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7日讯】(亚洲时报 Clive S Kessler撰文) 自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伊斯兰世界一直存在两种趋向:一边是好战、激进、进步、民主,或者说是“暴力”的伊斯兰,另一边是“温和”的伊斯兰,这两者之间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无论是对穆斯林还是其他信仰群体来说,都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重要的事情。
一些观察家指出,马来西亚所走的道路不只是对其本身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马来西亚在促进经济增长和获取各种世俗成就方面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成功,而且还因为该国统治者提倡并认同现代、进步、自由的伊斯兰,并以此与新的好战伊斯兰主义相抗衡。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在位22年期间坚定而严厉地反对伊斯兰主义者,但其粗暴的手段通常只会帮倒忙,每每有利于伊斯兰主义者而不是马哈蒂尔自己想达到目标。他的继任者巴达维(Abdullah Ahmad Badawi)用一种不那么有争议的手段去追求同样的目标:用他的政府的话来说是推行“伊斯兰文明运动”。
这种方式不仅考虑到伊斯兰信仰如何塑造了伊斯兰文明的个性和气质,而且还承认伊斯兰信仰本身在其历史演变中受到伊斯兰文明总体演化的影响,而不是被赋予一种永远不变的形式。这种对信仰的“历史性”的承认是所有宗教信仰传统中具有一致性和说服力的“现代主义”立场的本质基础。
迄今为止,马来西亚的情况算得上是比较好的和鼓舞人心的。然而,对伊斯兰的现代诠释及其在马来西亚的拥护者,其前景并不是一片光明。不容否认的是,马来西亚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和态势。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长期攻击国内的宗教现代主义者与进步派。伊斯兰主义者并不寻求与温和派辩论,而是直接把反伊斯兰、变节者和背教者等帽子扣在温和派头上。这也是 “伊斯兰文明运动”的拥护者现在面临的命运。
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再度声明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不仅受到好战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反对党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AS)的反对,也不只是受到联邦和州官僚机构内众多伊斯兰同情者的抨击,甚至执政的马来人政党巫统(UMNO)和巴达维政府的一些成员也发出反对之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最近20年里马哈蒂尔领导的巫统和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在“伊斯兰主义政策拍卖会”上你追我赶,联邦和州官僚机构内的伊斯兰同情者日益增多。
不过马来西亚伊斯兰主义者非常谨慎,他们不是直接攻击总理本人,而是针对一些没什么“靠山”的替罪羊,比如“伊斯兰姐妹”(Sisters In Islam)这个大胆提倡妇女权益和人权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攻击不只是来自马来社会中那些处在巫统及其支持者-中产阶级之外的“落后分子”。
在9月份,一个名叫“穆斯林专业论坛”(Muslim Professional Forum)的组织以“自由伊斯兰:一个明显存在的危险”为题开展了一整天的活动,对巴达维总理的宗教取向及其支持者进行不加掩饰的批评。
同时,在一些狂热分子和卫道士的推动下,政府不得不在丁加奴州(Terengganu)针对“天空王国”(Sky Kingdom)信徒采取官方行动。“天空王国”是一个由阿亚宾(Ayah Pin,一个性情温和但行文古怪的人)领导、主张宗教调和论的边缘社团。然而此事引起的潜在问题可不是边缘性的,而是关乎现代马来西亚国家性质及其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政府逮捕“天空王国”的信徒现在暴露在法庭面前。
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保护是不是适用于所有个体?如果是这样,宪法又怎能规定所有马来人都被定义为穆斯林,必须服从法律对所有穆斯林的规定,他们的生活和各种信仰都将受到宗教法庭和宗教机构的监督?一个人可以不再当穆斯林并自由地离开伊斯兰群体吗?马来西亚法院最近宣布了一项决定:个人不能单方声称与伊斯兰断绝关系,也无权消除国家公民注册系统或身份证中的“穆斯林”身份。
这就引出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深刻问题。马来西亚宪法承认宗教自由且该国各式各样的政府机构尊重并有义务支持宗教自由吗?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被摆上了法庭。由于被捕,民事(而不是宗教)法庭的法官现在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天空王国”信徒的身份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穆斯林,还是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是公民?宗教法庭的答案无疑是后者,而从宪法、法规与民事法庭的角度来看(应该)取前者。
民事法庭的法官们会这么看待问题并有勇气这么说吗?法官做出的任何决定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提起上诉?马哈蒂尔做出的影响最深远但有欠周全的最终决定是,把伊斯兰法庭的地位提升到与民事法庭同等的地位,并授予伊斯兰法庭在自己的司法领域做出民法系统不可上诉及采取行动取消的决定。这决定意味着什么?这个决定自1998年起作为宪法的补充条款开始执行,相信它将会加强马哈蒂尔在那些渴望国家进一步伊斯兰化的伊斯兰主义者眼中的地位。
由于信仰本身正受到审判,或者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在处理此事时的暧昧与优柔寡断,一些更令人关注的问题可能正等着我们。
注:本文作者Clive S Kessler为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School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退休教授。他逾35年以来一直在研究马来西亚事务,尤其是与政治和伊斯兰相关的事务。(//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