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6日讯】最近有一些谈论文革的文章。后面是飞呢的《反思文革，明确方向》一文。有一定代表性。

文革离我们并不远，但是，由于共产党对文革的极端歪曲，文革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完全变形的。其中很重要的歪曲，就是把一切错误归到造反派头上。造反派被极度丑化。其实，当时全国的人，包括后来被公认为保守派的人，都自称造反派，自称造反派的人占了中国人口至少是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丑化打击这么多人，是不合适的。

造反派当然有错误，造反派的主要错误，一是象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为毛泽东所蒙蔽，不同程度上成了他的工具；二是后来搞了内斗，参与了武斗（武斗的主要原因和大规模武斗杀人，甚至搞大屠杀的，仍是军队）。至于运动初期“破四旧”，斗“黑帮”，斗“反动学术权威”，搞红色恐怖，批斗殴打虐杀“黑七类”，主要是共产党及服从党组织，保党组织的保守派做的。后来的“斗批改”，“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隔离审查”，清查“五一六”，“刮红色风暴”，下放，知青下农村，五七干校，等等等等，都是官方共产党领导的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做的。造反派这时已成为被打击对象。也就是说，报刊小说归到造反派头上的最恐怖的东西，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官方做的，小部分是运动初期保守派做的。文革中间，只有半年或者一年时间，（各地各单位情况都不同），大约是1966年10、11、12月到1967年12月，造反派占了地方上的主导地位，他们这段时间主要做的，是反共产党党委、反党组织、斗当权派，以及造反派内斗、武斗。他们应该对这些负责。不过实际上，自1967年2、3月军队支左和军管以后，大权已经到了军队手里，这期间的主要责任，包括武斗，仍然应该由军队负主要责任。像广东，江西等少数保守派没有瓦解的地方，保守还要与造反派一起，对段时间群众组织之间斗争和武斗负责。

至于文革中死人，主要是官方搞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隔离审查中虐杀或自杀的，占了文革中死人的绝大多数。运动初期保守派批斗搞死的占一小部分，武斗死人如果除去军队搞大屠杀，例如浙江为毛泽东专列通过搞的横扫十几个县的大屠杀，广西的大屠杀等杀死的人，那么，死人数量非常小。武斗死人的单位非常少。而每个单位几乎都有因为审查死的人。而且有的大单位还往往死几个人，十几个人。

至于造反派组成，飞呢文章说造反派主要是成分不好者和他们的子女组成，这是不正确的。造反派的主要成分，是一般没有权势的民众及其子女，其中绝大部分的成分仍然是所谓的“红五类”，即共产党所说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他们占大多数。当然出身成分不好的进造反派多一点。进保守派少一点，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成分上的差别，主要是因为保守派保当时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干部，所以干部子弟及党团员多一点。保守派的代表联动，他们几乎清一色由干部子弟组成。

1967年下半年以后，一些思想比较深刻的朋友开始认为中国社会是红色官僚阶级统治，（本人，在1965年下乡搞社教时，曾经写过一些笔记，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以后一直是沿这个思路发展，及到1981年入狱，我论述当时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及特权官僚专制统治，成为判刑大罪）。 但是这些人，因为对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完全相反，分成了两个方向。一部分走向极左，以杨曦光（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特点是主张用强化专政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造反派中的多数是这个倾向，他们中很多人后来倾向四人帮，走向”全面专政”。另有一部分走向右的方向，开始要求取消特权专制（专政），实现民主，以笔者和李一哲为代表，（根据王希哲说法，他们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是特权官僚统治,这里只是说民主倾向）。当时这个倾向的人往往倾向与周恩来邓小平实行一定形式的结盟。笔者本人及浙大红暴，就是从1967年起就开始反对林彪四人帮这些人，支持周恩来。走向这个倾向的有一般无权无势的民众，文革和历次运动受迫害者，造反派则只有一小部分。四五运动就是这个倾向的产物。这个倾向的人物后来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骨干。

但是，除了都认为中国是官僚阶级或阶层统治这个共同点以外。左和右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原则上或策略上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制度，因为这是当时唯一能为中共容忍的东西。右的朋友推崇它，是要推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我在七十年代初的几篇大字报和文章，都是论述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问题的。

文革是及极其复杂的，郑义等朋友把文革分成两个文革，下文飞呢实际上也接近这个思想，这虽然有点粗糙，但有很大意义。

2004-7-25

最近，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的出版，和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杨小凯）的去世，成了我对文革进行再思考的两大因素。特别是读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和他的狱中回忆录“牛鬼蛇神”以及作者后来的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使我对文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此对如今的中国民主运动的走向也进行了思考。

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

就像如今许多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对“六四”不知晓一样，我虽然也经 历了文革，但对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清楚，坦白地说是认同官方对文革的定论即“十年浩劫”的。这是因为文革开始时，我还不到十四岁，既不成熟，在政治上又十分的迟钝。加上官方对许多敏感事件的封锁和歪曲，因此，对文革的印象就是毛要搞刘，搞极左，结果成了群众斗群众，百姓杀百姓。最后打烦了，打累了，经济崩溃了，没饭吃了，只好停止斗争，恢复旧持续，复辟搞经济了。

第一次听到对文革的不同声音是大约在1985年，我当时给人美做连环 画。我的责任编辑叶欣对我说，历史会对文革做出评价。文革是人民群众反特权，反官僚的革命。当时的我是一头雾水。我相信，甭说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即使是许多民运的积极分子们，都是接受官方对文革的定论的。

事实是，文革是毛利用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不满发动的。由于49年共产党掌权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到后来的三面红旗，中国老百姓政治上没自由，经济上没饭吃，饿死，被杀死，几千万，因此早已是心怀不满。至使六十年代初许多地下异议组织相继成立。毛利用这些不满，发动了文革，目的是把这些不满引到刘邓身上去继而将他们打倒。而保守的政府系统亦利用群众，与毛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较量。像文革初期，保守的政府系统控制了毛发起的运动，使毛的计划失败。于是毛转而支持中学中出现的“红卫兵”来踢开刘邓的工作组。”刘邓一旦发觉毛泽东公然支援被他们打成非法组织的红卫兵，于是马上又接过这张牌，支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把矛头转向四类分子……当时刘邓及周恩来的国务院都直接支援鼓励老红卫兵打杀黑五类的行?周恩来的爱将周荣鑫，后来还直接给杀人最凶的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财政支援。”（杨晓凯’再谈文革’）眼看刘、邓、周又扭了斗争方向，于是由陈伯达出面发难，批血统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造反派出现了。造反派主要以所谓成分不好者或他们的子女组成。北京当时的“狗崽子”遇罗克和同情他的“四三派”都打着支援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口号，与同情“联动”和“血统论”的“四四派”据理力争。在那个阶段，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相互利用。

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可以说是造反派的宣言。据作者本人解释“中国向何处去”出台背景时说，作者”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自然这种直接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言论，立刻遭到了封杀。而造反派被利用完毕，亦遭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像文革后期的清查“五一六”，清查三种人，以及道县屠杀，广西屠杀，成千上万人被杀害。远比六四残酷得多。

因此，毛发动文革是为了清除异己。人民参加文革，是为了反中共特权阶层。文革是中共取得政权后与镇压人民与反镇压的斗争的一环。它既是即使十七年历次政治斗争血腥屠杀的继续，又是后来八九运动被镇压的预兆与榜样。

八九民主运动是文革的继续

六四运动的过程与文革亦相似。它也是百姓中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爆发。仍旧是人民与特权阶级的斗争。是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人民对政府不满的继续。但是又是与政府内的改革势力遥相呼应。而同时亦得到了政府内改革派的同情与支持，这也是它为什么持续那末久，影响那末大的原因之一。而后来保守派也是利用群众的情绪，激化矛盾，最后以镇压收场。（政治上不成熟的学生上了当。使运动后期失去控制。）文革中，共产党屠杀了造反派后，掩盖历史，说是造反派进行的屠杀。由于六四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并且是在世界通讯媒介百倍发达于文革时期，因此不能嫁祸于人，只有掩盖和歪曲。文革中，镇压造反派被认为是结束文革的必要手段，八九屠杀，亦被称为为了稳定和发展经济。

文革中的造反派，多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目的在“建立红色政权”。换句话说，是个谁掌权的问题。而没有考虑怎样以政治体制来杜绝官僚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是变相的农民起义者。文革后，民主国家的政治经验流入中国，因此，六四不仅提出了反官倒，还有了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这也是对政府内改革派的支持）虽然有了进步，但由于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不连贯性，当时的六四运动的领袖们的斗争形势仍旧是请愿的形式，其形式和政治目标与二十多年前的文革群众斗争的形式相差不大。都没有提出壮大政治反对势力的任务──共和及宪政的组织基础。虽然有“高自联”“工自联”，但都是极松散的群众组织，加上没有政治斗争的历史与经验，不能成为政治力量。

文革中的造反派与八九运动的参与者，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可是由于政府的有意歪曲和误导，后者对文革是认同官方定论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政府对文革造反派的镇压或是不知道，或是认同的。”例如当邓小平指责八九民运是文革的造反运动时，民运份子纷纷辩解他们不是文革造反派。这种辩解首先认同了当局对造反派的政治迫害。在他们看来，迫害坏人是对的，祗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坏人和反革命。”（杨小凯’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初探’）认同历史上政府对反对派的迫害，就是为后来的对自己的迫害敞开了门。

明确方向

政治就是互相利用。文革，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八九年的六四，都是群众与政府内的势力互相利用或互相呼应的。这也是因为中国缺少解决社会问题的体制，群众中的不满，政府内的争斗，只有靠运动这一畸形的形式解决或缓和。每次运动之后，政府内总是有上有下，社会上总是镇压和平反。

目前的民运人士中，停留在文革初期水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可能仍不是少数。不过，要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民运，是不会成功的。反之，总结历次运动经验，民运应以培养和加强政治反对力量为目前的工作重心。因为没有一个能与共产党抗衡的政治力量，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然这里有几个可能性。其一，将国民党从台湾请回大陆。其二，共产党一分为二，或三。（于其党内打斗得不可开交，不如分裂为两三个党。）来互相制衡。目前以海外为基地的民运各党的力量不足以与共产党抗衡。（要知道，当年袁世凯成了大总统是因为他在当时的皇室内是一个有威望的改革派。而当时的革命党的影响在社会上是很小的。）虽然这些可能性目前看来很小，但仍旧是”可能”。

另外，目前国内不满情绪是空前的。有可能出现六六及八九年的党内与社会联合的情况。因此，民运的任务是在鼓励群众的维权运动同时，要进行公民教育：不要陈胜吴广，要宪政共和。其次，与党内改革派呼应，并利用其改革政策，分化争取。最后，最重要的是研究历史，对历史上反对集权统治的反对派有所认同。联合一切反对派，壮大力量。

这里便遇到为什么中国民主力量薄弱的问题。中国的民主运动已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从49年以后就没有断过。到如今仍旧像个孩子。力量单薄，政治上不成熟。这与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呈现明显的中断性，分不开的。正像杨晓凯所云；”其特征是后起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很少对先前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认同感。其后果是：中国自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经验没有得到继承和积累，也从没有产生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人物。与同时期发生在波兰、南非和南韩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相比，显得极不成熟，老是长不大，更没有产生过象瓦文萨、曼德拉和金大中这样在各次不同政见运动中有连续性影响的人物。”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陈佩华也说过，官方的有意误导和对于文革历史的有意歪曲宣传，是造成新生代持不同政见运动（八九民运）不认同《北京之春》及文革造反派的原因。而对文革造反派屠杀的认同，是造成六四屠杀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愿今后有更多的人特别是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研究文革，研究中国迫害反对派的文化，使中国的民主力量进一步成熟和壮大起来。

7/04(//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