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简评冼岩《认识中国的方法论──兼答朱学渊先生》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9日讯】[按]冼岩是多维网可疑专栏作家之一。目前网上出现不少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奇怪理论来为专制辩护的人和文章，与国内官方和民间网站不断贴出的老百姓要求共产党下台，号召造反、革命、甚至暴动的意见一起，从正反两面反映了专制制度生死存亡的生存危机。但是，尽管象冼岩之类的人，他们的观点往往模糊得不知所云，自相矛盾，大多数东西，没有必要去理睬，但有的重要观点，仍然有研究的必要。例如本文反对的”制度决定论”。
我在1973年和74年公开贴出的大字报中，曾经不断强调当代”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在于特权制，官僚制，等级制”等等专制制度。”在于实现民主制度”。并且是这些大字报论述的中心内容。因此，我是冼岩批评的”自由民主人士”中，”制度决定论”的最早创导者。但我的制度决定论始终是有前提的，就是指当代中国的问题。我主张的是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主张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因此既反对经济决定论或中心论，也反对政治决定论或中心论，反对任何夸大人的因素中某个单一因素的做法。并且我的文章始终把民主当作实现和保障人的自由的手段，始终主张自由原则总体上重于民主原则。
笔者关于现代化三个层次的理论，批评了四个现代化，五个现代化的说法，认为他们只是讲了具体层面的现代化，并且他们几个几个的划分也很不科学，从总体上论述了人的现代化是最深层次，最根本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层次的现代化；第三个即具体层次的现代化则是浅层次的现代化。
而且，制度有各种制度，制度决定论并不就是政治制度决定论。如前所述，我们仅仅主张当代中国特定条件下社会变革的政治制度决定论，也即反专制制度的民主制度决定论。而且许多号称民主人士的人，实际上往往大谈经济决定论，大谈经济改革先于或者优先于政治改革，民主人士不把民主放在优先位置，就不能称为民主人士。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而是经济改良派人士。
我这里用了”民主人士”的概念，这个名字及”民主派”等名词，是七十年代末，我们曾经考虑的名字，记得邓小平讲话中因此还攻击过”民主人士”及”民主派”。但因为中共把那些依附于中共专制的”民主党派”称为”民主人士”，成为对民主人士的一种讽刺，所以我们后来改称”民运人士”。现在”民运人士”这个名字被中共及盗用这个名字的中共特务搞得很臭，我们又无法不让他们用，并且民运圈基本上为中共控制。因此，也许将不得不采用其他更进一步的名字，以示区别。
特定条件下的政治制度决定论也不是政治制度万能论。作为中国当代特定条件下的政治制度决定论的创导人，我的文章就曾经大量论述人的素质，道德及其他问题。因此，冼岩把特定条件下的政治制度决定论，任意夸大，并且混同于制度万能论，然后加以攻击，这是为中共专制诡辩的谬论，反映了他辩护士的本色。
到底谁是”类人孩”？我想，读者自可评论。
2003-11-16
附原文及朱学渊评：
学渊评：这个冼岩是在答那个冼岩，而没有回答我任何问题，他说他”与朱学渊先生以及其他许多’自由民主人士’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制度决定论”的看法，其实他的要害是反对政治改革。我倒要问他，共产党如果不是”制度决定论”者，为什么就不放手政权呢？毛泽东又为什么要坚持”政治挂帅”呢？他们是吃这口饭的，有个班子写文章，只是思想很混乱，口径不统一，这般的荒诞的言论，我没有时间去驳斥了它了。
附：冼岩专稿：认识中国的方法论──兼答朱学渊先生
在有机界和社会领域，事物现状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其中某种因素发生变化，事物状况也必然随之变化。同理，中国今天局面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当某些人断言政治制度是决定中国兴衰的”根本要素”时，他们实际上已事先预设了几个并非可以不证自明的前提。
由于不可能否认现状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突出政治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只有两个途径。要么，证明政治制度是所有起作用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即它不但决定着事物现状，同时还决定着其他因素的状况；在各种变化过程中，它是唯一起主动、主导作用的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随之变化、是因动。
另一个途径是，论者必须证明，虽然多个因素都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唯有政治制度的变化是人为可以控制的；其他因素，都对应着某种自然过程，人为干预作用有限。因此，人类改变社会的努力只能从政治制度入手。
第一种思路曾经风行一时，这就是所谓”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决定一切，制度”进步”则一切随之改进、制度落后什么都落后。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曾经支撑了这种观点，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是，正是由制度决定论者们极力促成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实践进程，终结了这种制度神话。广大后发展国家在嫁接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后，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和淮橘成枳；许多南美、南亚、非洲国家在完成政治转型后，在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方面的变本加厉，其严重程度比之中国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大多教”转型成功”的东欧国家，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非但有减轻，而且迅速恶化。政治制度转型国家所普遍表现出来的，以贫富分化、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失范，乃至软政府化、经济增长乏力等现象为共同特征的拉美化趋势和东南亚或东欧模式，使人们不能不对”制度万能”观念表示怀疑。
即使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大力鼓吹者亨廷顿，面对大量经验资料，也不得不承认，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面临一系列严重问题，如重大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等等。”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吗？”他的回答是：”在某些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成功处理一些个问题。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似乎极可能的是，第三波民主政权不能有效处理好这些问题，而且，他们将极有可能很难比他们的前任威权统治者更成功地做到一点。叛乱、通货膨胀、贫困、债务、不平等与机构臃肿都将多多少少继续存在，就像十年前的情况那样”──大量的经验资料表明，后发展国家即使实现制度转型，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也难以获得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绩效，难以有效解决自己国家面临的系列问题。采纳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即可有效解诸如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等系列问题，一命题至今未得到世界范围经验资料的支援。通过大面积的案例观察，学术界倾向于承认：迄今为止，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一地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其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性。
虽然严肃的学术研究并不支持制度决定论的结论，但这并不妨碍某些西方制度的鼓吹者们自作理解、自我标榜、自行鼓吹，仍然向大众灌输西方制度优胜论那一套，将社会的优劣成败都归结为制度原因。但是，也有一些人换了思路，即换成上述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人论证说，虽然还有其他因素，例如人口、资源、经济、技术等等，都能对社会状况发生重大影响，它们的重大变化可单独导致社会本身发生剧变；但这些因素都对应着各自自然过程，人力干预作用不大、效用不彰。只有政治制度，才是人力完全能够把握、是人的努力可独自加以改变的。因此，纵然政治制度和其他要素相比，只具有同等、甚至可能还颇有不如的作用性和影响力，改变政治制度仍然是人类最方便快捷的推动社会进步方式。
认为政治制度可随意改变，这是一切政治改革优先论、政治制度决定论和政治改革即行论所必然预设的逻辑前提。但这种前提，只是一种想当然的理想化假设。它根源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盲目冲动、根源于”一揽子解决问题”的理性自负，并没有得到经验和理论方面的重要支持；反之，这种冲动在实践中一再遭遇挫折，这种自负在理论上一再被证谬。
实践方面，不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改造实践遭遇重大挫折，基本上已由灿烂归于平淡；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实验在后发展国家也步履维艰、四处变形走样。理论方面，从哈耶克开始，理论界即已开始批判人为改造和建构制度这种人类”致命的自负”。如果说在哈耶克那儿，这种批判还缺少”反思平衡”的基本理性，只针对社会主义而不针对自由主义；那么时至今日，在经历了自由民主制度在后发展国家人为建构的大量例证后，思想界已经把怀疑的眼光投向”普适制度”本身。
人类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积累，一直被认为并不具备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精确性。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制度变迁方面最精确入微、最具科学性的理论成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根据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发现，经济运行中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效应，即人们并不一定会为了追求更高效的制度而改变自己早已习惯的制度。这种效应的形成，背景原因很复杂，但它确实是一种”客观实在”。制度变迁要克服这种”路径依赖”效应，就只能渐进、只能从局部性开始；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是真正可行的、才是正向性的、其效用才是可以持续积累的。
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只有可能的东西，才会被提出的、被实行；不可能的东西，设计再精美、口号再漂亮，终究只是镜花水月、只能白忙一场，无非事先赢得一些掌声、事后赢得几声叹惜而已。那些执著于七彩肥皂泡的人，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优先关注现实可能性而非理想化的必要性，这是我与朱学渊先生以及 其他许多”自由民主人士”的根本区别。
关于如何渐进，当然会有不同标准、不同尺度、不同判断。但不论以何种标准、何种尺度衡量，开宗明义即提出要社会最大强势集团（执政集团）放弃其根本利益（一党专政），甚至要其自置于前景莫测、可能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的死地和险境（民主即行），这无论如何也不是”渐进”，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可行”。能想出这种直截了当、便宜简单的方案主张，并且全神贯注、持之以恒，自己还经常为此感动不已、激动不已的人，吾无以名之，唯借名名之曰：”类人孩”。
多维新闻网2003年11月13日21:23:51(//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