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3日讯】(亚洲时报 Ralph Jennings撰文) 对广州的马贺泰（音译）来讲，每个周末去广西阳朔攀岩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他驾车跟朋友们一起去，夜宿阳朔一个朋友的酒吧里。单程要花一天；马先生自己有车，来回的费用（主要是过路过桥费）不过一二百元，还能接受。

据已有3年攀岩经验的马先生讲，这种运动有着不同于夜生活、旅游等休闲活动的吸引力，极大地满足了年轻新贵们的猎奇心理。

90年代中期，极限运动（如攀岩、蹦极、滑板等）开始进入中国。像马先生这样的极限运动爱好者日渐增多。上月在北京一个室内攀岩场地，他指著身边一群20-30岁的爱好者们，说：“年青人参与体育锻炼较多，所以他们是这类运动的主力军。”

从极限运动参加者的年龄、攀岩理由、运动开支来看，马先生都是个典型例子。在过去10年里，攀岩、爬山、越野自行车、滑板、冲浪、蹦极、雪地运动等极限专案纷纷在中国亮相；2001年5月26—27日亚洲极限运动巡回赛（上海站）的举办，更标志着极限运动正式登陆中国市场。《上海星报》（Shanghai Star）称，当时有200多位选手参赛，吸引了超过20,000名发烧友前往观看。

在中国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极限运动一直努力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销售运动设施和组织团体运动都有利可图。位于北京的极度体验是一个销售户外运动用品及极限运动服务的俱乐部，成立半年，占地600平方米；它的老板曾经到过北极探险。这里的运动装备有880元的冰镐、1600元的靴子、2000多元的Everest帐篷等等，并销售一家室内攀岩场地的会员卡。极度体验还有一个7米深的水池，提供潜水培训。明年，店面可能增加1,400平方米，以更好地同那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小型户外用品连锁店竞争。

极度体验还组织各类极限运动，包括每周到北京郊区的攀岩之旅（200-300元），甚至还有夏季的西藏探险。俱乐部的一位副经理认为，“极限运动发展前景广阔”。在北京、广州和上海这些相对富裕的大城市，这一点已得到验证。他说：“邓小平以后，中国的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小地方变化不大，人们还在为生计而奔波。”

虽然靠销售运动设施和组织团体运动可以创造一部分利润，但这离商界预期目标相差很远。业界认为，收入水平、交通、消费者运动健身意识薄弱已成为制约该产业发展的瓶颈。

上海邦基高空弹跳设备有限公司（Shanghai Bungee Equipment Co., Ltd）负责人史冠伦（Cortney Smith）先生是亚洲地区高空弹跳运动的创始人；该公司1996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弹跳站点。他说：“1998年，我组织了X Games展览，向大众推广极限运动。当时，还得到了百事可乐的赞助，提供了乐队、舞台和整个游行。从那以后，我发现，要在这行业混饭吃无异于开展慈善活动，想攒买车的钱都难。后来，我干脆直接转向游乐园项目，提供、设计极限运动设备。

“很多人以为，有了媒体、广告等的密切关注，极限运动的市场肯定会很大。曾几何时，攀岩、蹦极和溜冰场地的数目不断增加，直排轮滑（roller-blade）爱好者的团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山地车的销售异常火爆。但这几年，市场非常的冷清；不少企业都倒闭了。”

由于私家车拥有量还不高，而有些极限运动又是团队为主，所以组织者还要提供出行巴士。比如，每到周末，成立有8年之久的北京飞人俱乐部（Beijing Flying-Man Club）带着200多名会员和3个教练前往京郊的昌平县，进行滑翔伞和超轻航机（microlight aircraft）的课程训练。俱乐部的市场助理称，每次收费2,100元，包括8小时的教练费、设备使用费和交通费。他说，很多会员就冲着那种“令人着迷的飞翔感觉”而来。

上海Bohdi自行车行的老板说，进行山地自行车之旅也得先乘车。这个已有7年历史的车行还组织自行车比赛：他们把自行车和选手运至上海郊区，或者临近的城市如苏州、杭州，进行比赛。该车行在同大城市的知名自行车品牌展开竞争。他表示：“山地车市场在发展，但速度很慢，还谈不上壮大。我们的客户多为从事如IT等高科技行业的专家、白领；剧烈的自行车运动能帮助他们释放工作压力。”

中国官方资料显示，2004年城市人均收入为9,422元，而农村仅有2,936元。在为期一周的环保志愿活动中，北京“谢天谢地星期五”餐厅（TGI Friday’s）的采购经理马文婕（音译）花费6,000元（交通、住宿等）去珠峰拣垃圾。2002年，她攒够了钱，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登上了珠峰。马文婕说：“看到我拍的照片后，朋友们也蠢蠢欲动。珠峰很特别，极具魅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