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采访报导)旅居海外的异议人士王丹和王军涛在洛杉矶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百姓在维权的过程中首先得消除害怕打官司的心理，因为律师的辩护和不同个案间的相互声援能对法律修改起到积极作用。

在中国社会，多数人对打官司存有不好印象，通过上法庭、捍卫个人权益，往往是人情事故最下策。王丹认为，如果一心期待法治健全，却又缺乏勇气去就法论法，进而通往修法的目的，就难以撼动当权者保守且僵化的思维。

王丹：“大部分人都比较放心，就觉得说反正法律也没什么用，就不再去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但是，我想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比较积极的用现有的法律武器，哪怕它不健全的话，那这种群众的参与，会迫使这个武器逐渐的修改自己。这个方向就是说不是政府去推动，而是民间、社会来通过维权，来去落实法律。”

王丹表示，出现在中国各地的维权事件，当事人、律师难免背负司法风险；但通过不同地区、不同个案的相互声援，也足以凝聚出法制建设的新方向。

王丹：“法制建设过程中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在还没有健全的时候，包括很多律师自己也受到生命威胁，甚至被监禁；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情况，它更需要团体的合作啊，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相互的声援，包括朱久虎这样的事情，相互的声援来推进法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给人希望的一个方向。”

王军涛则认为，胡锦涛上台，新的领导班子，对外展现比较开明的公众形象，律师过法庭辩护，落实维权的力道也更为具体。

王军涛：“确确实实是中国很多、很重大的问题，现在都是律师通过打官司的方式在解决，就是哪里中国老百姓有头痛问题，那里就能发现律师。过去只有记者，一般没有什么律师；现在律师逐渐出现，这些都是重大进展。”

王军涛和王丹都赞同通过打官司，必要时诉诸国际舆论，最后再以法庭外的社会运动作后盾，将是中国社会追求维权和健全法治的重点渠道。

王军涛：“我认为律师通过打官司之间，会有很大的推动中国进步的空间，但是如果离开了法庭之外的社会运动，那它是不是在体制内都很难得到很强有力的支持。首先，高层领导就听不到这声音；那么再一个呢，如果真的想解决好中国的根本的制度匡架的话，来创造一个打官司能解决问题的制度匡架和环境的话，还需要政治上的变革，这时候就是政治犯对于政治上的搏奕就是至关重要。”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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