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选举
监督选举在形成推翻独裁的公众声势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独裁者认为他可以用走过场的形式选举来愚弄公众，有监督的选举则往往可以让独裁者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菲律宾和智利就是很好的例子。八○年代以来，许多地方出现了监督选举。“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OSCE，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urope）经由它的“民主启动和人权保护办公室”（Office for Democratic Initiatives and Human Rights）组织了几十次在民主转型成员国的监督选举，培训有监督和主持选举经验的年轻人成为骨干。这些年轻人，有许多是来自最近已实行民主转型的国家，并为非政府组织的民主促进机构工作。他们能明辨独裁者的各种诡计，成为特别有效的选举监督人。有些人不主张这么做，认为监督选举只是妆门面、走过场（这在中亚一些国家很常见），使形式上的选举合法化。在有些时候确实如此，对选举的监督可能反倒有害无益。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国际社会对有漏洞的选举过程进行监督，并诚实、公开、详细的报导为什么这不是“公平自由”的选举，这对揭露独裁者能起极大的吓阻作用。的确，监督选举的结果常使独裁者们吃惊──以为选举过程在自己控制之中，却无法预知选举的结果。即使是那些极不公正的选举，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能给新生的反对力量一点成长的空间。让世界上民主社会知道他们存在的这一事实，能激励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压制中挺过来，并制定新的策略来推翻独裁直到最后取得成功为止。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以“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指定的选举观察委员会主席身份赴亚塞拜然，亲自目睹了监督选举的实地发生。除我们一组十八人外，监督选举的还有“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欧洲人权和民主机构（Offic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Europe）、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和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派出的团队。我们要监督一场几乎会由盖达．阿里耶夫总统（Gaidar Aliyev）再次当选的黑箱选举。他是一个圆滑的、喜欢恐吓手段和玩弄权术的人（还没放弃他当初做苏联国安局军官和政治局委员时的那一套）。我在前苏联时就不喜欢他，但对他印象很深。亚塞拜然当时被“自由之家”划分为游走于“不自由”边缘的国家。
阿里耶夫在选举前，竭尽所能地想让我们对他有一个正面的评价，甚至表示愿意为我们提供他的私人直升机去观察选举，但被我们拒绝了。他还花钱把另一队人从美国请来，这队人据称是代表共和党的。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人能为他掩盖在选举中的不当操作，并以此来抵消我们的观察结果。（当我们发现他这一阴谋时，我们曾大力干预，促使该团体保持中立。）
十月十一日，我们在一个城市的投票点结束了我们的观察，在那儿我们看到选举官员明目张胆的往投票箱里塞票。当他们明白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做法，就快速猛烈摇晃票箱，企图打散他们塞进去的大叠的选票。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许多选票在开箱时，仍然是一整叠一整叠的。我们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的同事们和其他国际观察组织成员，也都目睹了这种给票箱塞票的行为。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向公众报告：“这场选举没有达到国际惯例标准，因为在选举前和选举当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拖延媒体和选举的改革、统治集团动用国家资源投入选战、选举委员会人员的偏向、对政治自由的持续限制、以及在票箱塞夹非法选票等等。”我们在选举前和选举后，都会见了反对派的民运人士。尽管我们的监督选举并没有使亚塞拜然成为自由国家，但却使国际社会关注到阿里耶夫滥用权力的事实，并认同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民主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给了当地的民运人士信心，继续为真正的民主选举而奋斗。
人员交流
人员交流是传统的也是最好的打开封闭国家大门的方法之一，所有的专制国家都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与国外的人员交流。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的交流，尤其重要。因为年轻人思想开放，而且年轻人有足够的勇气、理想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等强烈愿望，促使他们冒险走上街头反对独裁者。几十万在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包括一些中国高官的子女或孙儿辈，对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遗憾的是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学生实在太少。但是一九八九年中国全国各地勇敢站出来的学生，显然受到了民主的影响（天安门广场学生建造的自由女神像就是明证）。他们仍然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先锋。最后，中国将实现民主，而这一过程中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和教师们的民主经验，将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专业人士的交流也十分重要。在东欧，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和共产体制解体后的民主运动领袖都来自科学界，当然这并非偶然。这些科学界人士与观念中的腐败是最沾不着边的，而且他们常常能获准海外旅行或与国外同行们保持联系。独裁国家一些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们，常因这些原因，而加入科学工作行业。
帕弗尔．旦美斯（Pavol Demes）就是个例子，他现在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拨款专员。他是个生物学家，第一次是以科技交流的专案来到美国的。当他在阿拉巴马州时，他的母国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发生了“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资助人加登楠（Ann Gardner）的协助下，他成立了一个开拓性的专案——把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引进到捷克斯洛伐克当英文教师。他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政府任职。当捷克斯洛伐克分解成两个共和国后，旦美斯担任了斯洛伐克总统可伐克（Michal Kovac）的外交政策顾问。可伐克成为权力渐大的、亲苏的民粹党分子米凯尔总理（Vladimir Meciar）的反对派领袖。旦美斯是“OK’98运动”（OK‘98 campaign）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该运动旨在组织反对派选举，以推翻米凯尔的统治。这场运动为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的民主人士提供了经验，并成为其他民主运动的典范。
大学和学术机构
访问教授的讲课可以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有时在独裁者权力无法触及的安全地方召开学术会议也很有作用。但更了不起的是一些愿意在险恶环境中勇敢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可以直接解答学生的疑问，并观察学生的生活。在这种交流专案中所建立的关系网在过去被证实对国外民运人士十分有价值。一九九八年在塞尔维亚创建的非传统学术教育网就受益于这种教授与教授及学生与学生间的联络沟通，该教育网巧妙的避开了米洛塞维奇独裁政体下已政治化的高等教育。
二○○二年十一月九日到十二日，非政府组织民主社会论坛在南韩首尔成立了“全球民间教育专案”，一百一十个政府派代表出席表示支持。此专案的宗旨是，确保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小学里，教授民主政体的基本知识。
在脱离十八年以后，布希总统在二○○二年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希望该组织能利用它的教育专案，促进对民主的尊重和消除教科书里的那些仇恨式的宣传。
年轻的法官和律师
在许多领域里对话和接触民主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美国律师公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中欧、东欧法律推广项目，在东欧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和欧亚地区，进行了法官、律师和普通民众的法律培训工作。一些与当地民运人士共同设计的“生活法律”专案，帮助民众了解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过去由于许多人对这些权利一无所知，致使已经腐败的专政制度更加肆无忌惮。在克罗埃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培训项目，以帮助他们打通民主之途。
军事、情报和执法人员干部
对依靠威胁和使用暴力的独裁者们来说，拥有像狗一般顺从可靠、且愿意随时执行暴力的员警、军队和其他安全系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接二连三的事例显示，这些专政工具，一旦拒绝对人民使用武力，就会成为使独裁天平倾向民主的关键点。让军队明白不执行道德错误的命令是正确的，当然必须十分谨慎地解释清楚这样做的利与弊。
在军队和执法界，这种不接受命令的做法，是与军队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传统相违背的。就连民主国家的士兵，即使告诉他们人权、民主和控制民众等等概念与军人服从命令无关，也很难让他们愿意训练外国士兵拒绝执行命令。但是没有民主内容的训练，却为独裁者提供了残酷而有效的工具，来镇压该国的民主人士，如美国给萨尔瓦多训练的阿泰卡特特战营（Altacatl Battalion）以及印尼的特种部队“卡巴斯”（Kopassus）。二○○二年二月五日，曾经担任将军的国务卿鲍威尔，在议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指出，我们应该训练他国的军事人员怎样达到并执行民主。
一些饶富经验的军事人员，已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用于推翻独裁政权的实践中。原陆军上校鲍伯．赫尔费（Bob Helvey）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目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使用非暴力运动推翻独裁者的专家与教官之一。他的经验应该在所有民主国家的军事武装力量人员中推广。往往，专业人士从专业角度上对同行的崇拜，就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即使他们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持相反的观点。
当与独裁国家的同类机构打交道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药品管理局和其他美国安全机构，就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危险和机会。在这样一个高度关注恐怖主义的时代，这些机构必须明了：独裁者的压迫是导致某些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这些安全机构人员错误地支援独裁者，就会加剧美国的恐怖活动。我们必须让这些人，与制造恐怖主义的独裁者分离开来，让他们站在自己的人民一边。
首先，独裁者的安全部门人员，必须有机会接触民主国家的安全部门。只要有机会，就要让他们看到和体验到这些民主国家的运作方法，与人民、法律、政府的关系，以及怎样处理局部和国家安全的事务。必须让他们放弃认为自己会随着独裁者一起倒台的想法。事实上，我们能提供的最好定心丸，就是确保他们在民主体制下有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与当地的民运人士见面，让这些安全人员亲耳听到民运人士对他们的承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让他们明白他们做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如果继续违反人权阻碍民主步伐，他们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严重代价。尤其必须讲清楚的是：向要求民主的人民开枪就犯了杀人罪，当民主最终不可避免的来到时，他们都将受到审判。一旦明白了道理，这些保安队员很快就不再为独裁者卖命，而与其分道扬镳了，这很具有指导意义。二○○○年南斯拉夫的员警与军队对米洛塞维奇的背叛，就是这种可喜现象的一个最近实例。(//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