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辛:小议“出版自由”及其它

梁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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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6日讯】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扛起革命大旗,就在向军阀、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因为,马克思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但是,当中共取得政权之后,首要的手段就是牢牢控制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起过去的反动政府有过之无不及。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呢?这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毛泽东的逻辑“自由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似乎是一个理由。那么谁是反动派,靠什么标准划定呢?当初国民党一党专政,曾把共产党视为“非”,当作“反动派”;如今,换了人间。共产党倒过来把对方的残渣余孽视为“反动派”,把拥护新政权的人划归人民范畴。这还不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在做怪么!

一个号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在取得政权后,本应与人民血肉相联,建立鱼水关系;为什么入城之后,一旦做官当上老爷,心理上竟变得脆弱起来,表现得那么没有自信,经不起一点风浪的考验了呢?

不记得是哪位先哲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后贤,今天对不同意见却视若水火,充满畏惧,生怕“中毒”?心虚到忘记了“真理愈辩愈明”的道理;而对我们过去一贯反对的专制独裁的那一套,学习得却很到位,甚至有过之。

纵观世界,如今像中国大陆那样奉行独裁专制的“一言堂”国家,已经不多了(不是没有,只是极少),大多数都是言论开放,新闻出版自由。如美国、英国、日本等等,舆论自由度都是较高的,并未见动摇其执政者的地位,也未影响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拿我国香港特区来说,回归后保留了传统的言论出版自由,并没有影响其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政治经济的发展;居民照样过着正常的精神生活,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有什么必要担心“橘子到了淮北就会变成枳”呢?

马克思当年批评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制度,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 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存在一种形式呢?……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即官方的色彩!”

许多仁人志士为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迎来的新政权──自己的政权,却要压制自己阵营中的不同声音。这又是为什么?

听说今年十一月中央要隆重纪念胡耀邦百年冥诞。官方拟为胡氏出版全集,但规定必须由中央文献部门主编,实际上已交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在审阅定稿,按照中央口径编排,对已有的稿件大加删削,伤筋动骨,已非原貌。究竟有什么忌讳,一定要加工后才能面世,因尚未见出版物,不便置评。但人们已有思想准备,对经过删削的官方钦定的版本,不抱什么信心。虽然有言在先,限定“不得在境外出版”。可是,你管得了内地,管得了海外么?不提这一“限”倒好,既然提醒了,则无异于暗示海外的出版机构及时做好拾遗补阙的工作,就像对待《往事并不如烟》那样。捷足先登者,应该感谢中央有关部门给你们提供了发挥特长的赚钱机会。也许,这正是当局所期待的效果。无以名之,就叫“掩耳盗铃”,或是“欲盖弥彰”吧。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掌门人,在对待历史人物的处置上的“特色”。

2005/10/22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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