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4日讯】1957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整风反右运动，迄今已48年，1979年右派“改正”，也26年。当年官方公布的显然缩小的右派数字，达55万多名；同一时期，同样性质被定为反革命、叛徒、反党分子等未计在内，中右分子不在其内，还有复查右派改正时，有不少人22年来，一直以右派罪名遭迫害，劳改回来一查当年未戴右派帽子，也不算。1979年复查右派是否应“改正”，仍以反右时定性的“六条标准”来衡量，最终99．9%以上的右派还是划错了，仅留了几个右派的“样板”不予改正，以维持“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即使如此，当年55万多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的10%以上。右派改正时，所扣的22 年工资，分文未补发，一般只恢复反右前的原工资。改正时大多回原单位，不少重新安排工作，有一批回原籍自谋职业或当农民。从反右到十年浩劫，数以万计的右派已在劳改、折磨、饥饿中死去，右派的家人受到株连，这些都未作任何精神补偿。

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运动，到1979年右派改正时，中央只作低调处理，除了一纸改正书外，未开一次重要会议，总结反右的历史教训，更未向人民群众表示歉意。反右时轰轰烈烈，改正时无声无息，这反映执政者的心态。人们不禁要问：文革中的“走资派”不仅一律平反，补发了所扣工资，许多人官复原职，有些还高升，并开会总结批判“两个凡是”。而同是毛泽东迫害的右派，不予平反而只“改正”，似乎反右只是错案，不是冤案！因而也就不需以史为鉴了。当年的右派，经历了反右、劳改、大饥荒和十年浩劫，到“改正”时已死去有多少，官方未公布数字。又过了二十多年，今天仍活着的，年龄最小的也在古稀以上，人数不足当年的一半。

这些来日无多，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老人，以及他们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今天向中央旧事重提，是要讨个说法，以表明今天的中央是执政为民的，是敢于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从而以实际行动，彻底平反并对反右的受害者和已故者及其家属作出物质和精神补偿。

一、反右是必要的，还是非法的？

1978年，中央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主要针对文革中的“两个凡是”的问题。而同一年中央发的关于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尚未体现实践标准的精神，只对右派经复查是否可以“改正”，至今未改变“反右还是必要的”结论。这说明“两个凡是”阴魂不散。

1957 年的整风运动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鸣放，帮助党整风，保证“言者无罪”，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当年的部署和承诺，正说明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不是自发的，更不存在所谓“向党进攻”。中央关于整风的决定发布刚过了半个月，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阴谋成了“阳谋”，对知识分子“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还未抓，毛泽东就将“右派”定性为敌人，列在“地富反坏”之后了。从1957年下半年到第二年整风补课，就抓了大批党内外55万多名右派，这些人普遍戴上右派帽子，降级降薪，扣发工资一至五、六级，大多发配各地和边疆，劳改劳教，许多被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是党团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团籍，有不少被关进监狱，葛佩琦就关押了18年。右派中有著名的思想家顾准、李慎之，民主党派章伯钧、罗隆基，起义将领龙云，著名作家冯雪峰、吴祖光、艾青、丁玲，浙江省长沙文汉，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科学家钱伟长、束星北、黄万里等，还有北京大学的右派、女中豪杰林昭，1968年4月因“恶攻”罪在上海狱中时被枪毙。

近五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反右是否必要，正像今天有人再提文革有无必要一样荒唐可笑。当年右派改正时的复查标准，竟然仍是毛泽东定的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一标准在文革后已漏洞百出。例如： “分裂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条罪状，有不少人对毛泽东要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提出意见，这一先见之明的观点却以“反苏”罪定为右派。顾准就是因中苏谈判中顶住苏联压力被打成右派的。反右不到十年，六十年代，正是毛泽东带头“分裂社会主义阵营”，批判苏修和社会帝国主义，其调子远超过“右派言论”。而毛泽东，则成了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救星”！反右复查改正的事实也证明，99．9%以上的右派都划错了，“反右是必要的”已纯属欺人之谈，在逻辑上已不能自圆其说，何况，许多“右派言论”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不是毒草而是香花，是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

毋庸讳言，邓小平同志曾参予策划过反右运动，后来他也说过“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话。今天仍维持这一结论，正说明“两个凡是”流毒之深。可有些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充耳不闻。小平同志还说过：“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十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小平同志公开承认反右时中共犯了左的错误，以左反右，并将它同十年浩劫联系起来，指出反右运动中国吃了苦头。今天的中央领导，大多与当年的反右无关，但作为执政党领导，还是应该以史为鉴，承担历史责任的。小平同志坦荡面对历史，承认1957年下半年后，中共犯了左的错误，实际上已不再坚持他“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说法，我们有什么理由，无视小平同志后来对反右的正确表达呢！

1954年，由毛泽东主持，全国人大通过了建国以来第一部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大权独揽，未经全国人大讨论和授权，动员大家鸣放，然后背信弃义，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的任何不同意见，采取大规模的打击报复手段，把五十五万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打入十八层地狱，将他们划归反动派，长达22年，造成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中国历史大倒退。

《宪法》第17条：“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整风初期，毛泽东号召“鸣放”提意见，宪法也赋予公民有提意见和监督的权利。但是，他只喜欢对他“山呼万岁”，敌视任何不同意见，否则就让你大祸临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如此，对党内同志如此，后来甚至对高层领导如彭德怀，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不运动群众，斗得你死无葬身之地，而他却依旧“万寿无疆”！刘少奇曾作过第一部宪法的报告，最后宪法保护不了他自己！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漠视法纪，操纵专政机器和愚弄群众，专制独裁的现实！

《宪法》第17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资上的便利。“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第95条：“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剥夺公民应享受的自由权利。

建国初期，他带头批判《武训传》，剥夺文艺工作者艺术创作的权利；宪法上保护“通信秘密”，毛泽东则将胡风私人信件公诸于众，编造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大批“胡风分子”遭到逮捕，制造了大规模的文字狱。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毛泽东也要“一边倒”，提倡学习苏联的米丘林学派，批判美国的摩尔根学派，将留美归来的生物科学家改行打杂，从而导致了中国生命科学长期滞后。反右中毛泽东变本加厉，编造了根本不存在的“章罗联盟”，捏造了葛佩琦“杀共产党人”的 “右派言论”，进而将其逮捕。在大规模镇压“右派”的基础上，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大肆赞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反科学论点，导致人为的大饥荒，数千万人被饿死。文革中毛泽东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学长期停办，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他利用红卫兵斗“走资派”，导致了空前的民族灾难长达十年。

历史的实践表明，反右是建国不久后规模最大的冤案，把55万多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把民主党派的骨干力量打下去，政治迫害长达22年，仅仅轻描淡写以“扩大化”三个字，是无法抹掉这血泪斑斑的历史的。因此，反右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是非法的。反右的非法性，不仅表现在违反宪法，并在中国的民法和刑法中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建国初期的法典里，是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罪名”的。毛泽东个人编造“右派”这一罪名，来迫害知识分子，把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更是非法的。反右的严重后果，以及它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台湾人民对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感到害怕，这也是影响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彻底平反右派这一大冤案，以史为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1954年《宪法》第97条：“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失，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当年的右派，22年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折磨，难以言表。全家和亲友受到株连，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右派子女受到歧视，影响升学和就业，生活艰难。文革中雪上加霜，普遍家中被抄，有许多被殴打，甚至迫害致死。六十年代某地一个劳改队，管了120个右派劳改犯，一个冬天饿死了80人。

今天这些受害老人要求中央正视这些长达22年政治迫害的历史，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有个公正的说法，彻底平反右派这一大冤案，并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是符合今天“以法治国”的精神的。我们要求补偿，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扣发工资是政治上的处分，是“有罪”推定而造成的。它进而导致受害者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双重折磨。我们要求补偿，是为了反右受害者是无罪的，为了维护公民的人的尊严，维护宪法所赋予公民合法权利，也是向中央呼吁尊重人权，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平反冤案，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社会的和谐。

1947 年，台湾爆发了“2．28”爱国民主运动，这是一次武装暴动，遭国民党当局镇压。1995年，也是48年，当时在台湾仍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对2．28事件请民间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登记造册，然后对这一事件彻底平反，800余名受害者及家属，普遍得到了数百万元新台币的赔偿，树立纪念碑，建立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的，我们相信中央今天也应该能做到。

反右迄今已48年，当年对右派的处理也十分复杂，由于原单位的变化，档案也有遗失。但可以 1979年右派改正时的档案作基础，再加调查核实，本人和家属提供人证物证，还是可以弄清楚的，难度在于已死亡的大批右派，需靠家属子女及原单位同事、亲友提供资料。这22年中，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提了两级，而当年的右派则降了工资。当年右派被扣工资的补偿问题，还涉及48年来的物价指数，这些年物价上涨平均在20倍左右，这同当前工资标准也可反映出来。最近中央提出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由800元上升到1600元。这1600元起征，正反映了五十年代工资标准的20倍以上，当年的工资六七十元的，正是中低档工薪阶层的收入。因此，补发所扣当年右派的工资，以20倍为宜，22年为限是适当的。

至于22年中的精神补偿，应包括受害者、已故者及家属子女受到的株连。湖南的受害者老人向中央反映的要求是比较合理的，即精神补偿每年人民币一万元，22年为限。

反右迄今已48年，我们建议中央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执政为民，由远及近，彻底平反右派大冤案，认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中国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这对 21世纪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小康和社会和谐的到来，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对促进两岸关系不断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中央如能作到这些，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谨上

2005-9-18

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签名

史若平（执笔、山东大学，电话0531/88633359）

山东大学: 乔幼梅、沈为霞、金中、董亚君、李昌玉（lcy618@126.com）

山东省： 邵伟志

赵鹤祥、阮昌群、刘承宏、刘芳、吕家乡、王士侠、冯滨（济南）

刘禹轩、高芒、田广渠、张剑华、杨阳、俞冠英（青岛）

陈漫（烟台）

北京: 杜高、徐梅芬

上海: 陈敏之

四川省：梁国政、李普杰、来惠章、童乃德、孙勇烈、李永昌、丁恩祝、张仲良、程德荫、戴国柱。

浙江省：朱顺全、蔡其泰

江苏省：李玖葆

湖南省：李立礼

云南省：刘开勋、杨正治、李自谦、霍志德、张愿尧、潘文、戴仰真、张书诚、甘良才、于明达、翟相廷、马家骧（沈碧波）、孟昭兰、金维申、王玉、邵正祥、（杨振翠）杨耀光、龙应生（李惠娟）、刘家兰（尹煜举）、杜明华、袁克文、高文江、余百川、朱江、朱励、郭扶民、蒋先明、杨君德、熊国宏、马应达、齐济侪、丁一峰、马体元、方舟、邓慕云、刘宗仁、卜曰良、方秉沅、杨惠如、朱之凡、刘世荣、马云、王若愚、尹凤翔、朱熏南、刘精武、杨作相、马□、王雄图、邓燮刚、刘曜、孙汝鑫、华定仁、李林泉、余自明、杨瑞勋、李晋元、（杨星秀）、李桂珍、杨贵富、杨承景、杨子裕、吴宗良、李云龙、杨崇舜、杨震东、杨镇、吴加寿、吴洪训、何应宗、宋耕云、周开创、张喜、吴以采、曹厚光、易光林、周保谷、张煜、沈斯成、苏家耀、周和俊、张训、张天文、何德宗、宋竹娴、周家猷、张德一、张守仁、陈明伦、陈天锡、金惠林、官菊芬、郑汝馨、陈庆功、陈文宽、金惠生、赵益寿、郑永灿、陈必金、陈式文、武丕奇、赵玉琨、胡家骅、陈凤威、陈汝德、陆瀛、赵儒淳、洪天民、段金福、唐鄂中、黄邦宁、税鼎铭、赖建、查国选、聂荣富、曹国栋、蒋谋剑、鲍光甫、徐光壁、倪子芬、符惠英、蒋兴民、解宇琼、徐佩觉、栗继武、曾心和、靳奇珍、蔡源、蔡耀宗、谭浩然、魏元彪、熊彬、樊正坤、杨光华（括号中为前者的家属）邵正祥（昆明,电话 0871──6454140）

签名请寄：lcy6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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