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4日讯】电视剧《亮剑》火啊，小说也跟着卖疯了。记得2000年《亮剑》甫问世，就广受赞誉。我一位当着著名评论家的导师，读后就给予过高度评价，说他和他的爱人都是流着泪读下来的。后来许多学生、市民、官兵也争相传阅，有的甚至是趴在卡车上读。许多老人读时，更是痛哭流涕。无不为主人公李云龙最后的悲剧命运所动。但即使这样，那时候知道它、读过它的人，也确实不会很多。
五年后，有关《亮剑》的一切差不多已从我记忆里消失，年内我又一直忙于出版自己的长篇《北京女儿》，不想《亮剑》改编成电视剧，在电台热播着，弄到妇孺皆知的程度，红遍大江南北。小说随之上了各大城市畅销书排行榜。引起所有平面、网路、电子媒体的密切关注，连京城大报，读者达数百万之众的，也把专开的栏目叫做“十运亮剑”等等，叫我每天又不得不碰见它了。
当然，受中国“特色”影响，电视剧只拍到20世纪50年代初，生生斩开了之后的历史，尤其是“文革”时期令人惊心动魄的那段生死角斗史。
一个人活一生不过几十年，电视剧却硬是把人物最后十来年的命运给“忽略”不计了。这种处理方式，大概外国人是不明所以的，我们却能苦涩一笑，明白又是受到“老板”的限制了，真要全拍出来，整部片子都会“枪毙”，与其如此，不如先把能拍的那一段拍了。这让我不由得再想起余华那个著名的、却肯定是写得不那么伟大的小长篇《活着》的命运——后者被拍成了电影，国内播不成，我们只能看盗版的光碟，现在又说要改拍电视剧“福贵”（《活着》主人公的名字）了，真不知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拍法。那是比改拍《亮剑》所需技巧性更大的作品。
话说回来，在如此巨大的赞美声和深入大众的过程中，我对《亮剑》的看法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意见不以时间的推移而作丝毫改变。
第一次读它时，我尚在念书，研究的课题又是“战争文学”，学校离着出版这部书的出版社也就数步之遥，各方条件得天独厚，因此几乎是最先的读者之一，也是圈子里第一个提出了批评意见的人，并把这种意见写进了当年自己的学位论文《中国战争小说死亡主题美学研究》。
在文章中我认为，小说《亮剑》不过是一部优秀的“传奇”，完全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战争、看部队、看人物所在的环境，通篇浪漫色调，显然只有毫无战火体验与从伍经历的人，才写得出主人公李云龙那样“飞翔”的人物。我们在唏嘘之余，不也要对于它的悬空、虚设、想当然，缺乏真实的历史代表性，以及人物性格的比较单一、片面、“伪英雄化”，表示一番感慨吗？同时，它还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错误。
作者写到1965年，写到一位知识份子出身的高干赵刚时，通过他发现，时人借“纯洁思想”为名，在中共党内搞起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便十分厌倦，对别人的落井下石更感到深深的悲哀。赵刚说：“多年来党内斗争的现实告诉他，从政治上陷害别人，打击异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卑鄙小人的行为……已经养成风气……”因此他良知发现，挺身而出，“亮”出自己的“剑”，在一次会议上凛然说道：“同志们，近来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静时经常扪心自问，赵刚啊……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们的党和军队……如果邪恶的风气不加制止的话，那么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为了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在党内刚刚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
赵刚说这些话的本心不坏，问题是他不明白当自己认为某人思想“极端错误”时，他人也会把他的思想认作“极端错误”，从而站出来义正严词地宣布要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作者更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那些“抄袭”得来的“思想”，还很有漏洞。
民主的宪法保护一切公民拥有不正确、甚至是错误“思想”的自由，因为在没有进行澄清之前，谁也不知道哪种思想正确、哪种思想错误；一个时期“正确”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不再正确，思想的正确或错误不靠人为的指定，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通过平等的辩论与驳难，才能得到根本的清理，“消灭”于“萌芽”，靠强大行政力量的干预，或全体党员的“齐心协力”只能是天方夜谈！
如果连小说作者都讹误百出，谁可以救得了小说里的人物呢？能怪别人根据赵刚的“思想”痛骂他、“打倒”他吗？
那些认为只有他们才代表了“正义”和“良知”，而你赵刚恰恰相反，心怀叵测的人，顺应了他那句“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在党内刚刚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赵刚被迫害致死。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觉悟者，过不在他，而在作者本人认识上存在了不足。
好在那里面还有位“先知”，他是体制外的知识份子，主人公李云龙的岳父田墨轩。赵刚称他是少见的智者，认为“他的眼光真能通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十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这还仅仅是现象，制造这现象的原因仍是田墨轩说到的：“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国家，……使矛盾趋于缓和。而不该激化这种矛盾，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管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
然后，他将顾准在“文革”中对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思考结论，提前说出来，即就是某些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认为自己最革命，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也包括他自己”，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比尔在台时正是这样干的，下去后被送上断头台，“但他实际上是死在自己手里，在一个没有公正法律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小说主人公李云龙却是大老粗，血性有余，智慧不足，对岳父的话非但领会不了，反倒拍着桌子怒吼，声称“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这简直是反革命言论……”看来，李云龙是赞成因“言”治罪的。而恰恰是他们的“言论”，先被无限上纲，再把所有的人物卷进去，预示了他们可悲的结局，不论先知后知，还是懵懂无知——“文革”之绵延不尽，流毒无穷，实在不是毛泽东等少数几位大人物之力能够做到的。
可惜李云龙的智力实在太低，不等亲历身受，他不知道自己沾沾自喜的在战争年代滥杀无辜等行为的罪行究竟有多深，直至被“专政”才如梦初醒。
那时，“莫须有”的罪名不容他辩护，他被几个无知的战士看守起来——从这些人身上能够瞧见他过去的身影，他们只知道“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既然李云龙被抓，那就是“敌人”，对“敌人”讲什么客气呢？所以，战士送饭过来时，朝他的饭里吐了唾沫；他怒了，扣出了碗，几个人立即上来，把他打昏过去。
醒来后，他想起过去的虐待俘虏等往事，灵魂得以清洗：“不管是土匪，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去对待他。”
他觉悟得太晚了，他那支嗷嗷叫的部队更不会明白这些，那类人只有“忠诚”，只有“喽罗”们对于山大王的那类忠诚，俗称“死党”。
批斗大会上，李云龙受到和赵刚类似的遭遇，喇叭里喊：“坚决反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李云龙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最后，他选择像苏格拉底那样，有逃跑的机会，却不愿藏起来，当缩头乌龟。
“大丈夫来去赤条条，活着要活出个人样，死也得像条汉子”。
他开枪自杀了，流出来的血是热的，脑浆则是白的，“像没点好卤的豆腐，糊里糊涂的”，“这辈子没闹明白的事太多”。
这样一个草莽“英雄”，至死没去思索究竟是革命至上，还是人性、人道至上。
作者想通过这些先觉、后觉们的死亡事情，来思索这些至关重大的主题，最后却因才力不足，兜一圈又走回去了。
这是一个遗憾。但它不妨碍我们对小说人物从审美上进行把握。
看来，靠什么（中共）“全体党员”的“齐心协力”或“正义和良知”，只能是痴人说梦。而《亮剑》作者及其人物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意向，也便是有害的了，虽然他们像李云龙以及千千万万个普通人那样，并没有想到要来“危害”社会。
这么说的话，我们不禁会问：《亮剑》的作者都梁何许人也？
据说是一位老板，早年很小的时候当过兵，复员后下“海”经商，生意做得不错，看不上别人所写战争小说，打赌说自己能，于是赌气用八个月埋头整出来，辗转着找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不小心推出本畅销书。如今他居住在加拿大，往返国内国外，完全够资格帮我们来圆梦、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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