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几种方式就比较“高级”（更为邪恶）了。
第四种方式是随意抛弃道义原则进行自我败坏带动统治下的人们的道德败坏。比如，在共产邪魔早期，共产邪魔也跟着人讲“艰苦朴素”，自己也人前人后地摆样子，穿个补丁衣，吃个南瓜饭，它更是拼着命地“教育”人民要“艰苦朴素”，严厉要求人民“艰苦朴素”。但是，随着统治的延续，“艰苦朴素”就被共产邪魔毫不珍惜地彻底抛弃了，辅之以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要顾及国家的形象”，从而大规模地在社会上掀起奢侈浮华之风，为共产邪魔自己唱赞歌，鼓动人民的物质贪欲，破坏人的道德，败坏社会风气。这时人们才看清，共产邪魔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要搞“艰苦朴素”，而只是因为当时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逼得共产邪魔不得不装成“艰苦朴素”，又要借此堂正之名号来要求人民“艰苦朴素”，为共产邪魔夺取政权“出汗马力”，而又能“少吃草，不吃草，多跑路，跑快路”。所以，对于“艰苦朴素”，共产邪魔是“非不弃也，是为用也”，对于其早期没有进行“奢侈”，共产邪魔是“非不欲也，是缺物也”，而对于后来的大搞奢侈抛弃“艰苦朴素”，共产邪魔是“非不乐也，是嫌迟也”！又比如对待“腐败”，共产邪魔在早期夺权过程中极力地抓住国民党的“腐败”作文章，建立政权之后，统治阶层开始是以得到政治特权的方式进行隐性的腐败的，绝对的反对公开化的财物腐败。以便塑造共产邪魔自己“清廉”的形象。而在80年代，开始了最初的直接权钱交易“腐败”形式，共产邪魔一路绿灯，不管不问，成为1989年学生反“官倒”请愿的重要诱因之一，共产邪魔向人民祭起屠刀，屠杀请愿学生，致使社会全面“腐败化”。这一过程中，人民的心灵被极大地伤害和腐化，道德堕落，日下千里，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的盛行使人们重利轻义，社会各种丑陋现象也在此基础上因风见长。
第五种方式就是通过共产邪魔的历史行为将无上真理“真善忍”恩赐于它的正理之正面内涵破坏贻尽，而将自己的荒谬行为强挂在此正理的名头之下作为新的内涵，使人们对这些正理的看法和态度发生恶性的转变，从而间接地影响、左右和颠覆人民对于无上真理“真善忍”的态度。比如共产邪魔把自己隐瞒真相，扭曲事实或者无中生有捏造的“事物”当作事实，然后喊“实事求是”，得出极为荒谬的结论。典型例子就是“大跃进”中把捏造的“亩产13万斤”之类的“卫星”当作“事实”，按照虚报的产量征收粮食；又如1989年屠杀请愿学生，直接就把他们说成是“反动暴徒”，然后按照对待“暴徒”的方式进行清洗和屠杀；再如不愿屠杀学生的赵紫阳被说成“犯错误”，支援镇压人民的江氏被提拔成为共产邪魔的“第三代领导核心”。这里，“实事求是”成了掩盖谎言的逻辑思维模式，改革“为人民服务”成了受迫害的真实原因；保持“稳定”成了屠杀的借口。
第六种方式是把已经被共产邪魔强行替换了内涵和外延的“正理”当成自家的私有物，任意扭曲变化其内涵和外延，试图以此混淆视听，替换无上真理“真善忍”本身。共产邪魔把无上真理恩赐于它的“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和“稳定和谐”当成了私家产物，任意歪曲，随意替换其内涵，肆意缩放其外延。例如，将“假事”当成“真事”，利用“实事求是”去找“规律”；把“真事”当成“假事”，然后任意捏造出不真实的“假事”当成“真事”再利用“实事求是”去找“规律”。无论有没有真的违反法律，危害社会，当共产邪魔需要镇压时，就把被镇压的人从“人民”的范畴中剔除出去；而明明是谋取私利，危害广大人民利益，危害社会正常发展的行为却被强行解释为是“为人民服务”。共产邪魔的邪恶危害了社会，民众表达不满或者试图纠正其错误做法时，往往被共产邪魔倒打一耙，说成是导致“动乱”的因素，是“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制造者，是“对抗国家，对抗社会”的行为，会引起社会的“动乱”。而民众直接按照无上真理“真善忍”去做，彻底抛弃共产邪魔的歪理邪说，共产邪魔却又极力反对，残酷迫害。你讲“真”，它讲还是要按照共产邪魔“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你讲“善”，它说要在共产邪魔的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你说“忍”，它污蔑说不要成为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因素。它拿无上真理“真善忍”恩赐它的正理任意扭曲变异之后，反过来去衡量要求限制迫害无上真理“真善忍”本身。此行为之荒谬绝伦之处，非世间常人能施行。
第七种方式是“合理化”一切邪恶，抹杀无上真理“真善忍”与共产邪魔之“假恶斗”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对立。共产邪魔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邪恶行为被暴光之后，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共产邪魔的最后一招就是“合理化” 其邪恶行径，彻底抹杀“真善忍”与“假恶斗”的根本区别和对立。其中，“中国特色”和“内政”被其反复利用，什么样的邪恶都是“合理的”，是因为这是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共产邪魔教导中国人民不要“奢望”中国和外国的“可比性”，因为中国有“中国特色”。比如，屠杀请愿学生在外国是不行的，但是在中国是“必要”的，因为在中国不能放任学生被操纵引发“动乱”。而国际社会也常被共产邪魔指责在“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下”不断的“干涉中国内政”，比如1989年学生被屠杀，中国大陆的人民人权受侵犯，比如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谴责全被共产邪魔说成了“反华势力干涉中国的内政”。至于彻底抹杀“真善忍”和“假恶斗”的根本区别和对立，就是说你完全是按照“真善忍”做的，共产邪魔却要把你的任何行为都要抹上“假恶斗”的色彩；而共产邪魔自己纯粹的“假恶斗”邪恶行为，它也要通过各种说法，强力解释和强盗流氓思维给其邪恶行径批上“真善忍”的画皮外衣，蒙骗世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共产邪魔的特有谬论：你的“真善忍”和我的“假恶斗”其实差不多，其实是一样的，你无法完全做到“真善忍”而带有“假恶斗”，我的行为客观上是“真善忍”的，我们是彼此彼此！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共产邪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组织，而且是一个极其邪恶流氓化的黑帮政治组织；但是它为了维持对根本就不参与，不涉入“政治”的法轮功修炼人群的残酷迫害，极力把这一群不求世间利益权势，念在方外的人描绘成“有国外政治势力支援”，“组织严密”，可以“亡国亡党”的庞大的“反动政治组织”。
第八种方式是利用国家暴力机器，直接对无上真理“真善忍”进行迫害。迫害的基本方法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和“肉体上消灭”。对于坚持“真善忍”真理的修炼者从精神，经济和肉体进行任意非法的迫害和摧残。利用一切人性弱点逼迫修炼者放弃对真理的信仰。当无法实现自己的邪恶意图时，无法剥夺修炼者对真理的坚定信仰时，就对坚持修炼的民众予以肉体上的毁灭性残酷迫害。
第九种方式是威逼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参与对无上真理“真善忍”的迫害。这使中华民族整体在道德上长时间被“邪魔化”，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对真相的无知中被强行灌输对“真善忍”的仇恨心理，在迫害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参与，配合和推行对无上真理“真善忍”及其修炼者的迫害，上违天理，下触国法，而犯下滔天罪孽，遭奇祸恶报，自己毁灭自己。而其中很多人，却本来是在无上真理“真善忍”的救度范围之内的人，正是由于共产邪魔的谎言，邪恶和残酷牵连政策将其推上了自我毁灭之路。这一切使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在道义，人权和道德上承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灾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共产邪魔极其邪恶的行径，神人共怒，天地不容；共产邪魔的最后彻底覆灭下场也因此而被判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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