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3日讯】“本人脸不厚、心不黑、口不甜、骨不软；犯上不作乱、崇洋不媚外；不请不送、不吹不拍、不淫不贪、不卑不亢。”这是 1990 年姚立法竞选湖北潜江市第二届人大代表时的自述。这位被称为“姚代表”的民主斗士，1987 年开始参加潜江市人大代表选举；1998年，他第一次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正式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去年10 月，他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观摩美国总统大选。
他行走在中国基层民主道路的最前沿，虽历经磨难但为民主奋斗之痴心不改，“下一届潜江市人大换届我肯定还要参选”。他总结了参加选举的八大条件： 1 、为人无懈可击； 2 、熟通相关法律； 3 、经济上撑得住； 4 、家里人支持，起码不反对； 5 、不怕吃苦，不怕吃亏； 6 、身体要好； 7 、不怕失去工作； 8 、有适当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
本报记者在“首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会议间隙就村民自治、人大选举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选举阻力来自乡镇
湖南衡阳，因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的一篇调查《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而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衡阳农民为抵制税费负担而自发成立农民维权组织。
今年6月前后，姚立法去了几趟衡阳，观察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他对一个镇进行了普查，全镇51个村的换届选举没有一个是规范、公正和合法的。
“农民希望把选举搞成真的，竞选很活跃，很多村民派发竞选材料。但这些竞选活动却遭到地方政府的百般阻挠和禁止。”姚立法说。
“衡阳关于村民选举的档就直接与中央抵触。它把中央文件规定的离任审计变更为只审计离任当年，故意漏掉任期前两年的审计。”
有学者分析，“免税后，乡镇政府与村级的经济关系不再紧密，乡镇也不再控制村庄的选举了。今年的选举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对此，他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击。姚代表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比较偏僻的村庄，乡镇政府会压制竞选者，因为竞选者有一个口号：清查历史债务；而在城郊的村庄，土地的巨大利益使乡镇政府的控制欲更强。另外，一些办证等方面的乱收费项目依然存在，如在衡阳某些地方，办个身份证就要收120元，而民选村官可能会带头抵制这些违法现象，并会向乡镇政府争取本村的各种利益。”
村委组织法有缺陷
“村委会组织法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救济条款，如果我竞选村官时权利被侵害，或者选举组织者违法，比如投票不公开、无选举会场、无秘密投票间等违法行为，我是否可以去法院起诉呢？法律没有规定。”姚代表说。
“我们的法律本身就有问题，而有问题的法律执行起来又有问题，选举都未搞好怎么就进入‘后选举时代’了？”他针对的是清华大学博士仝志辉提出的“中国已进入后选举时代”之说 ( 见今年8月27日本报第一版《后选举时代尤重自治》 ) 。
美国观摩选举的经历让他有了国际视野。“村委会组织法法条模糊不清，缺乏操作性”，姚代表说，以选举法为例，“我们国家的选举法总共才7000个字，而美国有一个州的选举法就有13万字。”
记者向他请教“贿选”的界定。他说，“贿选是指竞选者给选民好处以改变选民投票意向的行为。中国的村委会组织法没有对此作出规定。”
另外，在美国，选民对竞选者捐款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但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比如个人对某个候选人的捐款一次不能超过多少，一年捐款的总数也有明确的限制。
“在我国，这也是个法律空白。”姚代表还提到，“我参加竞选时也有人给我捐款，但都被我拒绝了。如果接受捐款的话，我会把这些捐款人、捐款金额等都公开。这样我才不会违法，但捐款人却可能因此被行政机关找麻烦。”
他告诉记者，“我不想把好事变成坏事，有钱能做事，没有钱也能做小事。我竞选用的都是自己的存款，尽管这样还是被许多人查过。”
村民自治应当坚持
今年，全国村级换届选举进入第6届，广东的村级选举进入第3届，对村民自治选举的形式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声音，对此姚代表有自己的看法。
有些学者认为，选举不适合中国文化，会导致村庄的分裂。姚代表以打麻将作比喻来回击，“中国人打麻将的很多，四个人坐下来之前先要商定一个规则，如果没有规则或者谁违反规则，那肯定不是打麻将而是打架。”
“所以分裂、混乱从来都不是合法选举带来的问题，而是非法的、不公正的选举造成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对于另外一种流行的观点，即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会减少，村民自治也会变得没有意义。姚代表认同农村人口减少的事实，但“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且只要一个村庄有公共的利益存在，就需要对内服务管理和对外争取利益，也就需要有一个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言人。”
姚代表说，村委会选举应该坚持，如果不能坚持，更高一级的民主就没法进行。如果占中国最广大地域和最多数人口的村民自治搞好了，那么基层社会一定非常和谐。
来源:南方农村报 来源时间：2005-10-31(//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