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知道刘宾雁先生是从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开始的。

1979 年大概是中共执政以来，人们公开讨论社会问题和自我启蒙最重要的一年。我那时在呼和浩特市开始上中学，下学后经常去几个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看大字报。其中一些大字报，终身难忘。特别有一篇叫《一份血写的报告》，令我震撼。开始读《人妖之间》时，以我当时有限的理解，认为《人妖之间》很好，但不如我读过的一些大字报和《一份血写的报告》有份量。后来忙于升学，刘宾雁先生的文章很少再读。

1986 年至87年的学潮之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先生被开除出党，随后徐良英，吴祖光先生受到批判和处理。北京高校许多师生非常不平，李淑娴老师以百分之九十的选票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就是北大学生对他们的支持。北京高校师生也邀请方励之、徐良英、苏绍智、严家其、吴祖光、邵燕祥、于浩成和张显扬先生去作讲演，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1989 年4月17日北京学生悼念胡耀邦去世在人民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前讨论形成《游行请愿7条》：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是非功过，肯定胡耀邦倡导的三宽政策
二、彻底否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运动’，为这两次运动受迫害的公民平反
三、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四、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财产
五、取消北京市政府违宪游行十条
六、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份子待遇
七、如实报道此次悼念活动

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们检视这七条，如果说有变化，只有第六条有变化。不过许多真正的知识份子的公民权利不是被改善，而是更恶化。其他6条，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在当局六四屠杀的十六年后，仍然压制和迫害所有要求对六四公正调查的天安门母亲和寻求正义的中国公民，不断地制造新的灾难。

刘宾雁、王若望、金尧如和赵品潞先生有国不能归，客死异乡，不能说明我们距离” 和谐社会” 很近 ，而是表明89 年以后我们退回” 秦制” 了。

六四以后，我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逃亡。一天听到美国之音记者问倒刘宾雁先生对中共政权的预测。大约记得刘宾雁先生说8 个月到2 年中共必然垮台，我不以为然，但可以猜测刘宾雁先生的良苦用心。

1992 年在国内友人家翻书，找到一本《刘宾雁报告文学集》，细读之下，为刘宾雁先生的人道关怀和对我们自身出路和对人性的不断扣问所感染。在邓小平南巡后，一片只谈经济的喧嚣中。刘宾雁先生的书，无疑强化我的问题意识和人道意识。

1999 年在瑞典，经流亡作家陈迈平先生介绍，有幸与刘宾雁先生聊过几次。记得第一次见刘宾雁先生时，他说出国后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美国之音的发言，他原想给国内一些信心，没想到自己完全错了。另一次是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社，没有帮好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学社建立一套制度。以致一些人在学社成立之初，只拿钱，不干事，几个月后消失了。刘宾雁先生说到这些事充满自责和惋惜。

大概是送刘宾雁先生回美国的时候，我们评价国内外几个学者对文革和宪制的方法，看法不同。大概是我学识浅薄，并自以为是。 刘宾雁先生回美国后继续与友人探讨这一话题。

2002年底，我有机会去美国。听说刘宾雁先生刚动过手术，想去探望，又怕打搅。终成遗憾。

刘宾雁先生让我们始终意识到在追求制度的公平和公正中，我们始终处于” 人妖之间” ，对自己不停的扣问和约束，这是能否建立这样一个制度，以及制度建立以后是否可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面对苦难和灾难，我们无处藏身。我们只能象刘宾雁先生一样，与苦难同在。

假如死亡是另一个世界，也许刘宾雁先生去了另一个世界，将来我也会去这个世界，希望在那个世界，再能听到刘宾雁先生的声音和看到刘宾雁先生的书，再能见到刘宾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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