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需要关切的国家是中国
在这本诉求以和平方式来推翻世界上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中，我写到：“其中最需要特别关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将能为近二分之一现今仍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民主自由。而且中国人民曾经距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编注：六四事件前夕）在中国各省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城市同时发生示威活动。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民与赵紫阳辖下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能坚持立场而不被年老的邓小平镇压成功的话，中国可能已经名列在民主阵营中的先进国家长达十六年了。并且，中国、亚洲与全世界也将会更安全、更自由、更充满正义；中共与民主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将不复存在，一个自愿性的统合也可望促成；向来倚靠北京独裁兄弟撑腰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会走入历史，而一个统一且稳定的民主韩国将能实现；中国也将可成为受欢迎的强权国家，而不是如同现在遭其邻国与世界各国反对。
自从本书付梓后，中国的民主进程已成为更急迫与现实的目标。这确实应该是国际社会与中国人自己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步伐加速改变中，对于腐败的痛恨已经转为一连串由工人、农民与其他百姓在全国爆发的示威抗议行动，在二○○四年有纪录的就有上千件。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旅行海外时亲眼目睹自由社会的实况，以及在层层压制下仍广泛地在内部传播的资讯，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憎恨情绪也正日渐扩散。在没有公平自由的选举下，江泽民将统治衣钵传给了胡锦涛，并且直到今天，对于新闻自由、作家、学生与修炼者的镇压未曾稍歇，他们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菁英与人民的良知，却仍大量地被拘禁与刑求折磨。香港人民选举特首的权利，甚至仍未被北京当局认可。与廿一世纪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教育水准提升与资讯需求孔急相比之下，监控网际网路、掩盖SARS疫情与害怕改变的这个腐败堕落的专制独裁政权，更显得僵化与无以为继，其基础与上层架构正在逐渐解体之中。
中国的持续专政，与世界各国民主进展对比，是更加明显了。在本书中我提过，另一急迫需要民主化的主要区域是大中东地区。但从吉尔吉斯共和国（当我写这些句子时）到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及摩洛哥，我们见到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年为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甚至多过其过去整个历史期间总合。确实整个地区现在有热烈的讨论，并决定抛弃曾阻碍个人与国家发展的老旧系统制度。
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曾拥有最先进的文明，现在目睹大批近乎文盲的阿富汗人民得以运用投票权选举他们的总统——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到目前为止仍被剥夺的权利。
不只是中东，全世界多数现在都专注着民主发展，将其视为达成全球和平、根绝恐怖主义、维持正义、自由与法治社会的成功之钥。布希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揭露的外交政策重点提到：“美国的政策是根除每个国家的暴政。支持自由的一方，我们就支持你，你们就是自己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德国总理施若德接着表示：“我很热切地听了布希总统的发言，并感受到他对于所有国家达成民主化的热切期望，我十分赞同他的看法！”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在联合国救济提案中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出废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张，因为该委员会长期以来已被一些主要违反人权的国家用来掩饰其罪行，而应另成立一个小型的人权会议，只有誓言促进人权的国家才可以加入会员。民主联盟的成员，全世界一百九十四个国家中的一百二十个，将在联合国体制内外一起行动。世界银行的新总裁渥夫维兹（Paul Wolfowitz）也一直是推动民主化的强力推手之一。
本书最后列出的行动计划正引起大家的注意，支持并将其实现的行动正在展开。二○○五年三月三日，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头委员（马凯恩．莱伯曼参议员与渥夫．蓝托司众议员）提出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 of 2005），其中就包括许多本书所提出的提案。匈牙利政府开始带头创立一个多国的民主转变中心，来进行专制独裁转换到民主制度过程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经验应用在那些刚刚起步的国家。
中国越来越像是在民主海洋中一个不合时宜的专政小岛，“自由之家”在二○○五年的报告里，再度将中国列入全世界前二十名高压统治的国家之列。然而中国却被蒙古、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尼、澳洲、纽西兰、泰国、孟加拉、印度，甚至可能包括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内的民主国家所包围着。由于俄国在二○○四年从部分自由倒退为不自由国家，中国现在有一个机会可领先俄国成为民主国家，并领先其邻国越南、寮国与北韩。当然中国会希望因其伟大而获致光荣，而非以“政治落后国家”班上的最后一名为傲。中国当然无法容忍沙乌地阿拉伯在二○○五年春天，举行了市政选举而超越她。这是一场中国不能输的奥林匹克比赛。
如果这场竞赛正严肃地进行中，那么有愿景与勇气的中国人民该怎么做呢？
这本书专注于以人民的力量作为主要战略来和平地清除独裁者。我被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着《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这个主题的工作所吸引。大家可以在//www.aeinstein.org网站找到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民在一九八九年差点就成功了，也就是同一年，中欧的共产主义被推翻了。过去的两年内，有许多同样的成功例子持续发生，那都是由一般寻常老百姓，没有使用武器，只靠着勇气与组织能力就成功了。乔治亚共和国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橘子革命，以及其他本书先前提到的例子都指引着大家前进。本书中利用完整的一章用来介绍如何在中国达成这件使命。
以下是在本书中介绍过的一些方式，在大多数最近的人民革命行动中也再次展现其力量。
在每年数以千计的示威行动中，中国人民展现了无比的勇气。乌克兰、乔治亚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国家范围为基础的组织是有需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目标。对于偶尔零星出现的示威抗议活动，独裁者是很容易将它处理解决的，但是对于全国性、同时发生的示威活动，将会产生动能促使更多的人加入行动，当镇压的机器由于施行范围过大而显得无力维持时，独裁政权也将难以维系。
中国人民也需要一个聚集群众的理由。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中，大多有着共通的理由，就是要从当权者手上夺回选举权。但是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真正原因是反对腐败与滥权。在中国则还有其他即将面临的情况，一些未能预知其发展而造成全国性灾难的事件，例如处理SARS、矿灾、银行系统崩溃或其他类似的事件。事先准备好并利用这些机会是很重要的，要有一个具可见度与吸引人的平台，来诉诸所有人民，并向他们再次保证政权的稳定转移是可能的。这个平台可以专注于因一党专政、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腐败贪污；也因此必须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来揭发所有发生在乡村、城市、省及全国各阶层的腐败人物；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对这些人予以审判并加以求刑；有自由贸易工会来争取更合理的工资及工作环境，这是马克斯也会欣然同意的条件；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可让人民透过选举罢黜乡镇与全国的腐败官员。
从最近和早期的人民力量所展现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学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需要赢取武装安全部门人员的支持，而不要把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也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相当年轻。他们也是爱国的，并且也看到了腐败的状况。在有关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黎巴嫩的事件报告中，美联社报导描述道，虽然政府禁止示威，这些抗议者仍然整天向前来镇压的士兵和员警递送红色玫瑰，有一些士兵最后反而告诉抗议者怎样逃避安全封锁线。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与其他国家中，人民设法说服维安部队退出并允许示威者进行关键的行动。
最重要的事是：集中力量于二或三个重要地方，以打开通向民主之门。在迄今所有案例中，几无例外。这表示必须对议会大厦、总统办公室和全国电视台采取行动。如果以中国来说，这表示要把民主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中央电视台（CCTV）。
当解放运动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启动运作之后，外国人就能帮忙了。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是在贝尔格勒二○○○年运动成功的中坚分子，并将他们的经验与年轻的乌克兰人分享，进而影响了二○○四年在基辅的运动成功。他们教导了举办街头剧场的技巧，藉由嘲笑执政者的方式来减少一般大众的恐惧心理，并且建立与民兵的连系。国际选举教练员和观察员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把一场原是欺骗性的选举，借机转变成展现人民力量的示威集会运动。
对于个别的独裁者予以关注也是非常重要。在黎巴嫩，叙利亚独裁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的巨大广告牌与相片被黎巴嫩人撕毁，其实是受到许多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将海珊（Saddam Hussein）的雕像拉下的影响。然而必须为超过二千万人民饥饿和死亡直接负责的毛泽东画像却仍然控制着天安门广场。他和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必须被除去。
其中一种方法是把焦点集中于胡锦涛的犯罪行为并要他亲自负责。一个由国际法律学者和律师组成的小组正在运作，以进一步列举其“专政独裁罪行”，并设法收集证据以及对犯行的独裁者提起诉讼。包括胡锦涛在内，每位独裁者都违反了自己国家法律和宪法所保障的各种政治与民权。胡锦涛并且违反了中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协定和条款，如〈世界人权宣言〉、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提供收集证据并最终审判那些违反人性的独裁者的法律基础，其中并包括一些列举“专政独裁罪行”的工作。
当这个过程进行时，中国律师和民主行动人士可以开始收集胡锦涛的罪刑证据，并促使其受审。甘地（Mahatma Gandhi）教导我们，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鼓励不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宣示独裁者的不合法性。这是有先例可寻的。赖比瑞亚独裁者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联合国任命的法庭控告，当时他还是赖比瑞亚的总统。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拘捕令，于是他出逃到了奈及利亚，在本文撰写此时，法院正试图将他引渡受审。南斯拉夫和卢安达的前任独裁领导也被带到国际法院受审。胡锦涛也该当如此，除非他扭转路线，与中国的民主人士组织一个全国圆桌会议，并考虑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受审和遭受拘留的威胁，对于这样的路线逆转是很重要的激励。
在二○○四年九月中共的十六大会议之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提出“党的生与死”植基于“改进治理”。根据他们的定义，改进治理是让党的官员较少腐败并提高对民众关心事务的敏感性。如同《纽约时报》所报导的，温州的一位搬运工说：“当官比当富翁更好！”，一个汽车机械师说：“官员藐视平民百姓。”我们从其他遭受共产主义之苦的国家中学会了，共产党必须真正地“死去”才有可能减少腐败和改进治理。北京的独裁者和所有地方上的独裁者其庞大的既得利益透过组织架构层层紧密结合，致使改革几乎不可能运作。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只要透过一群具有勇气和愿景的志士，结合所有志同道合的大多数群众，发起一场展示人民巨大力量的抗争，将可扫除所有旧的腐败，为中国全体人民带入平等、正义与民主。(//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