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4日讯】“我比白毛女还惨”

一位投资人跟我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油井就像我们的喜儿，政府就像黄世仁，喜儿一长大就让黄世仁抢去了，我们都是杨白劳。”毛主席在陕北准备东渡黄河往西柏坡转移的时候，曾经跟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往白毛女的故乡去了。”在六十余年后的陕北，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准备讲述陕北另一个白毛女的故事。

“我叫杨春旺，57岁，家住小河乡前河村，家里有8 口人。我是从1999年开始打井的。第一口井和别人合打，是99年的7月份。当时见别人都在打井，政府也在宣传鼓励让私人打井。有很多人打井也挣了钱，我们心里也想打，但是我们没有钱，心里底气不足。我们还是一直筹画着想打井，后来我和我们村的贾树全老在一起合计，可大家都很穷，你们不晓得我们现在穷到什么程度，比我大些的说还比不上解放前。我们村子小，全村才一百一十个人，我和贾树全实际上把全村人都找遍了，就想打井。打井大家都赞成，但是一家连几千块钱都弄不上。村里凑不上我们就到村外去找人，后来我们去青阳岔找了一个姓王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唉，这几年让政府弄得一点记心都没有了。”

“我和贾树全、姓王的，我们三个人凑了90万，大股东是我们三个人，每个股东后面是一大群小股东。我自己这边只有四个股东，其他钱都是高利贷借的钱。这口井我们实际上花的是120万，因为买井位还花了15万元。后来井上压裂出了两次大的事故，又花了十几万元。这口井开始出油也不理想，一开始只能出一吨，后来降成了几百公斤。那时候原油价低的才几百元一吨，这口井我们赔惨了。2002年其他股东都赔得撑不住了，最后将井折价十四万给了我，出油量仍然是几百公斤，还三天两头出问题。我咬着牙又凑了些钱，彻底地把它大修了。刚大修好，就被政府抢走了。这口井才补了四万多，分到我手上的才一万多。”

“我们折腾了四年，我赔进去三十多万，还有高利息。这利息可结实啊（指厉害），2002年我又借了60万元，参加了其他四口井的投资，亏在井上了，还得从井上往回找。高利贷投入60多万元，大部分出油几个月就被政府抢走了。这四口井我的股份投入是60万元，政府才给我补了不到8万。这可一下子就把我打到地洞里了。我现在还欠人家41万元，有两分的利息，也有一分八的利息。光这利息就能压死人。2003年初开始传说政府要收井，但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来抢。政府怎么能抢，又不是土匪。回收前说是要收，我们在一起也常有议论，打井的人都说，咱们的手续都是政府批的，每口井都和政府有合同，都认为政府即使收也会给个合理的价钱，最少个人投进去的钱总该给人家给够吧。他们突然让员警来抢，没有一个人想得到。”

“6月7号井突然被抢走，很多人哭得像死了娘老子一样。我当时就躺在地上哭，这可是要我的命啊，后来我们都到省上，到北京上访，我都没去，并不是我不想去，去外地上访我去不起，我一分钱没有。榆林上访我去了，是搭别人的车。省上上访的当天就开始抓人，我没有到省上上访，我不怕，他们没有道理抓我，省上上访回来的人找到我，跟我说这下跌乱了，市公安局开始抓人了。已抓了我们很多人。我说我又没到省上上访，不可能抓我。但很多投资人说抓的都是诉讼代表，只要你是代表，不管你上不上访，都要抓。那几天我就成了惊弓之鸟，坐禁闭我不怕，但油井回收后有一些人被抓过，我们这的员警心狠的很，他们折腾你你受不了。那几天我又怕来电话，又盼着来电话，担心受怕总没个头不行。抓人开始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小河派出所打了电话让我到县公安局投案。就这一天里县公安局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当天必须到公安局投案，要不然要好好的收拾我。”

“5 口井我投资了近一百万元，你们全部抢走给我的补偿不到9 万元，我也只是在榆林上访了一次，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又没犯任何王法，当然不能让你们弄住我。我是一分钱也没有，也没办法躲到外地去，我有我的办法。我就开始藏在山上。开始几天晚上还偷偷的回家睡，但回家后常常一夜睡不着。一听到狗叫就跑出去，没动静后再偷着回来，弄得一家人都睡不好。我就干脆彻底躲到野外去，也不带铺盖，就拉了一块烂毡子，可是把罪受砸了。”

“白天还得不断的换着山头躲，夜里也常要不停的换地方。带着铺盖肯定是不方便，黑夜里常冷的我硌啾（指抱膝蹲着）到天亮。开头那段时间我还在半夜里偷着回去拿点干粮，后来也不敢回去拿了，因为家里人说公安上的和乡上的干部半夜里来过五六趟了，每趟都是六七个人，都是悄悄地半夜里翻墙进来，然后突然闯到屋里，也在我女子（女儿）家里闯了一趟，弄得家里人也睡不成。回来以后邻居讲，弄得他们也睡不成。每次公安一走，全家就哭。我自从娘肚子里出来，从来没想过有这么一场灾难。”

“后来因为不敢回家，我每天就在山上抓住什么吃什么。那些玉米生着都吃，口渴了就下山，照应到周围没有人，就跑到河里喝一肚子水，再跑上山。因为不知道山下的情况，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完，说了你们别笑话，我本来是个很坚强的人，这次把我整松了。我有时整晚上偷着哭，不敢大声号，咬着牙抿着嘴号，害怕有人听到后被抓。遭了四十来天罪，我的身体彻底日踏（垮）了。”

“一百六十多斤的身子，四十天变成了一百一十斤。我从来没有害过病，现在胃总疼的直不起腰来，在野外地上睡了四十天，皮肤上就起了些很怕人的东西，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解开衣服让我们拍照）这东西痒痒的难受，痒起来整黑夜整黑夜的睡不着，脑子里山里上沟里下的想个不停。我有时想，我和白毛女有什么两样。这罪是受日踏了。实际上细想起来，我比白毛女更惨，这该你们也知道，白毛女后来是碰上了共产党，解放了，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不欺负穷人，白毛女碰上共产党就解放了，我们怎么办，共产党的天下，榆林政府一下子让我们几辈子翻不过身来，我一辈子不识一个字，但我知道美国人不是这样。”

“我什么时候下山的，就是朱（久虎）律师释放的那几天，家里人上山跟我说党中央为我们撑腰了，说现在形势松垮了，问题不太大了，我才敢下山。下山头几天我还是藏在家里不敢见人，过了几天试着在村里边露面，结果公安又通知我到公安局，说不去就马上抓。我一想到在山上受的苦，现在天气冷了，再藏到山上也撑不住，我就干脆说去他狗日的，你们狗日的球愿怎么办，我就去了。结果到了公安局像审犯人一样从中午开始一直审我到晚上八点。我看他们实在无聊得很，一句话要反复问上十几遍，让我不能再告状，也不叫上访，什么话以后都不得说了，让我认清形势，说我觉悟太低，说政府怎么能随便告呢，你又不是小孩不明白事理。告也告不赢，今年你也看到我们抓了多少人，谁能把政府怎么样，再告还要抓，让我保证不再告状才放我回家。”

“还有好长时间是让我说朱久虎和冯秉先的犯罪问题，我没有说。我最苦的还是我的小子做开颅手术那几天，急得我寻死上吊也没用。我逃跑到山上以后所有的担子压力都搁在我小子身上，那群要账的人是每天都来找我的小子，说什么话的都有。什么难听骂什么的也有。小子也彻底被压日踏了，很快就病倒了，拉到宁夏银川做开颅手术，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我的家是完全烂干了。现在的庄户人连饭都吃不开的哪里还有，靖边就有很多。人穷得没办法了，脸面也不顾了。我的三个孙子都送到别人家里面养着，我们大人总不能跑到别人家里吃饭吧。我这种人没脑子，我又相信了政府，我去了两趟乡上，他们说不管，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我现在就是等着看政府赔不赔，要是不赔的话我全家彻底烂包了，我就豁了这条老命。”

“上山”二字在陕北老区民间，有着两种隐晦的意思。一种是如老杨今天一样在山上躲躲藏藏，一种是如毛主席当年在山上“欲与天公试比高”。老杨下了山，是因为他还对党中央保持着几十年的忠诚和信心，可是我们在暗暗担忧，今天的党中央，是否还有如当年一样，为人民撑腰的决心和能力？

10月4日于陕西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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