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马克斯．卡伯曼（Max Kampelman）鼓励我仔细思考一个战术策略，把这个世界变成百分之百的民主社会。杰克．杜沃（Jack DuVall）提供了很多理论建议，给予原稿批评意见，并且为“使用非暴力”一节做出了贡献。克特．巴苏恩内（Kurt Bassuener）和艾瑞克．卫特（Eric Witte）对整部书提供了意见，帮助做研究和修改文字。克瑞斯汀．奎达（Kristin Guida）和查理斯．哥瑞波（Charles Graybow）为“四十五个最不受欢迎的独裁者”补充资料。德安．考宛（Dean Cowan）运用他出色的电脑技术输入了原稿。最后，卡尔．泊西（Carl Posey）使得这本书变得更加可读。
我的大使朋友们，海瑞．巴恩（Harry Barnes），麦克．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史蒂夫．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豪沃德．沙佛（Howard Schaffer），史密斯．哈姆斯顿（Smith Hempstone），温和蓓蒂．罗德夫妇（Win and Betty Lord），罗杰．克尔克（Roger Kirk），以及其他大使均分享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民主斗士朋友们，包括肯．沃拉克（Ken Wollack），麦克．勒丁（Michael Ledeen），约翰．苏利文（John Sullivan），约翰．福克斯（John Fox），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芭芭拉．海格（Barbara Haig），马克．泊拉特纳（Mark Plattner），基尼．夏普（Gene Sharp），鲍勃．海勒威（Bob Helvey），珍妮．文瑟（Jennifer Windsor），爱德壬．卡拉特尼凯（Adrian Karatnycky），史塔特．澳巴赫（Stuart Auerbach），瓦特．瑞蒙德（Walt Raymond），以及许多其他朋友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建议。 我十分感谢罗曼与雷特夫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杰得．里昂（Jed Lyons）和约翰森．斯斯克（Jonathan Sisk），他们决定发表我的宣言。我也十分感谢朱丽．克什（Julie Kirsch）帮助编辑、校对和印出我的作品。
我的父母，美国海军上校罗比．艾利斯．帕玛（Capt. Robie Ellis Palmer,USN）和凯萨琳．虎克．帕玛（Katherine Hooker Palmer），来自于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他们的潜移默化给我灌输了强烈的新英格兰独立思考和个人自由主义意识。我记得在佛蒙特州由我父亲主持的西敏寺城镇会议的大厅后座上，母亲站起来大声地宣布：“罗比，这简直是你所做的决定中最愚蠢的一个。”这种对权力（和男人）的态度是民主的精髓；我在世界各地的乡村和城市都看到了它的存在。
在新德里（New Delhi），一个印度学生意外地被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请去西藏修道院吃晚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坐在地板上边用餐边和僧侣们谈论发生在中国的镇压。在我们三十多年的婚姻中，妻子苏什玛（Sushma）逐渐理解并愿意分享我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的激情，且逐渐发展出她的思想，最终在这本书的孕育和成形中，从主题到结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言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美国雷根总统曾经在英国国会表达对各种独裁形式在这个时代引发的诸多非人道行为的憎恶。他号召人们把所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独裁者们投入历史的“垃圾堆”。他表现了美国加州人的乐观：“善良的力量必然会战胜邪恶。”在全球争取自由的运动中，我们需要的仅是坚强的领导、时间，再加上一点希望。当时，他的预言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但自此以后，全球的极权政府却一个接一个地倒台了，大片的区域出现了和平与自由。
雷根总统的那次讲话稿是由我起草的。我对人类追求争取自由的信仰来自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在六○年代初，我以主修“俄国研究”的学生身份到过前苏联。我相信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俄国学生都和我一样追求相同的生活目标。我还记得一个女学生告诉我，“我多么希望能去看看巴黎、伦敦和纽约啊！”
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阐述了他的愿景。在六○年代初，做为千百名北方白人学生中的一员，我来到南方和美国黑人一起静坐、祈祷、游行，这样的经验告诉我用非暴力策略反对不平等待遇的巨大力量。
在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和基督教“贵格会”的教徒在一个穷苦的墨西哥村庄里一同生活，那一段经历使我亲身体验了受压迫的感觉。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制度革命党”（PRI）在墨西哥一直是一党独政，这个政府的官员被腐败严重侵蚀。每次他们来到我们居住的村庄都是荷枪实弹，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威胁和恐惧才能使他们的权力得以维持。当人民恐惧心减弱，起而推翻了这个一党专制政权之后，墨西哥的历届政府成为在国际、国内支援民主和人权的一股强劲力量。
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年期间，我的外交生涯集中在莫斯科、贝尔格勒和布达佩斯。在共产主义制度从僵死的状态向民主制度全面转化的历史舞台上，我扮演一个第一线上的小演员。无论是七○年代在莫斯科大剧院鼓励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演出推陈出新的剧作，还是做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参加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游行，我们证明了独裁是可以被推翻的。这是要经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外来的支援，尤其是要帮助人民获得取胜的自信心。
我是亨利．季辛吉的首席讲演撰稿人，他当时是尼克森的国务卿。我曾陪同季辛吉在全球揭露专政的邪恶；也曾在布里兹涅夫当政的前苏联和铁托政权掌权的南斯拉夫工作过六年；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我在美国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在雷根总统执政期间，我被任命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及东欧以外的外交关系。
我还记得一九八五年在莫斯科准备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首次会议时，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教我如何让独裁者参与对话。当他和戈巴契夫及苏联外长交谈时，我注意到他喜欢离开议题去探讨现代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在那个时间，我还提醒他遵循议程。但后来我看到雷根在日内瓦与戈巴契夫的会谈中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观察了两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家的行为，我于一九八六年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进驻布达佩斯。在对付最后一位匈牙利共产主义独裁首领，哥什（Karoly Grosz）的时候，我采用了从舒兹那里学来的经验。在那里，我理解并运用了这样一个公理：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必须是暴政孽海中的一个平稳小岛，她是这些微妙到并不十分微妙的政治变革中的指导者。
自从一九九○年我离开外交工作转向私人企业，我对传播民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有了更强的信念。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之后，我是美国进入东欧的首批投资人之一。在那里，我看到前所未有的新兴而稳定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体会到我们做为“他山之石”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同合伙人一起在八个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在“查理观测台”（Checkpoint Charlie）的地段上盖了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这是一个标志，显示一个封闭的社会成功地走向开放：共产主义系统的压制→冷战交锋→最后的解放。
我把我毕生的精力、事业和资金都投入到建立一个全面民主化的世界中。二○○○年六月，我在华沙发起并建立了民主阵营，这里包括了来自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二○○二年十一月，我们成立了一百一十个国家参加的同样团体。我还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民主体制社区理事会和通讯、健康与环境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没有民主的变革，后果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只需要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可以预测下一个世纪的前景。血淋淋的事实展现了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和其他独裁者在人类历史上所犯下的无数反人性的罪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参观了在基辅城外的树林，那里秘密埋葬了近二十万犹太人与其他希特勒统治下的受害者（注）。无独有偶，几天之内，科索沃（Kosovo）传来消息，在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命令下，成千上万的人被秘密杀害并埋葬。
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未来，而不是重述过去。我相信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翻版。看看过去的二十五年，专制制度在全球的崩溃情形，我们肯定有能力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之间全面消灭专政。我们可以对目前仅存的专制者设定最后期限，并在下一个二十五年之内，一步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这是一本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书，那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一个领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而当地民意测验却表明了公众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强烈支持。三十个著名阿拉伯学者在一份研究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阿拉伯地区是可以加入到民主革命中来的。他们提出了这个地区的三个根本性的短缺：自由、妇女的权利和知识。我曾用了两年的时间试图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第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显而易见，人民是希望有这样的电视台，但是独裁者却极力阻止这一行动。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自由之家”在埃及集会，纪念埃及民主思想家和民运人士伊布拉辛（Saad Ibrahim），我当时站在伊布拉辛的妻子旁边，她正在读伊布拉辛在狱中所写激励人心的宣言，他号召埃及以及全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为民主而战。二○○三年初伊布拉辛被释放出狱的时候，民主运动已经以史无前例的声势进入中东。
这也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墙被推倒，当匈牙利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被剪断，中国也曾经如此地靠近民主。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参加了在美国国会山庄前举行的法轮功集会，这次集会的资讯十分明确：中国人民要求，并终将得到他们做为人民的权利。法轮功是一个源于中国古老的信仰和修炼法门，江泽民及其幕僚曾推测有七千万人修炼法轮功。就在此刻，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致死，几年来法轮功的抵制迫害运动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坚持不懈和把握分寸各方面，都可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相媲美。
归根结柢，这本书是关于行动的书。在二○○二年六月《纽约时报》评论员罗森泰（A. M. Rosenthal）在“自由之家”一场集会上，回忆了一九六四年在纽约的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他问道，什么时候见死不救会成为犯罪？当这谋杀发生在百尺之内吗？当他发生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当人们被血腥屠杀，饥饿而死，饱受迫害，但你并不身临其境吗？这是当时在他即将获得“总统自由奖章”的前夕所提出的疑问。
我的回答是，当人们被统治着他们的独裁者残杀时，隔岸观火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由于金正日，上百万的北韩人民在饥饿中挣扎；我们知道独裁者是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根源。我们必须现在行动。这是一本关于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这里描述了怎样推翻他们的战略和战术。这里也描述了怎样授权于民，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最终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
注：阿里珊．斯坦利，〈教宗的艰难之路〉，《纽约时报》，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