是,这次会面是在递交正式国书之后——如果在之前就好了。)我告诉克义斯和瑞克说,我是为他们和匈牙利人民赴任的,当我问他们怎样能够帮助他们。他们的要求是归还他们的护照,我们马上答应了这个很简单的要求。然后才开始谈更大的话题。

在大多数国家,都有标志为争取自由的地方,当然也有代表压迫与征服之处所。新大使到任后,应该快速公开地与代表自由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北京,大使可以向当地和国际媒体发表声明,然后在前民主墙的地方、或者在一九八九年学生和工人们被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屠杀的桥上,摆放用彩带装饰的花圈。或者在活动中表明他的国家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立场。

邦尼斯在就任智利大使不到一个月,就参加了教堂里的一个烛光晚会和一个人权日游行活动。这是由“天主教团结牧师会”(Catholic Vicarate of Solidarity)组织的活动,支援与悼念被皮诺切特当局关押、杀害或流放人士的活动。

大使在任何地方或者事件的声明中,都要清楚地说明政府要求他做的事情。声明中首先表达,对当地人民的尊重和深切关心。大使应强调:他将加强两国人民的直接联系和合作。
他应该宣布他的政府想帮助该国(比如中国、古巴、沙乌地阿拉伯)人民经由实现民主权利和制度,来掌握自己的未来。对人民的关心、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合作、使人民更充实——这三个要素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外交活动的关键部分。

当地名人和人民的声音

大使及其政府应该明白,大使本人可以成为当地名人,并成为当地暂时无法说话的人民的代言人。比如像《纽约时报》的文章所写的:“美国驻肯亚大使哈姆斯顿的真正贡献是倡导变化。他在一九九○年五月刚抵达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的经济援助应该给那些提倡民主制度、捍卫人权,和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哈姆斯顿的这番评论,给当时只有仅仅几个人的反对派运动注入了活力。”哈姆斯顿在私下写给胆小谨慎的国务院的信中,他的职业外事办副官为哈姆斯顿辩护说:“在肯亚人心中,哈姆斯顿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他很可能是在肯亚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我们大使馆经常收到肯亚各行各业民众对他为真正关心自己国家命运的人带来希望的赞扬。”(注3)

我自己任驻匈牙利大使的经验也有类似之处。当时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格若利(Mary McGrory)写道:“帕玛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像是个离经叛道的奇异人物一样。他代表着匈牙利人几乎可以自己体验到的一个民主政府。”(注4)我离开布达佩斯两年之后,一家匈牙利报纸的调查发现,我是在匈牙利最受欢迎的十个人之一。每一个美国大使,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都应该努力成为在专制制度下饱受痛苦人们心目中最欢迎的人。

在独裁统治环境下的这种特殊角色,要求我们在挑选大使时格外用心。正如在民主国家里竞选官员的人必须向人民讲话一样,那些到北韩、缅甸、或者沙乌地阿拉伯等国家当大使的人应该具有赢得当地人民欢心的能力,而不是取悦独裁者。形式上可以是多样的。比如,一个到北京做大使的华裔美国人一定要强调两国人民的紧密联系。一个信回教的印度裔驻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大使也可达到类似效果。

选择大使也表明不同的着重点。选择谁或是什么样的人做为大使,可以强烈地表明对民主的重视及其优先性。比如选择前《时代》杂志编辑格兰瓦德(Henry Grunwald)担任美国驻维也纳大使,向这个仍然受过去战争影响的国家发出了正确资讯,因为格兰瓦德曾经是个逃出被纳粹并吞的奥地利犹太人难民(注5)。

在一些回教国家,大男人主义也许是阻碍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民主国家协商起来,在一定时期都派女大使到沙乌地阿拉伯这样大男人主义的国家,一定能够鼓励沙乌地阿拉伯妇女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因此在这里美国的作用是很关键的。一些人会挖苦说,把女大使送到回教国家会削弱影响力。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至少对美国来说不是这样。比如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温蒂.钱柏林(Wendy Chamberlin)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迫使巴基斯坦独裁者穆夏拉夫改变做法一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管美国派什么人去,他都应该受到等同他所代表的大国一样的尊重。顾虑独裁者的偏见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应该考虑的事情,这样会给希望得到我们鼓励和帮助的人民及独裁者当局送去最不好的资讯。我们应该在妇女受歧视的国家的所有大使馆的前面都贴上这样的标语:妇女权力平等就是说“妇女也是人”。(//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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