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已久的阴谋
1999年7月20日，在这个看起来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的日子里，当人们睡梦正酣，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终于可怕地开始。
凌晨四点多钟，床头的电话铃刺耳噪响，将我从梦中惊醒。是上次与我一起去中南海的那位功友打来的。他说，又有重大事情发生了，他要再去府右街信访办，问我去不去。
在这种时间打电话，事情一定非同小可。但那天是星期二，还得上班，怎么办？我犹豫了几秒钟想出一个两全之计，先去信访办看看，反正时间还早，九点才上班，到时候再从府右街直接去单位。
先生也被电话铃声惊醒，我告诉他我的决定，随口问他：你去不去？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私家车，上下班一般都是先生开车接送我，他出差时我就自己开车。
“4.25”他曾强烈反对我去中南海。“六四”以后，很多中国人在震惊、悲痛之余，心真正地凉了。慢慢地，有些人开始麻木，开始接受，开始默认强权；另一些则变得越来越“现实”，只要有钱赚，甚至只要还能有口气喘，还能活得下去就行，其他的都是奢侈品；更有些人还认同，不管你的钱是坑蒙拐骗怎么来的，只要你分给我一勺羹就行。茶馆里虽没张贴“莫谈国事”的条子，但这四个字早已成为许多人思考问题的基础背景。以先生对政府的了解，他担忧的是去中南海的后果。
直到“4.25”我回家后，我们俩还争论了整整三天，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作罢。
但是这次不知为什么，先生居然很快就答道：“去”。我想他一面确实关心与法轮功有关的事，一面也想跟着我，免得我“胡闹”。
我们很快来到府右街，因为才六点来钟，时间还太早，我们照例先到小胡同。小胡同里来来往往有些人，一看就知也是法轮功学员。我们互相打听情况，但谁也说不清楚，只说公安部已在十八个省市同时行动，抓了很多辅导员，抄了他们的家，很可能要全面镇压。
这个消息让我非常吃惊，也让我庆幸自己来对了。我想，今天如果来的人多，可能还有挽回余地，因为反应的人越多，政府越应该重视，可能就不会轻举妄动。
碰到的那些人一会儿就不知去向，我和先生在小胡同来回蹓达，想跟“4.25”那天一样，等信访局上班再到大街去。
蹓达没多久，看到小胡同停着一辆小面包车，车里有好几个警察，看样子像是一直睡在里面。一个年龄较大、看来级别很高的警察从胡同外走到我们跟前问：“是大法弟子吗？”
我听到“大法弟子”四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难道他也是修炼人？因为一般人都会称我们“炼法轮功的”，不会称我们为“大法弟子”。
脑子正转着，还没来得及说话，先生就干脆利落替我答道：“是。”
他的话音刚落，小面包车跳下一个年轻警察说：“我去送他们吧。”说完就让我们上车。我问他带我们去哪里，他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并说他们在车里蹲了一宿，就为今天早上“执行任务”。我想他可能是要将我们带离府右街。
面包车在府右街开得飞快，我看见街两边密密麻麻全是警察和警车，一副戒备森严杀气腾腾的样子。几分钟后我们被带到一辆大公共汽车旁，刚下面包车，就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走过来说：“把包打开！”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下意识把包打开了。女警察二话不说，一把抓过我的包一阵乱翻，将包里的《转法轮》和《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两本书掏出来递给她身边的男警，然后命令我们“上车！”
一切来得太突然，我像呆掉似的机械地上了车。
公共汽车上已有好多人，有人平静，有人情绪有些波动，但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我的大脑好象停止运作。
| 99年7月22日,中共警察在街头抓人(明慧网资料) |
我们的车塞满后就发动，沿着长安街往西开。车上警察一言不发，被抓的人也都默默的。
七点钟左右，公共汽车开到北京西郊的石景山体育馆。除了我们这辆公共汽车，还有好些别的车，有的车跟我们的车一样，装满了被抓的人，有的是警车。执勤的警察忙着指挥这些车开进开出。
洪吟响彻体育馆
我们的车停下后，警察就让我们下来排成一行。体育馆外临时放了好些桌子，桌子后面坐着有的是警察，有的穿着便衣，看样子不是警察，不知是从哪里调来帮忙的。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警察，监视我们一个一个登记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
登记完，警察将我们带进体育馆。好家伙！体育馆里面那么大！阶梯式的看台起码能容纳上万人。
我们进去时，看台的一半都快坐满了，有三、四千人吧。这几千人正在齐声背诵着李洪志先生的诗集《洪吟》。各样的音色还夹杂着两个稚嫩的童音。这可爱的童音在体育馆的大厅里回荡着，特别响亮和悦耳：
“心怀真善忍，
修己利与民。
大法不离身，
他年定超人。”
我的眼泪突然顺着脸颊滑下来，仿佛生命中有个最深的地方被触动了。那天北京闷热异常，体育馆里密不透风，他们也不敢开窗。我流着泪找了一个最高的位子坐下，还是忍不住低泣。
先生一个劲儿劝我：“你别激动，你别激动。”他以为我是为这么多人被抓而激动、委屈。我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我不是为这个，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我更深层的生命预先感知，接下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将要经受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和他们将要表现的非凡勇气和壮举。
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将半个体育馆都坐满了。警察热得汗流浃背，把守着看台出口。那天北京各大体育馆都装满了被抓的人。我们点上的辅导员和其他万余名学员被关在丰台体育馆。辅导员的右肩关节被警察扯得脱臼，她就那样抱着脱臼的胳膊在体育馆待了一整天，多少次疼得要晕死过去。也多亏北京有那么多万人规模的大型体育馆，才解决了将那么多人关在哪里的问题。
我哭了很久才平静，想起是不是已经过了上班时间。
好在先生有手机，我用他的手机给单位领导打了电话，简单说明被关在体育馆出不去的情况。周围一些功友也来借手机，有的向单位请假，有的跟家人联系交代后事，有的试图联络别的功友，传递或打听消息。警察只有几个，忙着在下面把守看台出口，顾不得干涉我们。
电话打了一会儿，先生急忙趁没人借时关机，说是省电，以备紧急情况再用──谁知道情况会怎样演变？
慢慢地，大家的心态不能像“4.25”那天那么平静了，难道就这么被关着吗？他们到底要将我们怎样？外面还发生什么事?一共抓了多少人？全国其他城市又怎样？有个女孩提议大家一起站起来质问看守的警察，凭什么把我们抓到这里?有很多人站起来刚想质问，警察急得声音都变调，厉声吼道：“坐下！这么多人，踩死两个怎么办？”
是呀，我们有好几千人，他们只有几个人，真要“暴动”起来，踩死人的可能性绝不是没有，他们能不急吗？
坐着的学员有人喊道：“守住心性！守住心性！”
这四个字比警察的吼叫有效得多，站起来的人就都坐下了，警察才松了口气，靠着栏杆一把一把地抹汗。
从进到体育馆开始，我的汗流个没完，衣服全都沾在身上，非常不舒服。空气湿得像要流水，好几千人密密麻麻坐在门窗紧闭的体育馆里，极度的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闷热难耐的情形下，所有的人都在尽力克制着，使自己不产生焦燥情绪。不知是谁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放出法轮功的音乐《普度》和《济世》。
平和中正、神圣庄严、略带一丝悲怆的音乐，回荡在体育馆的大厅，带给人佛国世界般的殊胜和庄严。我们跟着这旋律轻吟，好象升华、融进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天地……
不知是谁又带头背起《洪吟》中的诗句：
“乾坤茫茫，
一轮金光。
觉者下世，
天地同向。
宇宙朗朗，
同化法光。
圆满飞升，
同回天堂。”
几千个声音很快加了进去，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庄严，在体育馆大厅轰响着。看守的警察像被定了格似地从看台下仰望我们。他们被震撼着，却不明白为什么。
下午五点左右，过道突然响起密集的脚步声──几十个警察一路小跑冲进体育馆，一两分钟内占据所有信道，一齐立定、转身，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体育馆突然充满了杀气。
片刻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信道口，手里拿着喇叭对着我们喊话，现在外面各个区政府都派了车来接人，如果我们立即跟各自所在区的车回去，政府还拿我们当人民看，以后不要再上街了，否则后果自负！
喊完话他转身就走，挺站着的警察动了起来，开始清场。我们当中有人说，不能走，平白无故关我们一天，抢走我们的书，难道就这么算了吗？至少应该让他们还书。有的人就把手挽在一起，拒绝离开。
| 99年7月22日,中共警察在街头抓人(明慧网资料) |
因为我和先生所在的位置最高，所以几乎最后才清到我们这里。这时警察累得快要坚持不住，衣服早已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
我本来挽著身旁功友的胳膊不想离开，但看见警察累成那样，又起了恻隐之心，不忍再让他在我身上费劲，于是就松开胳膊自行走下去，先生跟在我身后。
天闷了一天，这时开始雷鸣闪电，雨终于下了起来。体育馆外人山人海一片混乱，警察、各区来接人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被抓的人混杂一起，大雨中分不清谁是谁。我和先生在人群中奋力前行，终于找到挂着“崇文区”标牌的大客车，自行挤了上去。
大客车装满人就启动，拉着我们开到区政府门口，天已黑透。我们下了车，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正准备走开，突然听见：“站着别动！有车来接！”
接着有人过来挨个问我们是属于哪个派出所的，一一登记。
等了一会，一辆小面包车急急开了过来，车上跳下一个警察，说是崇文区永定门外派出所的，让户口属于这个派出所的人上车，跟他走。
我和先生同其他五六个人一起上了车，被拉到派出所，我们被分开，单独作笔录，登记姓名、住址、电话号码、什么时候开始炼功、谁介绍你炼功等。我觉得这些没什么不能说的，修炼嘛，堂堂正正，都告诉他们又怕什么？没遮没掩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登记完，他们将我和先生关到同一间屋，好几个警察看着我们。其中一个说，你们就这么闹吧，过两天中央的文件一公布，你们就老实了！哼！“4.25”那天那么多人去中南海！非法聚集！懂不懂？等着瞧吧！
先生开口道：“请问作为一个公民，到信访局上访犯法吗？”
“一个人去当然不犯法。”
“一个人去不犯法，凭什么一万个人一起去就犯法了呢？”
警察答不上来。我在心里暗暗喝彩。没想到先生在我面前反对我们去中南海，在警察面前却这么说。是呀，一件事如果是错的，一个人做是错的，一万个人做也是错的；相反，一件事如果是对的，一个人做是对的，一万个人做自然还是对的。为什么我的脑筋就没这么转过呢？
不知过了多久，等所有人都登记完，我们终于被放了出来。街上凉风吹在身上，才想起一天没吃没喝，突然觉得又渴又饿又累。
我们不敢回家做饭吃，因为先生的父母跟我们同住，我们不想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吃饭，只好随便找个小饭馆，胡乱吃碗面条，尽量带着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回家去。
天安门六四重演
第二天，也就是7月21日早晨，我照常到月坛公园炼功。那时我刚找到这个炼功点，跟点上的人还不熟悉。我发现炼功的人比平时少了些，隐隐听到有人在商量炼完功要去信访办。我虽然也想再跟他们一起去，但想到还要上班，只好作罢。那天北京的各大体育馆仍然人满为患，抓人、关人的模式跟头一天差不多。
7月22日星期四，一早我仍去炼功点。炼到一半，过来两个公园管理处的人，让我们把天天都挂着的“法轮大法”旗帜摘了。我们问为什么，他们冷冷地说是上面的命令。辅导员犹豫一下就服从了，我们第一次在没有旗帜的炼功点默默炼功。
下午我开车到离单位很远的一个证券营业部办事。办完大约三点左右。我上了车起步，习惯性打开车上录音机，听老师的演讲磁带，无意间按错键，把收音机给打开了。
天哪！我听到什么！平时只播放音乐节目的电台传出一个刺耳的男声，高声念着什么批判稿，那语气、那腔调、那架势让我以为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
恍惚间，我好象回到十年前。1989年6月4日的早上，我还在北大上研究生，一起床我到北大三角地的学生广播站，想听听关于那场民主运动的最新消息，听说头天下午局面有些乱，离天安门很近的西单附近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
刚走到三角地，就听到广播里一名男子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在医院里、看到一百、多具、尸体……”说到这里，他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的脑子“嗡”地一下，费力地想：“尸体”？什么叫“尸体”？这个词怎么这么熟？我怎么想不起来？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尸体”是什么意思，因我完全没有想到政府真的会下令开枪！
这时的感觉也一样。我跟傻了似的呆呆听着，那个刺耳的男声将《人民日报》社论《李洪志其人其事》、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和民政部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公告一个一个念过去，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谣言，一个比一个更恶毒的构陷，一个比一个更气势汹汹的“不准”，像十年前的“尸体”一词，让我失去思维能力。尤其是《李洪志其人其事》这篇社论，通篇从头到尾成千上万个字，除了“李洪志”和“法轮功”这几个字不是捏造出来的，其余统统是谣言。他们花了多少工夫来炮制这么多的卑鄙谎言？铺天盖地压将下来，真是让人浑身长嘴都不知从何辩起！……
那天路上堵车，我开了很久都开不回去。收音机里反反复覆播着这些，我想换个台，但换到哪台播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下班后先生开车来接我。我上车问他：“你听说了吗？”
他答：“听说了一点。”
我打开车上收音机，想让他知道详细些。一开收音机就听到“鼓-吹-地-球-爆-炸”，刚听了这几个字，先生一伸手“啪！”就把收音机关了，同时无比不耐烦地说：“什么呀！人家说地球不爆炸！”
先生握着方向盘望着前方，我们俩谁也没再说话。过了好几分钟，先生突然从牙缝里沉痛地迸出：“江泽民疯了。”
亲情攻势
回到家里，平时从不在这时看电视的婆母和六岁多的女儿，正襟危坐看着电视，脸上都挂着发生天大的事情的表情。在路上，我和先生本来商量好回家做饭做慢点，再吃慢点，最好捱到《新闻联播》结束再开电视，这样老人家就看不到我们不想让他们看到的节目了。这样的架势，还不将他们吓死？
女儿看我进门，忙不迭地跑过来，劈头便问：“妈妈，你还炼法轮功吗？”
我看着女儿，尽量若无其事笑着对她说：“炼，不管他们说什么，妈妈总是会炼的。”女儿会心一笑，满意地点点头跑开了。
晚餐在沉闷中过去，谁也不知该说什么。我早早上了床，预备第二天早上照常去公园炼功。刚要躺下，婆母推门进来，哭着对我说：“曾铮，你别再炼功了吧。”
公公婆婆八年前退休就从老家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先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按照他们那一代中国人的观念，老人只能跟儿子一起过活，不能跟出嫁的女儿过。于是多年来我们一直住在一起。
俗话说“家中有个老，当得一个宝”，退休的父母帮助上班的子女看孩子是中国人的传统。我分娩后身体不好，也多亏他们帮着照料孩子，才没有更加狼狈。
但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因为生活理念、习惯及对如何教育孩子的理解不同，难免磕磕绊绊。尤其我身体不好那段日子，家里的气氛时常欠佳，我把婆母气哭和她把我气哭都有过——婆媳不和在中国也是另一个普遍的现象。事实上，现在愿意跟儿女同住的老人或愿意跟老人同住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
炼功后，我身体好了，心情开朗了，以前计较的诸多小事也不再计较了。婆母看着我的变化，欢天喜地支持我炼功，怕我冬天在外打坐冷，还特意用棉花给我缝制保暖的腿套。我们的家庭关系越来越融洽，互相了解很深，所以这时婆母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我根本没打算服从政府的“取缔”禁令。
我坐在床上没答话。我已经从最初的惊异中清醒过来，十分清楚要坚持修炼将很不容易。
婆母继续说道，政府要做到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小老百姓不能和政府对抗，与政府对抗只会害了这个家……。我始终没有吭声，因为我不知该说什么，心中只有一定要坚持下去的不屈意志。婆母看劝不动我，哭着喊：“妈给你跪下了！……”说完她真的就要下跪。
先生急忙过来将她推出房间。我还是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先生在一边自嘲：“这就叫警察晓之以‘厉’（‘厉害’的‘厉’）；亲人动之以情——她跟警察没区别，只是你还不能跟她生气。”
第二天早上，先生劝住我，没让我出去。我在狭小闷热的房间默默炼功，同时像有特异功能似的，不用看就知道婆母一直在门外盯着我们紧闭的房门，半分钟也没放松“革命警惕”。
我无心打坐，只炼了动功便开门出去，公公已做好早餐。婆母看着我们吃完饭出门，什么也没说。
经过炼功点时，我到底还是不甘心，让先生停下车。这时炼功时间还没过去，如果有人在炼应看得见。
我们走进公园，老远就看见炼功点上杳无声响，空无一人。
我的心说不出地空，站在原地望了两分钟后转身离开。
片警紧迫盯人
“取缔”后第三天早上，7月24日，我再次闷在房里炼功。那天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42.5℃。两天前宣布“取缔”时，气温是33℃。两天内温度骤升10℃，达到北京历史的最高点。一早起来，天已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那天星期六，本是休假日，可是先生跟人约好要谈一件工作的事，我们便商量带着孩子一起去，他跟人谈事时，我带孩子到旁边有空调的商场避暑，等他谈完再一起去游泳。那么热的天，除了游泳没法干别的。
吃过早饭正要出门，突然响起“咚、咚、咚”打门声。婆母打开门，一名人高马大的警察一步跨进，堵着房门，指着我和先生说：“你们两个，跟我走！”
婆母的头“嗡”地一下，差点晕了过去。她使劲定神，才看清来人是片警吴兵，她认识。在中国大陆，除了身份证，每个城市居民还有“户口”，按居住所在地分别归派出所管，每个派出所将管辖范围按地理位置划成若干“片”，所谓“片警”就是负责管辖这一“片”的警察。片警平时老在这一片转悠，所以婆母认识他，我们这些上班族不大在家，跟他们没打过什么交道。这个吴兵我就好象从没见过。
婆母陪笑脸问：“小吴，这么大热天，您还跑来。这是叫他们去哪儿呀？”
“去哪儿？派出所！炼法轮功的都得去！”
婆母倒吸一口气，心想：真是怕什么有什么啊……我儿媳妇炼法轮功也没跟谁汇报，这片警怎知道？难道他们早就盯上了？这回可完了！捂也捂不住了。她不知道“7.20”那天我们至少登记过三回，早就上了“黑名单”。
先生说：“对不起，我今天有事，已经跟人约好，马上就得走。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行吗？”
“什么？！你再说一遍！？”
吴兵显然没料到先生在这个当口居然敢拒绝。他吸口气，似乎要伸手去揪先生的衣领，女儿突然跑过来问：“我们还去不去游泳了？”
只听“啪！”的一声，婆母反手一个耳光扇在女儿脸上，嚷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懂事！没看见叔叔在跟爸爸说话？”
女儿瞪着大眼望着奶奶，吓得好半天都哭不出声。平日她就是要吃星星，奶奶也一定上天给她摘一个；不管任何时候奶奶永远是她最可靠的同盟军，别说打她了，就算她做了再大错事，奶奶也一定变着法子护她，让我和先生没法教育，常常弄得我们很头痛。今天什么错都没犯却居然挨了打，这实在超出她小脑袋瓜的理解能力。
女儿好容易从惊吓中反应过来，撇撇嘴刚要哭，婆母一把捂住她的嘴将她拉开，同时转头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这一巴掌打在她孙女的脸上，却差点把她自己痛死。
吴兵摘下帽子抹一把汗，看了婆母和女儿一眼，稍微犹豫一下，然后像有了人质有恃无恐地对先生说：“好，就让你先去办事。你晚上到派出所来，今天我值班。”
我请他等我一下，换套衣服再走。天那么热，我炼完功衣服早湿透了。
“我回派出所等你。你换完衣服自己去。”
说完他也不等我，转身走了，一脸“谅你也不敢不去”的表情。
我洗把脸，换套衣服走出门。婆母追到门口，对着我的后背半嘱咐半哀告：“到了派出所好好说话，可千万别跟人强！”
天又热又闷，像蒸笼一样。我到了派出所，吴兵已准备好“问讯笔录”的公文纸。母亲在法院工作，我帮母亲整理法律文书时见过这种纸，只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问讯”做“笔录”。
“问讯”照例还是从姓什名谁开始，只不过这次更详细地盘问炼功点的情况，你是不是辅导员、谁是辅导员、你平时跟谁联系、经常到谁家、参加过“4.25”、“7.20”没有等。
问完这些，他板着脸皱着眉，训斥犯人似地问：“李洪志改过生日你知不知道？！”
《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渲染一件本来是很平常的将弄错的生日纠正过来的事情，并说李洪志先生改生日是为了说他是释迦牟尼转世，好让信众盲从。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向我压了下来。一夕之间，天地就被翻转，一种比大地还沉重却无形的东西弥漫在空中，跟闷热难耐的天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吴兵因听信谣言对法轮功产生的天大误会和敌意夹在这种东西中，已不是急切之间能消除的。
我顶着压着我的那个东西，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实话实说，同时还得争取打消他的误会和敌意。我慢慢说道：“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师父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炼法轮功，是觉得这个功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才炼的。我们不搞个人崇拜。我们老师所有的书我都看过、所有的演讲录音我也听过，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明示或暗示他是释迦牟尼转世。”
我的回答似乎很出吴兵意料。他停了几秒，还是按设定的程序嚷道：“炼法轮功炼死了1400人你知不知道？！”他的腔调所含的仇恨好象那“1400人”统统都是我杀死的一般。
我顶着他的仇恨，还是缓缓地说：“那些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炼法轮功真能炼死人的话，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些炼功的，同时也早就没有人敢炼了。我只能说，我炼法轮功效果很好，我周围的人炼的效果也很好。我父亲炼功后，二十多年的高血压、咽炎、气管炎全好了，多少年戒不掉的烟戒掉了，连十几年的老花眼都炼好了，现在他快七十的人了，不戴老花镜看书比以前戴着老花镜看得还清楚。”
我说得很慢，他机械性地将我的话一字不漏全记下来。看着他的记录，我感到压在头上的东西似乎轻了些。
他又问我：“你家里有法轮功的旗帜、横幅和标语什么的吗？”
“没有，辅导员才有。”
话一出口，我立刻后悔：我这么说，难道是想向他表白我不是辅导员吗？而且我还把辅导员给出卖了。
他果然追问：“哪个辅导员有？她姓什么？住在哪里？”
这次我不会满足他了，再说我的确不知道辅导员姓什么、住哪里。
他看我确不知情，又换了副推心置腹的口吻：“你家里有法轮功的书吗？”
“有。”
“都有哪些？”
“有《转法轮》、《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
我正要将自己所有的书都一一报出来，突然意识到：不好！他问这个干什么？莫不是要去抄家？
我赶紧打住说：“我的《转法轮》7.20那天搜走了。”
“嗯，搜走了。有炼功磁带吗？”
“有。”炼了法轮功，学会的第一条就是任何情况都不能说假话，我只能说有。
他将问话和回答一一记下来，然后让我在笔录上签字。
签完字，他像是完成任务似地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他跟着我走到门口，突然叫住我，还是以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说：“你回去写个保证，晚上让你爱人带来。让他也写一个。另外把你的《转法轮》二卷和炼功磁带也交上来。自己交了，我就不去给你抄个底儿撂了。家里有老有小的，咱们也算是乡里乡亲，何苦呢？”
我不置可否支吾一声，他认为我是答应了，便放我回去。
回到家，脑子又有点不转了。两天前婆母要求我放弃修炼时，我曾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可没想到考验这么快就来了。交不交书？写不写保证？交了书、写了保证还算不算修炼？可不交不写的后果是什么？抄家？坐牢？
我拿出从报纸上复印的公安部“六不准”通告，仔细又读一遍：
“1、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悬挂、张贴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条幅、图像、徽记和其他标识；
2、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散发宣扬法轮功的书刊、音像制品和其他宣传品；
3、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聚众进行“会功”、“弘法”等法轮功活动；
4、禁止以静坐、上访等方式举行维护、宣扬法轮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5、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
6、禁止任何人组织、串联、指挥对抗政府有关决定的活动。”
我终于发现这个“六禁止”中没说不许一个人独自在家修炼。我脑里又浮现吴兵让我写保证和交书的表情。他在强烈暗示我，只要我随便写个保证、交两本书“唬弄”一下，能让他对上面有个交代，他就会放我一马，不会认真跟我计较有没有在家继续炼，而且他已相信炼法轮功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我没有多想便接受他的暗示，写了一份只有三行字的保证，保证遵守公安部通告、遵纪守法等，但没有提法轮功。然后我找出一本《转法轮》（卷二）、一盘旧磁带，将炼功音乐转录到上面，准备好让先生带到派出所去。
先生回来看了我的保证，便照着写了一份。晚上他带着我们两人的保证和书、磁带去了派出所，没多久就回来了。
就这样，我和先生好歹过了这关，保证写了，书和炼功磁带也交了，吴兵大可向上汇报：我所管辖的这两人已乖乖听话，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
这时，无论是镇压政策的制定者，吴兵这样的警察，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都认为党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发动这么大的宣传攻势，所有的“骨干分子”抓的抓、关的关，所有法轮功的售书点吓得把书交的交、藏的藏，这法轮功一定在三个月内就“树倒猢狲散”，从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
家监狱偷炼功
7月20日被关在石景山体育馆时，我曾向旁边的一位功友提起，我的《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被抄走了，这本书当时刚出版不久，是我唯一一本，因此我心里很难过，后悔不该带这本书出来。那位功友当即向我表示他还有富余的，可以送我一本，于是我们约好星期日，也就是7月25日早晨，在天坛公园门口见面，他将书给我。
我们定下这约时，谁会想到两天后的变故？“取缔”令一下，我家立刻变成监狱，看守就是婆母，义务上岗，不拿国家一分钱，可干得比拿工资的警察还要“尽职”。星期天早上我可怎么去赴这个约？
更糟的是，我当时既没问那个功友叫什么名字，也没留他的电话，想通知他我不能赴约都不可能。
从星期六的晚上我就在动脑筋，第二天怎么才能出去，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招儿，只盼在我已经两天没有出去炼功的情况下，婆母会稍放松一点警戒。
星期天早上五点多，我轻轻下了床，拉开一条门缝往外看，还好，屋里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看来婆母还没起床。我暗呼侥幸，蹑手蹑脚洗了脸，回到房间换上衣服，拿好自行车钥匙，准备一溜烟跑掉。
我再次轻轻拉开门，却吓了一大跳，婆母直挺挺平躺在门前，两眼直勾勾瞪着天花板，一脸的“誓死捍卫”，听到我开门的声音立即厉声：“曾铮！你今天就是把我杀了，我也绝不让你出这个门！……”
我被惊得退了半步。婆母一骨碌坐起来，开始哭天抢地，一边重复一些电视上骂法轮功的话，一边说她活不下去了，要抹脖子上吊等。
我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除了傻呆呆地看着、听着，不知该怎么办。
孩子也被吓醒，坐在床上跟我一样傻着。
婆母号得差不多了，开始逼我承认电视说的都是真的，李洪志如何如何是个政治野心家、大骗子等。
从小到大我的性格就非常软弱，没法跟任何人吵架，每次都是还没开口，就只剩下浑身哆嗦的份。
这时也一样，听着她重复着电视的谣言，我只觉一口气堵在胸口，憋得我半天才直着脖子说出一句话来：“我长这么大还没学会说瞎话！”
女儿终于哭出来，边哭边说：“你们还做不做饭了，我饿了……”
女儿长到六岁多，从没见过家里人争吵。她知道平日奶奶最关心的便是她的肚子饿不饿，家里最重要的事便是要做好饭，她以为这么一说，一定能将奶奶的注意力分散，停止与我争吵──难为她小小年纪，便有这个心机。
谁知她不问还好，一问倒招来奶奶新一轮的哭天抢地。婆母两手拍着大腿道：“哎呀呀！不活了！一家人饿死算了！死光了省心！……”
先生不知何时起来，走过来将我推到房间去坐着，他走出去带上门，在外面跟婆母低声说了些什么，半晌只听婆母又叫：“你甭蒙我！什么拿书！她就是书看多了才中毒那么深的！噢，就她现在这个思想基础，就算她不是打算去炼功，她要到了公园，只要看见有人炼，那她还不两腿一盘也坐在那儿？现在风声这么紧，连不得给人家连锅端了？你不想要老婆，我孙女还要妈呢！……”
先生回到房间，对我说：“我看你今天就算了吧。”
从那以后，我每天闷在小房间炼功，连音乐都不敢开，唯恐被婆母听见再刺激她。那个夏天印象最深的就是热，十来平米的小卧室关起门来，活脱脱就是一个蒸笼，加上打坐时的剧烈疼痛，每天炼一次功都跟洗无数次桑拿浴一样，不知要流多少汗。
婆母每天都盯着我的脸看。她拿不准我还在炼功没有，又不肯直接问我，她认为就算她问我也不会承认，只好天天趴在我们门上听，自己跟自己较劲，神经绷得比弦还紧。
一天早上，她实在受不了这种压力，一阵冲动拿了房间备用钥匙，猛一下捅开我们的门锁，连门带人摔将进来。门撞到后面的墙上，发出“光！”的一声巨响。
正在熟睡的先生惊醒，弄不懂发生什么事，迷迷糊糊又不耐烦地问：“干嘛呀？”
婆母冲进来，本是想验证自己的怀疑，谁知她进来得就那么不巧，我刚炼完功不到两分钟，正在穿衣服。她提了那么大的劲冲进来，什么也没抓到，又意识到自己这样冲进儿子儿媳的房间有多么不合适，不禁又羞又急，一扭脸跑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就哭，早饭也没吃。
“排山倒海翻恶浪”
那个夏天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是那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造谣宣传攻势。中央台《新闻联播》从平时的半小时增加到一小时、一个半小时，而且不管换到哪个台，永远都是攻击法轮功的节目。
以前晚饭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是一天最轻松愉快的时刻，有好节目呢就看两眼，没有好节目呢就跟孩子玩儿，互相说说一天的见闻。可现在，每天这个时候是我一天中最痛苦的。节目恶毒不说，更让我难过的是，我眼睁睁看着公公婆婆一点一点相信电视的谣言，开始仇恨法轮功和“利用法轮功学员与党和人民作对的幕后操纵者”。我的心像有万条毒蛇噬咬一般痛楚，却又不敢向他们解释、澄清什么；他们的神经已处于崩溃边缘，我不敢再去碰触。
有一次，婆母看到电视中伤法轮功“组织”赚了多少多少钱时，略带讽刺地问我：“你学功花了多少钱啊？”
我试图解释我学功一分钱也没花，婆母胸有成竹地说：“你买那么多书难道没有花钱？”
是的，因为我经常买书送人，确实花了不少钱。但他们不知道，盗版那么盛行，法轮功的书也没能幸免。我买的书都是盗版的；盗版的书卖得再多，作者也拿不到一分钱。
他们更不知道，当别人在为自己的著作权受侵犯而打官司时，李洪志先生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被问及盗版的书能不能买时，李先生多次说，盗版的书只要是内容无误就可以看，没有问题；后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建立网站后，更将所有的法轮功书籍都放上了网，全世界的人都可一分钱不花就下载所有的书，还包括教功录像、炼功音乐、演讲录音带、光盘等。要想以功法赚钱，这么做不是将自己的财路都断光了吗？
然而，当我向他们解释这些时，他们却再也不相信，脸上表情满是不屑：“不赚钱？可能吗？党的话你不信，你去信一个江湖骗子？”
我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回到房间默默流泪。眼泪似乎能缓解一点痛苦，但我还不能恣意地哭。孩子看我不见了，一会儿就该来找我了。公公婆婆若知我为法轮功能痛到这种程度，更该夜夜睡不着觉了。
那个夏天，我每天都在反复告诫自己：我是一个修炼的人，他们可以崩溃，我绝不能崩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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