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什么错位?”我不解的问明珠阿姨。
“在那个阴差阳错的年代,有很多错位的事情发生。感情错位,婚姻错位,逻辑错位,是非错位,……多了去了。”
“您能不能具体讲讲,比如,什么是感情错位?”
“人,正常的感情应该对自己的亲人有感情,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存有感激之情,但中国人被愚弄得把那个恶党比做亲娘,把那些流氓领导人当做大救星,而把亲人当成敌人批斗,这不是感情错位吗?婚姻以政治思想,阶级成分来划分,相爱的硬给拆散了,没有感情的,为了眼前利益硬成为一家人。人们的思维逻辑就更扭曲了,冤枉了你,你也要认罪,回头给你平了反,你还要千恩万谢。唉,在中共的统治下,整个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下面我举二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第一个:强加的内疚
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由技术员变成了工人,在厂里搞革新,实验室里搞实验,在医院里搞医疗器械维修,大约十来年。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归队回到原单位,才扣上这个不值分文的“工程师”小帽儿。
因为这时所有行业都戴上“师”字的帽子了,什么会计师、统计师、护理师、医师,都加上“师”字了,都是大帮哄,“师”已经变得不值分文,失去了在人们心目中应有的尊严和价值。
话又说远了。我想讲的是在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下班时间,天阴沉沉的,突然下起了暴风雪,地上还有冰,路非常不好走。我一步一步慢慢走着回家。当我路过王处长的办公室时,她就站在门口喊我。王处长长得太高大了,身体有些笨重,这样的天气,在她是寸步难行,简直回不了家。我决定和她一起走,搀扶着她。说是一起回家只是个借口,那么多人,为什么偏找我?其实,她是想借这个机会和我说说话,再次表达一下她心中的内疚。
我搀扶着她一步一步的在雪地里探着路向前走,她又提起我被下放当工人的事了。她说,她不应该那样做,(我下放的事是她亲自批准的)她有多后悔,这么多年,让我吃了不少苦,以至于她一见到我就心里难受。
我仍然宽慰她:“下放的事是上面的政策,下放人员也是有名额的,像我这样的人,爱人出身不好,犯了大忌,又是女的,加上本人也是只管拉车不管看路的人,即使不是你,别人也会选上我的。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怨过你。” 我说的可不是表面上的安慰话,我从心里真的没有怨过她,我知道她也是没有办法。
她又说:“你再考虑考虑去中日合资企业的事,去了也能发挥你的专业特长。”这也是她提过多次的事了。那个时候,办个中外合资企业可是很新鲜的事,她提到的这个中日合资正是她爱人搞的,正在筹备当中,很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去搞技术管理。按说,这是个好机会,人家也信任我,应该去。可是我不愿意去做,因为我知道她的用意,她是为了去掉心里那块心病,就是良心上所受的折磨。我不想做这样的交换。本来就不是她的错,我要帮着她解开这个结儿才对。
我对她说:“我下放多年了,有二个孩子,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再说,现在也不像年轻时那样肯学肯干了,不过是尽量做点比较熟悉的工作。当电工费力但不用脑筋,不负责任。干完活就没事了,也挺好的。”我又劝她:“我们年纪都大了,别老这么想不开。我们都处在这个年代,没办法,连右派都有名额,何况下放呢?”
我把她送到家门口,继续往家里走,心里想:“看她这么大个子,心眼怎么这么窄呢?连我都想通了的事,她还在折磨着自己,这不就是错位吗?本应该是我难过的事,十来年了,自己吃了不少苦,干这干那的,可是我没有为此埋怨过,早想通了。结果她到难受起来了,这本不是她的错呀。”
你说,她心里的内疚自责不是恶党的运动给她强加上的吗?
第二个:一个消失的人
文革刚结束,有一天走在下班的路上,突然有人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一回头,愣住了,这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儿好像在哪儿见过。见我认不出他,那人说话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林岩海啊。”我想起来了,忙问他:“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他说:“我蹲大狱去了……”说完这句话就泪如雨下呀,蹲在地上,二只手捂着脸呜呜的哭起来了。哭了一阵子,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我越狱跑出来了,险些冻死在路上。”他一边哭一边说:“跑到东北老家呆了几年,这次跑回来是想找领导算账的。他们冤枉了我一二十年哪!把我的一生都毁了啊!”
这时,我回忆起往事来,那时候,公安局和单位保卫处的人揪着批斗他,对,就是他,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还清楚记得他大声为自己辩护,一口咬定:“不是我偷的,我没偷,我是冤枉的!”
原来是同宿舍的一个工人被派去苏联,为了壮门面,上面给他做了衣服、大衣,还配上照像机,结果这些东西不久就丢了。别人就认为是林岩海偷的,无论他怎么辩解都没有用,就这样,把他关进了监狱。
就在他被抓走一年后,真的小偷出现了。也是同一宿舍的人,当时他偷了这些东西用油纸包起来,埋在电线杆的下面。风声紧的时候他不敢露马脚,现在替罪羊被抓走一年多了,也没人提这事了,他就偷着到那儿把宝贝挖出来,带着东西回东北老家探亲。刚回到家他想先把东西卖了,换成钱,刚拿到市场上一卖,就有人买走了,其实已经有人跟踪了,那个买主是公安派来的。买回来脏物就是证据,可是这个小偷不知道,有了钱,找了一个年轻女人带回来。没几天,公安局就把他带走了。按理,这个时候应该把林岩海释放出来给予道歉,补偿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才对,但没有人过问。
劳改与判刑不一样,后者有期限,而前者必须是单位去人接回来,说单位要不去要人,就永远呆在那里。幸亏他活着跑出来了,这次就是找领导算账来了。二十年来他九死一生,说着说着,竟止不住大哭起来,围观的人们默默的听着,找不到一句能安慰他的话,都觉得他太可怜了,失去的太多了,什么样的语言能抚平他心中的伤痛呢?
当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变了,他变得很平静,他告诉我:“单位给他四级工的待遇,让他看水泵。”其实,与他同样条件的人现在都是八级工了,儿女成行了。二十年哪,他的青春消逝了,身体被折磨得一身病。而这时的他,没有了怨恨,没有了委屈,在他心里头,有的是那些死去的劳改犯,还有正在执行中的劳改人员,这样一对比,林岩海很是知足,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被冤枉了二十年,但一旦给他一点好处,他便找到了平衡支点,这种自我麻醉的思维逻辑,终于使他能够平静的生活下去。
中共奴役中国人这么多年,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错位的事比比皆是,而根本的错位是人们的思想错位,他们在经历了苦难之后,不去想一想,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国家是代表人民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服服贴贴的被它愚弄?而是找一个能使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继续怀着错位的感情被它欺骗着,迷惑着,好坏不分,干着坏事,犯着罪,自己还不知道。
【正见网2005年11月16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