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北京门”、企业权利与原罪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7日讯】共产党已经不能对中国负责了，因为它不能抑制自身的腐败，不能抑制腐败的黑社会化。
好文章有着鲜明的实践意向，与一般日常零碎的自生自灭的抗争相比，好文章有着更多实践意义，它在人们的心中和行为上，不可逆地提升了实践性认知。
为什么说共产党政府已经不能对中国负责了？当然不是说它失去了控制甚至镇压的功能，相反越是腐烂的政权，越是要顽固表现出对“敌人”的残忍残暴。你看，还有比某些中国人嘉赏的金正日政权更残忍残暴了吗？没有。还有比中国军人朱成虎的叫嚣更张狂更敌视人道的吗？也没有了。共产党对“自由化”、对“异见人士”，这些年尤其对千百万劳苦大众的镇压，当然很有效率——如果说这个政权还有什么效率的话，唯一的高效率恰恰剩下了这一面。但是，共产党实实在在已经不能对中国负责了，因为它不能有效抑制自身的腐败，不能有效抑制腐败的黑社会化（最新的例证是湖北省委副书记长期为黑社会效劳），不能将它的任何一个好的口号，例如利为民所谋，真正落实到实处。
早在10多年前，人们就担心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共产党会想办法控制、盘剥、侵蚀甚至抢夺。这个判断的根据在哪里呢？在于真正的民营企业都有反对垄断反对专制而喜欢自由发展的品性，而共产党不希望有任何力量超出其控制之外。不管共产党对真正的民营企业采取何种手段，是哪一级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斯文”的还是粗暴的。若干年来，好的民营企业在贷款、项目或者工程的竞争以及税收方面，已经饱尝艰辛。而最近的陕西油田案、香港嘉利来案便集中暴露了共产党对真正民营经济的本质。余世存的《北京门之变及其他》就是全面、深入揭露、解读这一真相的力作。这篇文章刊登在苏晓康先生操办的《民主中国》上，在冯崇义、丘岳首操办的《真话文论周刊》上。我希望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能够广泛传播这一力作，让它的影响力得到应有的发挥，至少不比焦国标之于中宣部、卢跃刚之于团中央小。
好的文章是呕心沥血出来的，是充满道义张力的，是在理念、现实感、感悟力上，倾注了全部生命激情的，不论他的文字功夫如何，是不是有很高的可读性，人们都能从中看到作者对社会苦难的诚实担当，看到作者所费工夫的巨大与顶真，看到作者决不肯满足于泛泛议论、炒冷饭、吃冷猪肉的执著。
余世存的文字大都有其独特敏锐的思悟，尽管有些表述过于晦涩（作为政论、时评和思想随笔，这是缺点，作为艺术随感则未必是缺点），但透过不完全能看得明白的文字，我多少都能领略到其中真正独立思考的蕴涵。
《北京门之变及其他》中的“北京门”，可以解读为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政法系”（尽管我根本不看好“人文系”、“技术系”，我也同样不看好“政法系”）的腐败，和共产党中央政府、中央政法系的丑闻。事件已经历时数年，情节是简单的，就是香港嘉利来当年与其他企业合作拿到了北京的一块地，后来地价涨了，嘉利来到手的上亿利润，被北京市几家政府部门通过非法取消嘉利来的控股权，粗野得像拦路抢劫一样抢走了。抢走之后，嘉利来公司上访、起诉、上告再上诉，费尽周折、历尽艰险，纵有国务院严正介入，也至今不能讨回公道。
这里仅录世存文章的一段一观个中的凶险——“北京门事件的一方，穆军先生和香港嘉利来，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始终不知道如何称呼他的对手，他说是‘一伙人’，这伙人中有社会黑势力，有北京市几个部门的不法公务员。他们的力量太大了，大到无所不用其极，如2000年9月，有人雇用香港黑势力，上门同嘉利来谈收购事宜，称代表合作公司中方，并展示暴力照片，威胁嘉利来时任董事长黄国强说，‘给你1200万美元，把项目让出来。如果不让，通知你老婆等着收尸。’由于香港警方介入，强买之事未能得逞；警方觉得事态严重，劝黄纠纷一日未决，不要踏足内地。这位黄国强先生，因此至今不敢踏足北京。”
“北京门事件”的重大意义在于：维权是重要的，但命名2003年是公民维权年，并且莫名其妙地将维权当作最重要的事务，实在是匪夷所思的；通过法律伸张正义也是重要的，但提出“政法系”而且以为“政法系”能给中国带来实质性变迁，则是滑稽的奇谈怪论；“中国问题”当然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来寻求根本解决。
世存介绍说：“用穆军的话说，他打这场官司，自己总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只维权不反贪’。”结果连“国务院办公厅也出面督办，竟然也没用！”“回过神来的嘉利来转入了第二阶段，‘坚决反贪阶段’。穆军感到，反腐败要打人民战争，绝非单靠‘专业队’、‘中央军’所能为。精英也好、老百姓也好，都要为公益和正义而战。这样做的人越多，恶势力就不敢那么嚣张。”“但是，我们又没想到，几天以后，被抓进去的人被保了出来。我们又傻了！看来反贪不成。”“我们遇到这种事，很吃一大惊，我们开始为中央政府喊冤了，这是我说的第三阶段。”
穆军先生说的“第三阶段”当然沟讽刺的了。怎么解释呢？就是中央高层、北京政权内部有不同意见，但权力集团内部的互相掣肘，或者“稳定压倒一切”的至高原则，形成了“正确意见”的软弱无力。要说“冤”，当然只有嘉利来冤，同情甚至有所支持（当然没有“豁出去”的支持）嘉利来的高官有何“冤”可言呢？
世存介绍说：“对暴力的横行现象，一位学者对穆军等人解释说：‘一开始是从农民身上得利，后来从工人身上得利，现在是你们这种大肥羊，该斩你们了。’”“据说，港商被地方贪官侵吞资产的事件多有发生。沉志耕律师先后受理此类案件4桩，多系冤情。香港《信报》2004年8月刊登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统战部长何铭思文章，披露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被广东番禺贪官梁柏楠巧取豪夺事件。霍英东投入的40多亿港币，被番禺的‘一伙人’以各种恶劣手段抢去了。《凤凰周刊》2004年9月、2005年3月两次报导香港运洋公司索债10年，与辽宁省水利厅所属辽宁胜天公司的马拉松积案。据了解，目前港资在大陆外资总额中比例为45%，而近年来港商在大陆吃官司、被关押的人数上万。”“‘港商一人一颗泪，一人一身伤。’何铭思哀叹说，‘大佬被斩，不好意思说话，小人物被斩，没地方说话。这么下去，香港就完了。’”“实际上，受害的岂止是港商而已。官商、权力资本从未怕过谁。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多半有苦难言，他们的权益同样得不到保护，更遑论普通民众。如高智晟所说：‘近两年来，各地腐败的官吏集团明目张胆地动用公检法力量抢劫公民的财产，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维权的同胞施以野蛮的毒手。各地对维权公民的抓捕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极致如此次的太石村事件，及陕北油田事件，动辄就动用数以千计的荷枪实弹的虎狼恶警，对付和平维权的手无寸铁的公民。我们要大声质问，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与自己国家制定的法律为敌？为什么要与基本人性为敌？为什么非要迫不及待地把中国人民逼向绝地？为什么，他们要干什么？’”
面对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意无意的回避“中国问题”，我当然早已同意世存的这一富有个性的判定：“类人孩们不是政治的，由于对政治的认知、意志和方法的不足，他们甚至回避政治；即使谈论维权，他们也会把维权看做是一种非政治的……没有身份认同的类人孩们的《义勇军进行曲》说得极为准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就是说，必须到了最后的关头，危险是最大的，吼声是被迫的。但如果类人孩们对危险的认知还到不了自己的皮肤，那么，吼声可能就只是个案的、孩子气的。”
写到这里，我想不无悖谬的请读者回到2004年初河北省关于赦免民营企业“原罪”的“异号文件”去。
2004年新年，我与一位同学老板聊天，将民营企业主分成这样几种：一是纯粹靠与权力勾结发起来的；二是制假造劣并多少受到官家保护的（地方保护主义说到底还是有贪官把戏，否则官僚有地方保护的积极性？我不信）；三是受制度限制不得不与官府打交道被迫偶有苟且的，否则例如贷款贷不到，缴税也会遭遇苛捐；四是基本游离于体制外的，这类企业极少，且成长得十分艰难。当然具体情况还要复杂些。但这样判断大致不差。对于第一种，坚决不能赦免，但如何清算将来应当有比较可行的办法。我主张实行“改赃款为贷款”的办法，（后来从华贻芳老先生操办的《泰山通讯》上读到著名企业家武克钢的文章，也提出我这样的办法）至于有种种刑事罪行的，自然属于司法问题；对于第二种，这中间只要没有让公众利益受损，例如没有造成银行坏账、烂账的，就不必追究其行贿，只要能交待出受贿一方的罪行即可，否则，另当别论，有刑事罪也另当别论；如果老板的所作所为比政府已经很糟的政策做得还要糟，这部分就要追究，不能赦免！为什么？太惨了！最近人们被《中国农民调查》震动了，这确实是一本充满道义力量的好书，其实不怎么样的《黄河边的中国》根本不能与它相比。但是，如果有可能出版进城农民工受虐待受严酷剥削的书，你看吧，感情脆弱的人们肯定得心脏病！我是1997年到1999年对这方面特别关注，但是心情的抑郁、悲痛无从表达！后来不敢再看这些报导了。对于第三种，则可以不予追究。像河北著名道义型企业家孙大午那样的，就应当给予适当奖励了！可是大家知道孙先生2003 年受到来自权力的重创！这个河北怪不怪？这个中国怪不怪！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来都没有放弃政治挂帅这一套，只是有‘别盯住我的权力好好干活吧’这样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罢了。”
我不同意勾销“原罪”。顺便说一句，历史学没有提供马克思所谓“羊吃人”的“原罪”证据。当然，早期资本家使用童工、剥削工人是有的，但是，第一，据例如孙立平等学者的研究，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他们的工人工资从来没有比我们今天广州、深圳乃至全国各地的工人工资低，（指相对工资比例）今天印度的工人工资也相对比我们高。第二，东方的残酷剥削首先是权力的失职渎责甚至故意怂恿造成的。据“大军研究中心”网站的最新披露：新近大连日企工人本来通过罢工谈判资方已经同意加薪，可大连当局出面说不要加薪，将资方一起拖到与工人为敌的境地。
至少现在，我是不原谅“原罪”的——因为它首先不是什么企业的原罪，而是权力的原罪。有些朋友说，不原谅又怎么办？我立即回答：从不原谅开始！是的，首先要不原谅，就是不原谅，我连秦始皇的罪恶都不原谅，何况这一二十年来的罪恶！我的善恶心是从这个中国久远的深处被培养、激发出来的！你能把历史都抹煞掉吗？如果不能，那么所有秦始皇政治的罪恶我都不原谅。你原谅了最不能原谅的罪恶，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又何必追求民主自由？
嘉利来冤案的另一面，不正是“中国式原罪”的铁证吗？为嘉利来鸣冤、为嘉利来的利益而争，就是不原谅“原罪”。
转载：《人与人权》杂志 12月号 www.trnyurenquan.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