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甘肃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甘肃日报》社长石星光本月16号在家中被人杀害；甘肃省公安当局18号宣布：石星光遇害案告破，这宗以劫取财物为犯罪动机的谋杀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缉拿归案。

官方媒体报导这一消息后，网民纷纷作出反应；许多人把石星光的遇害与可能的贪腐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表达对石星光的同情。《台北中央社》在相关报导中表示，中国大陆社会弥漫着一种仇官心态。这个看法符合实际情况吗？记者杨家岱邀请澳门大学社会学家程惕洁和贵州自由撰稿人、评论家曾宁围绕有关中国民众对官员的态度的问题作了一场讨论。

记者：台北中央社报导的这个推论，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仇官心态。是不是站得住脚，中国社会如果的确有仇官心态在老百姓当中，那么有仇官心理的老百姓到底占总人口多大比例？我们请内地的曾先生先讲。

曾宁：以前的话，中国社会有一种仇富心态，仇官心态和仇富心态在很多形式或内容上，有很多相似、类似的地方。之所以会出现仇官心态，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官不仁，再加上中国的官员、公务员的产生过程并不是民意的表达或反应。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经过二十几年经济改革开放，贫富悬殊日益扩大、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越来越多人被抛向弱势这样一个阶层。

记者：程教授您讲讲。

程教授：就像刚刚曾先生讲的，仇富、仇官，甚至农村农工仇恨城市人口这种现象，应当值得引起当局的重视。就说你要不要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加强官员的监督，及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另外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些事情也要看到另一面，杀人总是犯罪，不应该随便跟人家一起去起哄叫好。这种突发的趋势再走下去，受害的不只是当官的，老百姓在法治部门去执法，你再怎么有问题，也不应该你老百姓随便执法，那不是替天行道？再这样下去中国就从此国将不国。

记者：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对官员有妒忌、不满、对立情绪、甚至仇视，这部分是多数人呢？占多大比例？应当怎么表述，我还是问曾先生。

曾宁：刚才程教授说得非常好，回到刚刚的话题，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对官员的仇恨、嫉妒、不满或其他的情绪，到底占怎样的比例？我觉得这个比例，至少是不可低估，我觉得这个比例，如果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有仇官心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没有仇官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可能性的。

记者：我在六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当官的就是比一般仕绅要富有，就说我们那个系总支书记就戴了一个劳力士手表，你要知道那时候戴劳力士手表，在整个大学里没有几个人。那时候我们的心态都是羡慕，那时候怎么没有人妒忌当官的有钱呢？几十年下来怎么变化这么大呢？我都不懂。

曾宁：时代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人他面临一个富有或当官的，首先他会想到你这个权力是搞后门，或搞不正之风或搞钱权交易得来的，你这个权力是通过腐败得来的。

记者：程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官民的关系，过去几十年中发生这种变化这个现象？

程教授：我觉得六十年代虽然也有不正之风，，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这么广泛，另外当时那个干部路线多多少少还有一个章法，虽然也没有民主、也没有民选，但毕竟有革命功臣的合法性在百姓心中有一定的地位。现在提拔完全没有什么革命功绩。

记者：在中国党政官员之中，还有没有受群众拥戴支持的，比如像胡耀邦这种领导干部？有一些吗现在？

曾宁：当然客观的说还是有的，你说没有显然不是很客观，但是说多少呢？我说应该很少。

程教授：这比例怎么估计的？你要说看嘛，看官方的宣传，也要看民间的。就像曾先生说的，你要说这个党员、官员都变坏了，还不是，确实不是，实际有良心、有人性这样的官员还是有的，确实有些人本质上很好的，也被这种仇官这种整体的腐败，把这些好人给掩盖了，看不出来了，就包括那些人一时一念之差去贪那个官，说不定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监督，也未必就会走上犯罪道路。

曾宁：我再补充一点，中国政府这些官员，你说他好和坏，现在这个好和坏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好官的标准是：你不做坏事，不做缺德事，就是好官了。你要受到拥戴，那标准已经是很高了，为什么？你要受人民群众拥戴，你要为民办实事、办正事、办好事。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