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载文抨击中国官场盛行的领导中心主义”。这篇题为《集权制与集权病》的文章说，近年来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蔓延，就是所有事情都围着单位首长转，下级单位围着上级首长转。核心领导的批示、考察、讲话等等，均成为推动行政体系运转的原动力，正式档、法律、组织决定形同虚设。

作者在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的问题时，提到两个概念：集权制和集权病。 他说，集权病就是以核心领导者作为唯一中心的行政现象。但作者说，集权制并不是产生集权病的根源。那么，到底什么是产生集权病的根源呢？记者申华邀请了旅居美国纽约的两位政治学者方觉和王军涛来给出他们的答案。

主持人：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领导中心主义”就是一种集权病。并说集权制不是产生集权病的根本原因。我想请教一下方觉先生，您觉得这个集权病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方觉：我觉得这个作者批评中国现在官场的领导中心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他指出的一些问题也是非常贴切的；接下来也说还是需要集权制，只是不需要集权病这个说法就使人难使人接受了，因为他说因为集权病这个毛病不是产生于集权制这个体制，这个恐怕是他自己的书生之见吧！

实际上中国的这种以领导为核心的这种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恰恰是高度集权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只要改善中国这个集权的毛病的话，首先需要先从事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改变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和传统。

主持人：王军涛先生，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到我们需要的正式的、理性的、现代的集权制，而不是个人力量主宰一切的集权制，他的意思好像是之所以会出现集权病，是因为现在的集权制是个人力量主宰一切的集权制，不是理性的现代的集权制，您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吗？

王军涛：其实他讲的是在一个行政过程中，行政权力是要有一定的效率和权威的。那么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民主国家中，在政府系统内，以及包括警察在维持治安时，也充分赋予了一定的罚则和行政长官一定的权力。

这样一个效率和理性的基础，实际上并不是在这个系统内部能够找到他的保障和根源，这个是要在一个合理的政治过程和宪政过程中来实现的。就像刚才方觉先生所讲到的，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这种权力制衡的话，实际上你很难实现这篇文章中讲的那种合理的集权。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这种合理的集权还是能够被人接受的是吗？

王军涛：在现代国家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这是没有错。问题是强制权力的基础是什么？因为政治学上的定律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你只讲集权的这一面的话，只要权力是集中的，那么一定会导致他说的那种坏的集权病。

那么怎么能处理这样一个矛盾呢？只要在集权的体制之外，要有一个行政上的过程，要有一个制度，制衡这个集权。比如说权力要经过定期的选举，在这个最高权力作出决定的同时，要受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约、受到独立媒体的制约、受到比较发达的公民学会中各种独立的组织的制约，所以说只有实现这样一种制约之后，才能够保障在行政过程中的集权是理性的和现代的。

主持人：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出现像这篇文章说的，是没有制衡的集权制？

王军涛：还是集权制，就是一种绝对的集权制，这就是集权制是绝对的集权制导致绝对的集权病，这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也是政治学上所说的铁律。

在中国的问题就在这儿。只要党在宪法和宪政结构中享受无限大的权力，但是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受任何制约的话，那么中国的集权病就治不好。

所有的病都比不上这个党享有无限大的权力。比如说像司法，你说是司法独立，但是在法院有一个审判委员会“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而审判委员会受制于一个叫“政法委员会”，这个“政法委员会”在宪法中是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的，但实际上却决定了一切司法过程当中都必须由它来协调。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党是集中了所有的权力。比方说这个集权病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

主持人：方觉先生您刚才讲到，如果要根除这个集权病，中国还是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您觉得进行政治的改革是不是就像这个作者所说的要建立一个正式的、理性的、现代的集权制呢？

方觉：政治改革的目标肯定不是像作者所说的要建立一个新的集权制。集权制本身只是一种行政现象，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体制，要用议会的权力，而不要用司法的独立，去制衡行政权力，特别是要通过民主的机制去制约执政党的权力。

所以作者就离开了民主改革，离开制约执政党的权力，空谈要搞所谓理性的集权制，实际的结果可能会保持甚至还会发展中国现在极其不合理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现象。

主持人：其实中国现在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不是“领导中心主义”的泛滥，而是说政令不通。有媒体报导，有些中南海的决策都出不了中南海，王军涛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

王军涛：它高度集权的时候会有集权病，它不集权的时候又会有你刚刚说的政令不通的病，所以说你说这个政令不通是集权病吗？从地方上看，是。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它又不是。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在整个权力体系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变革，而这个变革就是要进行民主改革。

主持人：方觉先生您怎么看？

方觉：《北京时报》的这篇文章的确是没有回答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实际的任务，还是停留在一个拒绝民主改革的前提下，去讨论中国集权制的弊病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的进步上，特别是在政治意识的进步上还是微乎其微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