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9日讯】4月和8月﹐浙江东阳花溪村民抗议水污染﹐和警察发生冲突﹔浙江新昌村万民抗议炸药厂造成的水污染﹐7月与当局发生冲突。河南农民大骂当地政府失职﹐水污染害死他们的亲人﹔

化学及工程新闻(C&EN)报导﹐在中国﹐农民抗议越来越多。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政经教授李连江(Li Lianjiang)是中国农民抗争问题的权威。 他说﹐几年前, 农民主要对苛捐杂税不满﹐现在﹐农民面对的是强占土地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据中国官方统计﹐2004年发生的农民抗议是74,000起﹐而在1993年﹐按官方常用词说﹐这种“公开事件”是10,000起。

目前﹐如果中国的公司愿意﹐它们仍然可以制造污染。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中国环保问题专家伊科瑙米(Elizabeth C. Economy)在《河流发黑：环境对中国前途的挑战》一书中写到﹐中国的环境法模棱两可﹐各地官员可以自行解释﹐公民起诉污染源因此很难立案。

同时﹐中共国家环保局(SEPA)作为环境保护的最高机构﹐既没有实权﹐它的影响力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加强。 11,000家各省﹑ 市﹑镇﹑村的环保机构名义上归国家环保局管﹐实际上可以为了当地政府的利益钻法律的空子。

非政府组织“淮河卫士”的发起人霍戴山(Huo Daishan)说﹐淮河水系统污染造成的疾病比水俣病(Minamata)还严重 ﹐当然﹐水治理有些成效。今年初﹐当局被迫承认, 国家治理淮河的10年规划完全失败, 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配合。 他说﹐可这是国家最高决策部门国务院的决定﹐闹成这样太让人难堪了﹐25亿清污拨款就这么打了水漂。现在﹐那里的污染更严重。

中国的环保先驱之一唐锡阳(Tang Xiyang)说﹐其它环境污染也许正在发生﹐“但是﹐媒体不会报告它们﹐如果人们不知道, 又怎么这些解决问题”。他说﹐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公众普遍缺乏环境意识的结果。“在西方, 你相信我们属于大自然, 但是﹐在中国﹐人们相信环境属于他们”。

香港浸会大学李教授说﹐在中国的决策者的心目中﹐经济增长比环境保护重要﹐这是全国各级政府官员普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原因。

另外﹐“中国人也许有参与(环保)的热忱, 但是苦于没有渠道”﹐而且﹐或许由于腐败﹐地方官员没有充分的向国家政府报告当地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除了国家环保局外﹐各地环保机构都是要创收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公司通过给地方环保部门交费的办法得以继续制造污染。“当地方政府缺钱花了﹐他们就去检查当地的公司﹐等他们回来, 资金问题就解决了”。伊科瑙米称﹐ 那些污染严重﹑投诉多的公司只要多交钱就过关了。

李教授指出﹐法律在中国越来越细, 请不起律师的农民只好买法律书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有法律, 农民的诉讼绝对可以立案,是地方政府违法了﹐这使农民处在一个更没有力的位置”。

破天荒的﹐有些胸怀理想主义的律师会同情农民的境遇﹐像北京的张晶晶(ZhangJingjing) ﹐她接了花溪村民的案子。她对香港的南华早报说﹐法庭受理农民的案子可能防止暴力冲突﹐这个案子就是花溪村民暴动后她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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